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批“大、洋、古”的书，汇编在一起，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形式问世了。按正常情况说，一套大型丛书，特别是学术名著丛书问世，可以算得上是国家文化出版事业中的一件大事，但对我们这套丛书来说，它首先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五年多前有十个年头，“大、洋、古”是一片禁区。十年再前的几年，“大、洋、古”虽未明令禁止，也已是处在“反革命修正主义边缘”的危险区。在这十年有多的岁月里，“大、洋、古”的书，是出版社不得出版或不敢出版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大、洋、古”的书不仅又能够出，而且可以很起劲地出，出了单行本不算，还汇编成丛书出。政治上有如此的大转变、大解放，岂不是一件大事！
周扬同志曾把翻译、出版一部学术名著，比喻为盖一幢高楼大厦。他的喻义是很清楚的，一是说明译出一部学术名著，是件大工程，是要花费大力气的；二是说明译出一部学术名著，就是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垒起一座令人瞩目的高层建筑。也许在这两层喻义之外，还有点反潮流的意思，鼓励翻译家和出版社不要怕碰“大、洋、古”。周扬同志的话，在当时确实帮助我们解除了一些顾虑，就在一九六六年的前一两年，在“大、洋、古”的名声已经很不好的时候，我们还是冒出几部“大、洋、古”的书。
用现代化的建筑技术施工，一幢高楼大厦，并不费多长时日，在一些先进的国家，甚至可以计日以待。而文化学术上的“高楼大厦”，确实地只能一砖一石地去垒，要花费相当的岁月才竖得起来。解放至今的三十二年，对于起造文化学术的“高楼大厦”来说，时间并不算长，何况还要除却停工无料的十来年光阴。以三十二年的二分之一的时间，光是商务印书馆一家，竞也出版了三百来部学术著作译本，应该可以说，成绩是不算差的。
好事大概多须多磨。外国学术著作翻译、出版工作做得最有，成效的是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五年的近十年时间里，再就是一九七六年以后至今的这五个年头里。解放初期的头几年，百废待兴，一时自然顾不上来做这件事。毛泽东同志早就预示过，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就必然会继之以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到了五十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后，整理和翻译中外文化遗产的工作就被推上了日程。党和政府领导思想文化工作的部门不断布置这方面的规划工作，有关领导指示说：整理我国古籍和翻译外国学术名著这件工作，就类似建造房屋中的打基础和架梁柱的工作。使我们有了这些中外典籍以后，就能构成各门学科的一个比较完整的骨架和脉络，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学术事业就能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有关领导部门并酝酿成立“外国学术著作翻译规划小组”。出版界许多领导人和有经验的老编辑，夜以继日地着手拟订规划，的确说得上闻风而动，绝无懈怠。在学术界的大力支持下，两份规划就都拟定出来，而且一面在拟制规划，一面出版社就从中选出若干选题，着手组稿，准备出书。外国学术著作的组译、出版工作，当时主要由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几家出版单位承担。三联书店负责人在确定了选题规划之后，立即携带选题，奔走于京津、华东、中南各地组稿，学术界人士给予了热情的支持，积极认译，许多老专家、学者马上就动起手来，有些译本在一九五六年就出了书。现在收入《丛书》的《狄德罗哲学选集》、拉·梅特里的《人是机器》、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书，就是在规划指导下第一批问世的世界学术名著译本。
当时的政策思想是十分明确的。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具有战无不胜的真理性。我们对出版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古典著作和当代资产阶级的学术著作，并不惧怕它会扰乱人们的思想。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就强调“要把十八世纪末叶战斗的无神论文献翻译出来，广泛地传播到人民中去”，当时有一些“冒充博学”的人加以反对，指责说这样做就要背离马克思主义。列宁批驳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有比较重要的著作我们都有译本。担心在我国人们不会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修正意见来补充旧无神论和旧唯物主义，那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以为，被整个现代社会置于愚昧无知和囿于偏见这种境地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只有通过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条直路，才能摆脱愚昧状态，那就是最大的而且最坏的错误。”我们的政策和规划正是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指导思想制定的。上述第一批出版的名著译本中，狄德罗和拉·梅特里的著作，正是列宁所指列的这些老无神论文献，这类书列入规划，自是名正言顺；就是象凯恩斯这样一个当代的资产阶级学者，我们并不简单地视之为“垄断资产阶级的辩护士”而置之不顾，对他的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拥有广泛影响的学术著作，也要去涉猎、研究。规划中就是这样明白无误地列了当代某些著作的。现在这套《丛书》也相沿地列了一些，除凯恩斯外，还有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等书。当然，对于这类非马克思主义乃至反马克思主义的书，要附以批判性的序跋，对读者作出说明。列宁对翻译、出版老无神论文献，说过要附以序跋的意见，在我们的规划中，对出书要求也有这个规定。《丛书》(第一辑)所收的五十种书，书前或书后大都有序或跋，付阙的有少量几本。有序、跋的，水平参差不齐，既有批判不够的，也有不免批过了头的。读者翻开这套书，会发现这是《丛书》的一大缺点。
外国学术著作翻译、出版的高峰时期是在一九五八年以后。一九五八年领导部门对这方面工作作了新的部署，对这项工作的出版社分工作了调整，把原来主要由三联书店承担改由商务印书馆承担，陈翰伯同志就是这个时候由中宣部调来主持商务工作的。在此以前，商务曾从解放前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中选出若干种重印出版，并按规划小组的规定，附上简短的序跋。但是，这些老译本译文陈旧，半文半白的文体，不为解放后的广大读者所习惯和欢迎。这次《丛书》所收的译本，仅有的解放前译本是关琪侗(又名关文运)译的洛克：《人类理解论》一书。关琪侗是解放前的专职翻译家，译有西方学术著作多种，选列一种纳于《丛书》之间，也是有其意义的。再说商务接手之初，面临一大本规划，外国古今学术著作的书目一一尽列，大有不知从何着手之感。为了加强出书的计划性和系统性，有必要从整本规划中作出一番选择，挑出重点著作作为一定期限内先期组稿和出书目标。经陈翰伯同志和有关方面商量、研究，最后由中宣部和文化部批核，确定以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上半叶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学术著作为先期进行的部分，其中又以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为重点，适当兼列其他古典名著和当代著作。五十年代中三联书店抓这项工作时，是一面在拟制规划，一面就着手组稿、出书；一九五八年后商务印书馆因为手头已经有了整本的规划，在大体确定先期进行和重点书的范围后，就一面先抓组稿、出书，一面从容琢磨修订规划。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经过五年的努力，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方面的书竟是初具规模，显出了一定的系统性，其中黑格尔的一些主要著作和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选集都出了。这次《丛书》中收入黑格尔著作为最多，正是那个时候抓重点书抓出来的。而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作品，《丛书》中竟是一部未收，这是因为有两部选集是从俄文译本转译的，另一部有上卷无下卷尚未配套，故暂未编入。今年《丛书》第二辑将再汇编五十种，书目已经初步拟定，正在征求学术界的意见。若干重点书将在以后各辑中陆续编入。一九七六年后，商务重新着手这项工作时，把依据原文本重译以逐步代替转译本列为重点工作之一，以弥补工作初期只抓出书对版本选择有所忽略的缺点。商务在积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五年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从原来的整本规划中遴选编制了一份《翻译和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十年(一九六三——一九七三)规划(草案)》，曾在学术界中广为散发，一方面请专家、学者就书目得当与否提出意见，一方面请学术界人士继续认译，或推荐翻译人选。这份十年规划，按学科分类，共列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各学派、政治学、法学、社会学、语言学和历史、地理九类书，共选书目一千三百七十八种。其中有一百八十八种是已经译出的，也一并列入，以见系统。搞出这样一份既显示一定系统性，又基本包举了重点书目的十年选题规划，原以为今后可以使出书工作更向前迈进一步，以期进入七十年代，在规划完成时，使我国在翻译、出版外国古今学术著作方面，可以跻入世界先进之林。而且其时教育部正在抓高等院校的文科教材建设，我们出版界能及时提供这一千余种名著译本，当初成立规划小组时有关领导指示的，给各门学科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骨架和脉络的意见，大体上就能落到实处。可惜，这个规划订出不久，先是相当一批的编辑骨干调出去搞“四清”运动，社会上不少翻译家也因同样的缘由推延或取消了稿约，到得一九六六年，就全部停顿下来。事隔二十年，今天再翻开这份十年规划，空白仍然累累，怎不叫人对这荒废的十年光阴深深叹惜！在前面我们还不无自慰地说，在三十二年的二分之一时间里，译出了三百来部学术名著，可以说成绩是不算差的，现在把已出的书目和规划上的书目一对照，就看出已出的数目实在少得可怜。不安代替了自慰。
出得少，总要补起来。落后，要迎头赶上去。这不是豪言壮语，这是国家四化建设对我们职责的要求。只有抓紧时间切切实实地一砖一石地垒起来。把历年出版的名著单行本汇编起来，刊印《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固然首先是为文化积累，便于广大读者所用，也是给我们编者和出版者自己树一个标兵，向着这个目标前进。我们相信，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不会重演，形势不会逆转，这是今后做好工作的最大保证和最有利的条件。至于具体工作上的难题，确实还是多得很，已在另文诉说(见《光明日报》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七日拙文《“正确地运用政权”一例》)，在此不赘。略需重复的是人才建设的问题。起盖文化学术上的“高楼大厦”，要一批学有专长的“建筑师”，当年贡献多座高层建筑的“建筑师”，有的已经作古，至今使人怀念不已，有的已经相当年迈，虽有此心，力已不济，我们只能请这些老先生们当顾问，不时去求教，不敢再烦他们动手。未完成的工作，只能求之后继的人才。应该看到，能够并且愿意从事这项工作的年富力强的学人，为数不是很多，如果仍以过去的规模和速度出书，也许勉强可支，若说迎头赶上，就要加紧培育人才。编辑工作者是著作家、翻译家的助手，他们担负着起盖文化建筑物的又一道重要工序，不敢说编辑也必得具备著译家的学识和能力，但若是相距悬殊，也确实起不了助手的作用，一道重要工序不抓好，建筑物的质量仍然难于保证。而这方面的编辑人才，同样是亟待充实的。
编辑工作者在一部书里拥有的园地，只有《出版说明》一类一两页的地方，在那里，是不好罗嗦这些细故的。感谢《读书》编辑部提供宝贵的篇幅，作此缀语，幸读书界有以赐教。
写于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一日商务建馆日
五年多前有十个年头，“大、洋、古”是一片禁区。十年再前的几年，“大、洋、古”虽未明令禁止，也已是处在“反革命修正主义边缘”的危险区。在这十年有多的岁月里，“大、洋、古”的书，是出版社不得出版或不敢出版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大、洋、古”的书不仅又能够出，而且可以很起劲地出，出了单行本不算，还汇编成丛书出。政治上有如此的大转变、大解放，岂不是一件大事！
周扬同志曾把翻译、出版一部学术名著，比喻为盖一幢高楼大厦。他的喻义是很清楚的，一是说明译出一部学术名著，是件大工程，是要花费大力气的；二是说明译出一部学术名著，就是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垒起一座令人瞩目的高层建筑。也许在这两层喻义之外，还有点反潮流的意思，鼓励翻译家和出版社不要怕碰“大、洋、古”。周扬同志的话，在当时确实帮助我们解除了一些顾虑，就在一九六六年的前一两年，在“大、洋、古”的名声已经很不好的时候，我们还是冒出几部“大、洋、古”的书。
用现代化的建筑技术施工，一幢高楼大厦，并不费多长时日，在一些先进的国家，甚至可以计日以待。而文化学术上的“高楼大厦”，确实地只能一砖一石地去垒，要花费相当的岁月才竖得起来。解放至今的三十二年，对于起造文化学术的“高楼大厦”来说，时间并不算长，何况还要除却停工无料的十来年光阴。以三十二年的二分之一的时间，光是商务印书馆一家，竞也出版了三百来部学术著作译本，应该可以说，成绩是不算差的。
好事大概多须多磨。外国学术著作翻译、出版工作做得最有，成效的是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五年的近十年时间里，再就是一九七六年以后至今的这五个年头里。解放初期的头几年，百废待兴，一时自然顾不上来做这件事。毛泽东同志早就预示过，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就必然会继之以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到了五十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后，整理和翻译中外文化遗产的工作就被推上了日程。党和政府领导思想文化工作的部门不断布置这方面的规划工作，有关领导指示说：整理我国古籍和翻译外国学术名著这件工作，就类似建造房屋中的打基础和架梁柱的工作。使我们有了这些中外典籍以后，就能构成各门学科的一个比较完整的骨架和脉络，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学术事业就能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有关领导部门并酝酿成立“外国学术著作翻译规划小组”。出版界许多领导人和有经验的老编辑，夜以继日地着手拟订规划，的确说得上闻风而动，绝无懈怠。在学术界的大力支持下，两份规划就都拟定出来，而且一面在拟制规划，一面出版社就从中选出若干选题，着手组稿，准备出书。外国学术著作的组译、出版工作，当时主要由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几家出版单位承担。三联书店负责人在确定了选题规划之后，立即携带选题，奔走于京津、华东、中南各地组稿，学术界人士给予了热情的支持，积极认译，许多老专家、学者马上就动起手来，有些译本在一九五六年就出了书。现在收入《丛书》的《狄德罗哲学选集》、拉·梅特里的《人是机器》、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书，就是在规划指导下第一批问世的世界学术名著译本。
当时的政策思想是十分明确的。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具有战无不胜的真理性。我们对出版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古典著作和当代资产阶级的学术著作，并不惧怕它会扰乱人们的思想。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就强调“要把十八世纪末叶战斗的无神论文献翻译出来，广泛地传播到人民中去”，当时有一些“冒充博学”的人加以反对，指责说这样做就要背离马克思主义。列宁批驳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有比较重要的著作我们都有译本。担心在我国人们不会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修正意见来补充旧无神论和旧唯物主义，那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以为，被整个现代社会置于愚昧无知和囿于偏见这种境地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只有通过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条直路，才能摆脱愚昧状态，那就是最大的而且最坏的错误。”我们的政策和规划正是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指导思想制定的。上述第一批出版的名著译本中，狄德罗和拉·梅特里的著作，正是列宁所指列的这些老无神论文献，这类书列入规划，自是名正言顺；就是象凯恩斯这样一个当代的资产阶级学者，我们并不简单地视之为“垄断资产阶级的辩护士”而置之不顾，对他的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拥有广泛影响的学术著作，也要去涉猎、研究。规划中就是这样明白无误地列了当代某些著作的。现在这套《丛书》也相沿地列了一些，除凯恩斯外，还有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等书。当然，对于这类非马克思主义乃至反马克思主义的书，要附以批判性的序跋，对读者作出说明。列宁对翻译、出版老无神论文献，说过要附以序跋的意见，在我们的规划中，对出书要求也有这个规定。《丛书》(第一辑)所收的五十种书，书前或书后大都有序或跋，付阙的有少量几本。有序、跋的，水平参差不齐，既有批判不够的，也有不免批过了头的。读者翻开这套书，会发现这是《丛书》的一大缺点。
外国学术著作翻译、出版的高峰时期是在一九五八年以后。一九五八年领导部门对这方面工作作了新的部署，对这项工作的出版社分工作了调整，把原来主要由三联书店承担改由商务印书馆承担，陈翰伯同志就是这个时候由中宣部调来主持商务工作的。在此以前，商务曾从解放前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中选出若干种重印出版，并按规划小组的规定，附上简短的序跋。但是，这些老译本译文陈旧，半文半白的文体，不为解放后的广大读者所习惯和欢迎。这次《丛书》所收的译本，仅有的解放前译本是关琪侗(又名关文运)译的洛克：《人类理解论》一书。关琪侗是解放前的专职翻译家，译有西方学术著作多种，选列一种纳于《丛书》之间，也是有其意义的。再说商务接手之初，面临一大本规划，外国古今学术著作的书目一一尽列，大有不知从何着手之感。为了加强出书的计划性和系统性，有必要从整本规划中作出一番选择，挑出重点著作作为一定期限内先期组稿和出书目标。经陈翰伯同志和有关方面商量、研究，最后由中宣部和文化部批核，确定以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上半叶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学术著作为先期进行的部分，其中又以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为重点，适当兼列其他古典名著和当代著作。五十年代中三联书店抓这项工作时，是一面在拟制规划，一面就着手组稿、出书；一九五八年后商务印书馆因为手头已经有了整本的规划，在大体确定先期进行和重点书的范围后，就一面先抓组稿、出书，一面从容琢磨修订规划。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经过五年的努力，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方面的书竟是初具规模，显出了一定的系统性，其中黑格尔的一些主要著作和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选集都出了。这次《丛书》中收入黑格尔著作为最多，正是那个时候抓重点书抓出来的。而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作品，《丛书》中竟是一部未收，这是因为有两部选集是从俄文译本转译的，另一部有上卷无下卷尚未配套，故暂未编入。今年《丛书》第二辑将再汇编五十种，书目已经初步拟定，正在征求学术界的意见。若干重点书将在以后各辑中陆续编入。一九七六年后，商务重新着手这项工作时，把依据原文本重译以逐步代替转译本列为重点工作之一，以弥补工作初期只抓出书对版本选择有所忽略的缺点。商务在积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五年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从原来的整本规划中遴选编制了一份《翻译和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十年(一九六三——一九七三)规划(草案)》，曾在学术界中广为散发，一方面请专家、学者就书目得当与否提出意见，一方面请学术界人士继续认译，或推荐翻译人选。这份十年规划，按学科分类，共列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各学派、政治学、法学、社会学、语言学和历史、地理九类书，共选书目一千三百七十八种。其中有一百八十八种是已经译出的，也一并列入，以见系统。搞出这样一份既显示一定系统性，又基本包举了重点书目的十年选题规划，原以为今后可以使出书工作更向前迈进一步，以期进入七十年代，在规划完成时，使我国在翻译、出版外国古今学术著作方面，可以跻入世界先进之林。而且其时教育部正在抓高等院校的文科教材建设，我们出版界能及时提供这一千余种名著译本，当初成立规划小组时有关领导指示的，给各门学科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骨架和脉络的意见，大体上就能落到实处。可惜，这个规划订出不久，先是相当一批的编辑骨干调出去搞“四清”运动，社会上不少翻译家也因同样的缘由推延或取消了稿约，到得一九六六年，就全部停顿下来。事隔二十年，今天再翻开这份十年规划，空白仍然累累，怎不叫人对这荒废的十年光阴深深叹惜！在前面我们还不无自慰地说，在三十二年的二分之一时间里，译出了三百来部学术名著，可以说成绩是不算差的，现在把已出的书目和规划上的书目一对照，就看出已出的数目实在少得可怜。不安代替了自慰。
出得少，总要补起来。落后，要迎头赶上去。这不是豪言壮语，这是国家四化建设对我们职责的要求。只有抓紧时间切切实实地一砖一石地垒起来。把历年出版的名著单行本汇编起来，刊印《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固然首先是为文化积累，便于广大读者所用，也是给我们编者和出版者自己树一个标兵，向着这个目标前进。我们相信，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不会重演，形势不会逆转，这是今后做好工作的最大保证和最有利的条件。至于具体工作上的难题，确实还是多得很，已在另文诉说(见《光明日报》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七日拙文《“正确地运用政权”一例》)，在此不赘。略需重复的是人才建设的问题。起盖文化学术上的“高楼大厦”，要一批学有专长的“建筑师”，当年贡献多座高层建筑的“建筑师”，有的已经作古，至今使人怀念不已，有的已经相当年迈，虽有此心，力已不济，我们只能请这些老先生们当顾问，不时去求教，不敢再烦他们动手。未完成的工作，只能求之后继的人才。应该看到，能够并且愿意从事这项工作的年富力强的学人，为数不是很多，如果仍以过去的规模和速度出书，也许勉强可支，若说迎头赶上，就要加紧培育人才。编辑工作者是著作家、翻译家的助手，他们担负着起盖文化建筑物的又一道重要工序，不敢说编辑也必得具备著译家的学识和能力，但若是相距悬殊，也确实起不了助手的作用，一道重要工序不抓好，建筑物的质量仍然难于保证。而这方面的编辑人才，同样是亟待充实的。
编辑工作者在一部书里拥有的园地，只有《出版说明》一类一两页的地方，在那里，是不好罗嗦这些细故的。感谢《读书》编辑部提供宝贵的篇幅，作此缀语，幸读书界有以赐教。
写于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一日商务建馆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