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昭君墓，天色已从斜阳向夕阳过渡了，游客稀疏，像是在为胡思乱想清场。昭君墓虽多，但多在内蒙古的边疆地区，说明古人虽浪漫但不胡来。呼市郊区的昭君墓，听当地专家用方音讲，“胳膊（根本）就是烽火台”。其实是不是烽火台关系不大，凭吊史书上语焉不详的人物或遗迹，从来幽情是老大，土堆是老二。听说考古工作者没在这儿动过洛阳铲，说明他们知趣解风情。
　　整个墓区像个股份制企业，汉代的原始股就是那座“青冢”，历代不断参股些碑刻之类。当代股包括白石铺就的墓道及夹道的石像生。长长的墓道被几座石头亭子及牌楼分成几段，俨然皇家规格。牌楼上的“青冢”二字为乌兰夫所题，碑亭里立着董必武的七言绝句：“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曹禺先生承其余续创作了话剧《王昭君》，真不愧戏剧国手，用金针银线精织巧构，把民族政策落实到历史上的汉匈关系，他笔下的昭君老让人觉得是刚从杜鹃山下来、前往北方牧区开展工作的优秀女干部。就这么着，我在中巴车上一直琢磨着“胡汉和亲”。
　　“和亲”一词在历史上的使用有宽有窄。最宽的要数“百姓和亲，国家安宁”;半宽不窄的限于国际关系，如“北匈奴复遣使诣阙，贡马及裘，更乞和亲”，这类“和亲”应与“和戎”同义或近义，未必含“姻戎”的意思;最窄的才是家喻户晓的昭君出塞、文成嫁藏，专指两国或两大政治集团问的联姻，是要进洞房的。本文所谈在最窄与次窄之间。
　　山河大地，本无中心边缘，舜帝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后来中原一带畎亩井然、礼乐闳然，于是“中国”便冒着泡浮出水面，一圈圈涟漪向外扩展并强度递减，“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相当于北京市的五环六环吧，房价比中央核心区差一大块。“夷夏之辨”也应运而出。那会儿是小中华，例如“淮夷”在淮河下游，“莱夷”在山东半岛。四渎之间地势徐缓，交通便利，夷夏能不同到哪儿去？人民的密集交流和文化的持续传播，会很快稀释甚至抹杀原有的差距。将蛮夷视同鸟兽的“夷夏之辨”很可能只是当年意识形态小圈子里的高调，既跟不上现实的步伐，也不是普遍的共识。蛮夷的一个重要标签是“不火食”，但蛮夷地区考古出土的蒸米煮饭的炊器多了去了。《左传》里很有名的一篇讲部落酋长驹支当众反驳晋国的范宣子，不但说得有理有节、亦柔亦刚，结尾还民国大师似的来了首《诗经·小雅》中的“青蝇”。
　　小中华输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变夷”当然是事实，但博采众长“变于夷”也是事实，如穿井之术从南方的“夷”那儿拷贝，骑射之术从北方的“胡”那儿下载。中国“礼失”而求之四夷的情况也不是没有，“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惮道不行，设桴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有学者因此认为仁道源自夷道。说中国“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也对也不对。把“中国”看作一再更新、不断扩容的亦实亦虚体，夏中有夷、夷中有夏，就八九不离十了。
　　真要“夷夏之防”，那最要防的是血缘上人畜乱伦，弄出半人半豺的物种来。可周襄王首先就娶了狄女隗氏为后;姬姓的鲁庄公把女儿嫁给了东夷的莒庆;华夏正根儿的晋国，从国君到贵族跟戎狄金梭银梭地嫁姑娘聘女婿，热闹着呢。这样的和亲，固然有政治上的刚需，观念上想必也不会有多大障碍。观念上之所以没多大障碍，根本原因在于实际差别没“华夷之辨”说的那么邪乎。
　　后人每每罔顾上述夷夏联姻的史实，而将刘邦白登之围视作“和亲”元年，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以往界定不清、更新不迭的“华夏”或“中国”，经夏商周春秋战国的酝酿，到秦汉大一统终于比较明确并相对稳定了。东边南边的蛮夷跟华夏已基本混为一谈，而“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扬雄），继续逐水草而居，随着寒潮南下牧马。五服的天下一转身化作长城一刀切的胡汉格局。这个格局赋予了“夷夏之辨”新的历史内容，使得胡汉和亲具有了以往政治联姻所没有的意味。
　　汉胡一个播种育苗、一个骑马射雕，一个安土重迁、一个“脚下的地在走，身边的水在流”。论经济总量自然胡不如汉（“短于物用”），但论战斗力汉未必就如胡（“习于攻战”）。那么如何与“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迁徙鸟举、难得而制”的胡人相处呢？曾劝刘邦合洛阳而都关中的娄敬又做了分析：天下初定，战士们都解甲归田，没法用武力征服匈奴;单于连爹都杀，爹的未亡人都睡，跟他们讲仁义也没用。他的建议是：寄希望于下一代，陛下把闺女，必须亲的，嫁给单于，单于就成了您女婿，生下的小单于接班后能跟外公过不去么？这算盘打的，战略上领先杜勒斯的“和平演变”两千年，战术上比希拉里的“巧战争”（smart war）巧出好几个脑袋。刘邦说这主意太好了！
　　娄敬提出的和亲策略，不光是“适女”，还包括“送厚”和“风喻以礼节”。“礼节”回头再说。“适女”是转基因工程，通过嫁汉女、做阏氏、生混混（混血儿）、当单于一套流程，这在“唯以一人治天下”的皇权专制时代，称得上“精准打击”或“抓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了。只是地缘政治中有着根本得多的制约力量，战国的头头脑脑谁跟谁不是亲戚，但这拦得住他们互相翦灭么？相比之下，“送厚”——而且是歲奉——要实际得多，虽然它不如“适女”那么有看头有说头。
　　“适女”也好，“送厚”也好，都是迫不得已。把二十四史差不多看全了的明人说，“御戎无上策，征战祸也，和亲辱也，赂遗耻也”。早一千年的唐太宗几乎也是这意思：
　　太宗谓侍臣曰：“北狄世为寇乱，今延陀崛强，须早为之所。朕熟思之，唯有两策：选徒十万，击而虏之，灭除凶丑，百年无事，此一策也。若遂其来请，结以婚姻，缓辔羁縻，亦足三十年安静，此亦一策也。未知何者为先。”
　　也就是先对付三十年不出事，没指望什么奇迹。预测形势是杰出政治家的绝活，文成嫁藏后汉蕃问还真风平浪静了二十多年。
　　再回到西汉。贾谊对和亲很不以为然，甚至愤愤不平。他给战略分了等级：“伯国战智，王者战义，帝者战德。”“和亲”够不够得上“智”？大概也就是小聪明的档次，都难说。贾谊主张对匈奴“战德”，提出“建三表，设五饵”。“三表”希望对夷狄的样子、技能多一分尊重，另外也讲点信用（“百约百叛”的其实不光匈奴），这跟一般意义上的“仁义道德”有所不同。“五饵”则跟腐蚀干部的套路没任何问隙，难怪有论者怀疑贾谊不是儒家而是讲求“术”的法家。不过我猜他这里的“德”指的是“心”，“德战”无非“攻心”或心理战。贾谊的心理战是用豪宅豪车美食美色废了胡人的口、耳、腹、心。他建议对匈奴那边来的使节或起义人员给予特殊优待，等他们在这边过得要多风光有多风光的消息传回草原，等匈奴的男女老少都流着口水相信自己附汉也会是同样的待遇，匈奴就高位截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