李维汉，1896年6月出生于湖南长沙县高桥乡一个清贫知识分子家庭。1917年考入湖南一师，辛亥革命后与毛泽东、蔡和森一起成立新民学会，1919年10月赴法留学，后往德国，1922年回国，经毛泽东、蔡和森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陕甘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等职。在统战部部长岗位上工作13年，为统一战线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
　　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将中央城工部改组成立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李维汉任部长。李维汉在中央领导下，主管统一战线工作和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具体工作，并于新政协筹备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第一小组组长。
　　第一小组的职责是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任务下达后，他与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从香港和国民党统治区来解放区参加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接触，商谈新政协的有关事宜，特别是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问题。
　　新政协筹备工作期间，常委会一共收到30件团体的和个人的要求参加新政协的书面请求。李维汉在会上提出处理这些请求的基本指导思想。他说，首先注意政治严肃性，严格分清敌我，拒绝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和反动分子；同时在此基础上强调团结的广泛性，尽可能多地容纳各个方面的团体和代表人物，务必使一切为革命做出贡献的团体和代表人物都能适当安排，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于是，他带领小组成员，拟定了具体要求：一是这些要求参加新政协的政治派别和团体中，有些在解放战争期间对革命虽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其组织成份复杂；有些并无民主运动的历史和实际表现；有些在解放战争时期还有过反动行为；还有些则是极少数反动分子或政治投机分子临时拼凑起来进行招摇撞骗的反动组织。总的说来，都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参加新政协的标准，因此，作为单位，不能邀请参加。二是对他们中有民主运动历史并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分子，在他们的政治派别或团体宣告结束以后，邀请他们以个人身份参加政协或在工作上做适当安排。三是对他们中的一般成员，只要不是反动分子，都给予学习和工作的机会，愿意参加其他民主党派的，帮助向有关党派推荐。四是对于当时同美帝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关系密切，并仍为他们服务的团体，如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教会），则予以解散。但对他们举办的事业，在接管以后加以改造，使之为人民服务。其中的工作人员，酌情分配适当工作。总之，既要坚持政治上的严肃性，又要实现团结的广泛性，扩大统一战线的团结面。
　　确定新政协参加范围
　　在处理这些请求的基本指导思想确立后，最后还确定了一条最重要的条款，即“新政协参加范围，由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许参加”。这样，就为新政协的召开做好了政治和思想上的准备。
　　本着这样的原则，在工作中李维汉较好地处理了问题。如孙文主义革命同盟（以下简称孙盟）是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政治派别。它的前身是中国农工社会党。早在1944年，国民党内一部分反蒋分子在座谈会的基础上形成两个小团体，即农工社和大众社。1945年这两个小团体在国民党当局的压迫下无形解体。追至1947年蒋介石彻底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以后，原农工社和大众社的成员在南京发起组成中国农工社会党。该党成立后曾派人去香港同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联系，要求作为民革的一部分。当时，朱蕴山代表民革表示欢迎，同时要求他们更改党的名称。1948年春季，中国农工社会党改名为孙文主义革命同盟，但并未并入民革。孙盟的主要负责人有许闻天、邓昊明等。
　　孙盟的政治主张的积极面是联共反蒋，要求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在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前，曾派人同苏北中共党组织和解放军取得联系。后来也曾派人去香港同中共在港负责人联系。它的领导层中也有个别共产党员参加。对于中共的“五一口号”，孙盟曾在口头上表示响应。
　　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期间，曾有人提出孙盟是否作为一个单位参加政协的问题。经第一小组研究，认为孙盟里边确有一部分民主人士，有些人还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这个团体对革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其组织成份复杂，不宜作为一个参加政协的单位，必要时，可个别邀请其中的代表人物参加。
　　6月19日，李维汉在新政协筹备会全体会议上作《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草案）》的说明时，提出了第一小组的这个意见，获得了筹备会的同意。
　　1949年7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许闻天来京商谈孙盟的事。李维汉同许闻天谈了话，肯定孙盟过去为革命做了有益工作，同时举出该盟的重要成员如刘不同等作例，指明这个团体的成份甚为复杂。建议许闻天考虑孙盟自行结束，成员可以个别参加民革。许闻天表示同意。随后，许闻天、韩梅岑、侯桐等孙盟中央及一些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在上海集会讨论，一致同意孙盟结束活动。1949年8月2日，孙盟在沪宣告解散，并由新华社发了消息。1949年9月下旬，新政协筹备会特邀许闻天、邓昊明以个人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1月，许闻天、贺耀祖、湛小岑、胡庶华、金绍先5位原孙盟负责人，参加了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
　　化解矛盾理顺情绪
　　在政协筹备会期间，曾发生了柳亚子对自己的政治安排不满的情况。柳亚子是毛泽东亲自电报邀他来参加政协会议的，在众多的过江名士中，他是被普遍看好的实力派人物：在1948年中共中央邀请各党派代表、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名单上，他名列第五；作为国民党“三仁”之一，他曾任民革中央秘书长，时任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2月28日，即在他到达北平的前20天，李济深主持民革第一次中央联席会议，推选出席新政协代表，柳亚子居然被排除在外（后来民革的政协代表由6人增至16人，他才被补入——作者注），连代表资格都没有，就连中共领导的“文联”、“作协”这样的文化团体的领袖职位也没他的份儿，他感到十分失意。他觉得，周恩来自进入北平这几天，几乎每天都设宴款待各个方面的头头脑脑，而独独将他晾在一边不闻不问。他认为，这不是赴一顿宴席的问题，而是政治待遇问题，表明一个人在中共领袖心目中的地位。 　　一天，柳亚子想去西山碧云寺参拜孙中山先生的衣冠冢，要接待部门安排车子。当时，中共中央初入北平，百事待举，车子实在不够用，工作人员认为柳亚子去西山不一定非要派车不可，就没有派车。柳亚子很生气，便写信给相关负责人连贯，并请转告周恩来。连贯认为这等小事不能去干扰忙得不可开交的周副主席，便未将柳亚子的话转告给周恩来。而柳亚子却以为是周恩来不理睬他了。
　　无独有偶的是，柳亚子被从六国饭店安排到颐和园居住后，有一次到西苑逛市场回来后，门卫没有认出他，挡住他问“找谁”，柳亚子顿时生气了：“我在这里住七八天了，你还不认识我？”他以为是门卫有意刁难他，就举起拐杖打门卫，门卫举起右手接住他的拐杖，就是不让他进。最后几个便衣警卫看见园门口围了一群人，走过去才发现是柳亚子在与门卫吵架，赶紧制止住门卫，向柳亚子做了门卫制度的解释，请他进园。
　　还有一次，因为食谱问题，柳亚子和生活管理员发生了争执，柳亚子打了管理员一记耳光。这位管理员在部队上当过连队的副指导员，是中央机关从军政大学学员中选调过来的，被柳亚子打了一个耳光后，他怎么也想不通。此事很快就被报到周恩来那里。日理万机的周恩来特意来到颐和园，在听鹂馆宴请柳亚子。
　　周公礼遇，柳亚子十分高兴。还未待柳亚子开口，周恩来便很客气地向柳做了解释：“柳先生，我们进城不久，许多事情安排不周，请先生谅解……不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不一定在政府里就不安排重要职位，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也不可能都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希望柳先生把眼光放远一些，多加保重，今后有的是工作请你做。”
　　最后，周恩来叮嘱，“凡是柳老要求的，必须完成，他没有提出来的，我们也要想到。不要担心经费超过标准，这里不是陕北，也不是西柏坡，北平有高级市场嘛！”
　　1949年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柳亚子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同年11月，民革举行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柳亚子再次当选为民革中央常务委员。
　　在这个问题上，李维汉作为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主要负责人，他配合周恩来做了许多的化解矛盾、理顺情绪等方面的思想工作。他还同许多要求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团体和个人分别谈话，向他们反复地进行说明解释。
　　前后经过3个多月的协商、酝酿，终于确定了一份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地区、军队、人民团体和特别邀请的5个方面、45个单位662位政协代表名单。这个名单具有极大的代表性和广泛性，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空前大团结。
　　李维汉为筹备新政协做了大量工作，周恩来在总结新政协筹备工作时说：“维汉同志出力最大。”当中央统战部同中央组织部把代表人选和各项统计印成一本厚厚的资料报送中央时，毛泽东看到后，高兴而风趣地说，这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天书。
　　李维汉简介
　　李维汉（1896-1984），又名罗迈，湖南长沙县人。1916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毛泽东、蔡和森等校友结识，并一起创建了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国留学，后参与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的筹建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八七会议后，李维汉一度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解放后任中共统战部部长。
　　李维汉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方面的著名理论家和卓越领导人。主要著作有《李维汉文集》、《回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