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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9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现在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社会急剧转型、国家身份重构的不确定时期，必须调整内政外交的一些方针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新一届政府在这两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已经初见成效。但就外交方略而言，仍存在继续改进的空间。笔者认为，在处理对外关系上，有必要把“光荣妥协”（glorious reconciliation）列为新的外交准则之一，也就是说，在处理与外界有关的事务时把“光荣妥协”作为指导原则之一加以应用。
这肯定是一个引发争议的观点，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我必须阐述清楚这一原则的核心内涵。这一原则主要有以下几层含义。
冲破“妥协就是
挫折乃至投降”的误区
光荣妥协意味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内政外交的根本指导思想的同时，冲破“妥协就是挫折乃至投降”的误区，为妥协正名，赋予妥协以建设性、可行性的基本内涵，反对过度强调斗争哲学。
这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但国家不是乌托邦，它仅仅是增进国民福祉的手段，因此，国家目标通常应该是现实可行的。基于此，国家只能在一定条件下使用斗争手段，而不能将之当作例行选项。通常的情况下，国家之间需要通过合作来实现，虽不理想，但有益处的次优目标。在这里，妥协就成了必须，成了实现合作的条件，它是建设性的、切实可行的，并有助于增进国民福利，因此是正面的政策选项。从根本上说，通过妥协进行合作也是导向和谐世界的必由之路。
妥协是光荣的
“光荣妥协”意味着妥协是光荣的。经过20世纪的风云激荡，在中国形成了丰厚的斗争哲学积淀，从人际关系到国家关系，人们常不自觉地从矛盾、冲突、怀疑的视野看问题，害怕不如此可能会上当受骗乃至遭遇灾难。这在战争年代、在身体安全缺乏必要保障的情况下是必要的，但现在显然不同了。
世界大战在可预期的未来不会发生，中国的国土安全比过去167年的任何时候都更有保障。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社会稳定，国际社会对中国越来越重视，并希望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体系，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如果仍然自信不足、害怕吃亏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中国应该有自信地进一步融入世界，通过更多的经济合作、军事合作、文化合作、政治合作来进一步发展自己，同时在国际事务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在某些地区问题上、某些全球性议题上成为制度的提供者和合作的领导者。
这实际上属于多边合作范畴，从长远来看，将促成实现共赢。从短期来看，对中国总体有益，但会有一些成本，却是中国可以做和应该做的。无论是作为参与者还是作为领导者，都必须作出适当的妥协，有时候还要求作出一定程度的牺牲。但这种利己利人的妥协无疑是光荣的。中国这么做并不孤单，外交史的大部分是用妥协、合作来书写的。
除了国家的核心利益外，在其他
利益上应该适时、足够地作出让步
“光荣妥协”意味着除了国家的核心利益外，在其他利益上应该适时、足够地作出让步。任何国家都无力做到在每件事情上都实现利益最大化，因此必须根据利益的重要性采取相应行动。
国家利益依据重要性可以分为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一般利益、次要利益。核心利益是国家的安身之本，每个国家都会对此加以坚守，中国也不例外。但核心利益只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大部分的国家利益不属于核心利益，可以用于合作与交换。为的是能更好地实现合作、发展自己、实现共赢。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日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对中国来说，这属于一般国家利益，也可以归入重要国家利益，但肯定不属于核心国家利益，因为它不会直接危及中国的生存。因此，在这样的问题上，中国可以在两国关系比较和缓的时候做个了断，作出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双方长久合作的选择，比如说，让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作出适当的法律决断，以此作为中国支持日本“入常”的条件的一部分。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是，从长远来看，中日高度合作显然是泛东亚整合（即东盟10＋3，乃至更多国家与地区参与的区域整合）的关键因素之一。
操作上应该是“变中求守”
“光荣妥协”意味着中国应该坚守自己的核心国家利益，但操作上应该是“变中求守”，即根据环境变化调整主动调整策略来守住底线。不讲策略的“死扛硬顶”，很可能难以真正坚守核心国家利益，而更好的办法可能是:根据变化了的环境，主动行动，采取切实可行的、具有一定前瞻性的步骤，化解危机，至少缓和危机，从而守住底线。
台湾问题无疑属于中国的核心利益，也是中国的内政。但台湾省的地位不同于中国其他省份，因此成为中国外交“重中之重”（对美外交）的“重中之重”。新一届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一问题上的两大手段是:制定了《反分裂国家法》、注重国际协调尤其是与美国的协调。两大手段明显地扼制了“台独”进程，这从《反分裂国家法》通过后“台独”势力的激烈反应就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的情形是，“台独”势力似乎已经适应了新环境，又恢复了“切香肠”式的蠕动“台独”进程，“入联公投”与“返联公投”就是明显的例子，而且是比上一次“公投”危险得多的例子，因为民调显示有70%左右的人支持进行“公投”。这将考验内地的“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政策，而内地关于“台独”的红线又画得比较粗略。至于美国方面，虽然现在也高调反对公投，但有消息显示，如果公投通过了，美国也只能接受。于是，问题成了:中国如何捍卫这个核心国家利益？
台湾问题主要是国家认同问题，其次才是两岸经济联系与实力对比问题，因此，内地与“台独”势力的较量将是个长期过程。在目前的情况下，至少可以采取如下行动是:尽可能细化“台独”红线并加以公布，详细规定哪些情况属于红线并不时增补;修改《反分裂国家法》，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红线”的释法权，依据情况随时作出判断“台独”势力的新动作是否碰到了红线;在尽早宣布“入联公投”与“返联公投”碰到了“红线”的同时，考虑到海峡两岸的后代中国人可能比我们聪明，懂得作出适当的选择，内地同意台湾在未来某一时间（比如，2030年）就统独问题进行公投，但此前不得有实质性“台独”步骤。如果台湾同意上述条件，则内地可以考虑给予台湾更大的国际活动空间。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
这肯定是一个引发争议的观点，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我必须阐述清楚这一原则的核心内涵。这一原则主要有以下几层含义。
冲破“妥协就是
挫折乃至投降”的误区
光荣妥协意味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内政外交的根本指导思想的同时，冲破“妥协就是挫折乃至投降”的误区，为妥协正名，赋予妥协以建设性、可行性的基本内涵，反对过度强调斗争哲学。
这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但国家不是乌托邦，它仅仅是增进国民福祉的手段，因此，国家目标通常应该是现实可行的。基于此，国家只能在一定条件下使用斗争手段，而不能将之当作例行选项。通常的情况下，国家之间需要通过合作来实现，虽不理想，但有益处的次优目标。在这里，妥协就成了必须，成了实现合作的条件，它是建设性的、切实可行的，并有助于增进国民福利，因此是正面的政策选项。从根本上说，通过妥协进行合作也是导向和谐世界的必由之路。
妥协是光荣的
“光荣妥协”意味着妥协是光荣的。经过20世纪的风云激荡，在中国形成了丰厚的斗争哲学积淀，从人际关系到国家关系，人们常不自觉地从矛盾、冲突、怀疑的视野看问题，害怕不如此可能会上当受骗乃至遭遇灾难。这在战争年代、在身体安全缺乏必要保障的情况下是必要的，但现在显然不同了。
世界大战在可预期的未来不会发生，中国的国土安全比过去167年的任何时候都更有保障。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社会稳定，国际社会对中国越来越重视，并希望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体系，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如果仍然自信不足、害怕吃亏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中国应该有自信地进一步融入世界，通过更多的经济合作、军事合作、文化合作、政治合作来进一步发展自己，同时在国际事务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在某些地区问题上、某些全球性议题上成为制度的提供者和合作的领导者。
这实际上属于多边合作范畴，从长远来看，将促成实现共赢。从短期来看，对中国总体有益，但会有一些成本，却是中国可以做和应该做的。无论是作为参与者还是作为领导者，都必须作出适当的妥协，有时候还要求作出一定程度的牺牲。但这种利己利人的妥协无疑是光荣的。中国这么做并不孤单，外交史的大部分是用妥协、合作来书写的。
除了国家的核心利益外，在其他
利益上应该适时、足够地作出让步
“光荣妥协”意味着除了国家的核心利益外，在其他利益上应该适时、足够地作出让步。任何国家都无力做到在每件事情上都实现利益最大化，因此必须根据利益的重要性采取相应行动。
国家利益依据重要性可以分为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一般利益、次要利益。核心利益是国家的安身之本，每个国家都会对此加以坚守，中国也不例外。但核心利益只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大部分的国家利益不属于核心利益，可以用于合作与交换。为的是能更好地实现合作、发展自己、实现共赢。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日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对中国来说，这属于一般国家利益，也可以归入重要国家利益，但肯定不属于核心国家利益，因为它不会直接危及中国的生存。因此，在这样的问题上，中国可以在两国关系比较和缓的时候做个了断，作出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双方长久合作的选择，比如说，让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作出适当的法律决断，以此作为中国支持日本“入常”的条件的一部分。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是，从长远来看，中日高度合作显然是泛东亚整合（即东盟10＋3，乃至更多国家与地区参与的区域整合）的关键因素之一。
操作上应该是“变中求守”
“光荣妥协”意味着中国应该坚守自己的核心国家利益，但操作上应该是“变中求守”，即根据环境变化调整主动调整策略来守住底线。不讲策略的“死扛硬顶”，很可能难以真正坚守核心国家利益，而更好的办法可能是:根据变化了的环境，主动行动，采取切实可行的、具有一定前瞻性的步骤，化解危机，至少缓和危机，从而守住底线。
台湾问题无疑属于中国的核心利益，也是中国的内政。但台湾省的地位不同于中国其他省份，因此成为中国外交“重中之重”（对美外交）的“重中之重”。新一届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一问题上的两大手段是:制定了《反分裂国家法》、注重国际协调尤其是与美国的协调。两大手段明显地扼制了“台独”进程，这从《反分裂国家法》通过后“台独”势力的激烈反应就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的情形是，“台独”势力似乎已经适应了新环境，又恢复了“切香肠”式的蠕动“台独”进程，“入联公投”与“返联公投”就是明显的例子，而且是比上一次“公投”危险得多的例子，因为民调显示有70%左右的人支持进行“公投”。这将考验内地的“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政策，而内地关于“台独”的红线又画得比较粗略。至于美国方面，虽然现在也高调反对公投，但有消息显示，如果公投通过了，美国也只能接受。于是，问题成了:中国如何捍卫这个核心国家利益？
台湾问题主要是国家认同问题，其次才是两岸经济联系与实力对比问题，因此，内地与“台独”势力的较量将是个长期过程。在目前的情况下，至少可以采取如下行动是:尽可能细化“台独”红线并加以公布，详细规定哪些情况属于红线并不时增补;修改《反分裂国家法》，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红线”的释法权，依据情况随时作出判断“台独”势力的新动作是否碰到了红线;在尽早宣布“入联公投”与“返联公投”碰到了“红线”的同时，考虑到海峡两岸的后代中国人可能比我们聪明，懂得作出适当的选择，内地同意台湾在未来某一时间（比如，2030年）就统独问题进行公投，但此前不得有实质性“台独”步骤。如果台湾同意上述条件，则内地可以考虑给予台湾更大的国际活动空间。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