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机器(生产工具)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已成为"劳动条件"并发挥着"使用工人"的作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阐明了作为"自动机"(生产工具)的"死劳动"与工人的"活劳动"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机器与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机器生产工具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水平,同时它在生产过程中强大的复制功能,能够促使生产出的产品边际成本趋近于零,如此一来相对剩余价值得以大量产生.马克思的"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论断的提出,显示了将机器的功能属性与应用场景相区分的重要性."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批
【机 构】
：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基金项目】
：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长城学者资助计划"的阶段性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机器(生产工具)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已成为"劳动条件"并发挥着"使用工人"的作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阐明了作为"自动机"(生产工具)的"死劳动"与工人的"活劳动"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机器与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机器生产工具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水平,同时它在生产过程中强大的复制功能,能够促使生产出的产品边际成本趋近于零,如此一来相对剩余价值得以大量产生.马克思的"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论断的提出,显示了将机器的功能属性与应用场景相区分的重要性."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批判,预示了"机器的社会主义应用"取代"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历史必然性.
其他文献
干部容错纠错机制已成为促进干部担当、创新的重要保护与救济机制,但在试点实践中,干部主动申请或党政机关主动适用容错免责机制仍面临不少困境.本文通过对容错纠错机制适用中政府组织、干部个体和公众三方行为偏好互动影响的机理分析,发现容错纠错机制实施过程存在较大的梗阻张力.由于相关各方对容错纠错所持的心理价值、利益选择和面临的不利威胁各不相同,容错纠错机制实施中出现了干部申请动力"偏软"、管理机关问责压力"偏硬"和免责救济途径"偏虚"等问题.进一步的案例剖析表明,干部容错纠错机制本身的优化并不能化解机制的短板,只有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在数字时代,国家治理不但需要主动适应数字技术的新诉求而实行内涵式变革,而且应该借助数字技术全面提升其现代化水平.在现实向度上,既需要通过"治理好"数字技术规避资本无序扩张、侵犯数据隐私、网络攻击等风险隐患,也需要通过"利用好"数字技术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依法治国能力、行政管理能力、经济治理能力、社会治理能力等国家治理主要领域的现代化.在此基础上,中国应进一步按照自己的逻辑语境和评判标准设计数字技
风险社会意味着风险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这表明人类所面临的危险不再以孤立事态、固化形态、单一状态出现.在政府和社会对危机注意力达到峰值之前,风险所蕴含的能量酝酿已久并蓄势待发,而标志性突发事件发生以后,风险的能量也不会快速转化,这就在常态与应急态之间出现了第三种模糊形态——可称之为"转换态".相对于以规则为基础的常态和以问题为导向的应急态,转换态的本质体现了现代治理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转换态的治理,既区别于常态中的平常心"治未病"方法,也不同于应急态中的集中精力"下猛药"方法,而需要兼用这两种方法之所
监督权是法治国家政治框架中的支柱性权力.纵观世界各国,由于文化传统、政治制度、权力架构等结构性要素的显著差异,监督权的政治属性、价值取向及其在国家权力架构中的定位和作用不尽相同.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时代背景下动议和推开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作为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一大创举,经过理论的涤荡和实践的检验正逐步释放出期待中的治理效能,以纪委监委专责监督为主干的监督体系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标志性构成.因此,有必要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进行较为系统的回溯,全面客观评估改革所取得的
国际税收领域存在数种税收协定解释方法,主要包括《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规定的条约解释规则、各国对"经合组织范本注释"的借鉴参考、依各国国内法的解释、各国制定的单边技术性解释.此外,为了实现缔约国双方对于税收协定的一致解释,国际税收理论和实践还发展出了共同解释的方法.然而,现有的国际税法解释理论、规则与实践均无法为税收协定解释提供圆满的解决方案.在税收协定的解释和适用中,由于政策目标或解释方法的差异,中国可能会与协定伙伴国因解释的冲突而产生税收争议,从而使纳税人面临双重征税的风险.为了给纳税人营造良好的法治营
新中国一成立就将保障公民基本生存与发展权利的工作纳入了政策保障范畴,开辟了基础教育、卫生、就业、残疾人保障等各类专门事业来分项保障公民权利,但分项模式造成了不同类事业之间的割裂性,降低了保障效率.2001年我国物质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国家开始将传统的保障政策向更为科学的长效机制转变,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推出了平台化、集约化、系统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这项彰显中国"权利保障"特色的事业将社会主义本质落实到每一位公民身上,以"行动的权利"来实现并孵化社会主义公民多向度的基本权利.未来需要在把握规律的基
世行营商环境评估中的"保护少数投资者"指标以各经济体规制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纸面规则作为评估基础,其案例假设中隐含着公司形态独立性、关联交易损害性、严格规制良法性和私人执法主导性等前提假定.该指标设定构成了带有自身价值倾向的"世行关联交易规制范式",其内在逻辑缺陷可归纳为:简单的案例假设与市场客观情境相去甚远,对于关联交易的结构与功能认知有失偏颇,规制方法忽略了不同法律手段之间的整体协同以及评估结果不能反映法律运行实践及其规制效果.以世行范式为参照,能够发现中国现行相关立法存在相似的视角局限和制度缺陷.回应
目前学界对印证证明模式的研究多停留于经验现象层面,忽视了证明模式要解决的终极问题,即如何通过证据发现真实,司法证明的核心要素和作用机理究竟是什么.我国以印证证明模式为代表的传统证明理论和实践,对司法推理活动的关注和分析不足,普遍忽视司法证明中"叙事"和"法则"的作用,倚重核心证据而轻视补助证据,侧重单向的线性推论而忽视事实推理的论证结构,导致印证证明模式在发现真实方面存在局限.依据司法推理的一般原理,确立一种以"自然生活历程事实"为证明对象,融合核心证据与补助证据,容许或然性推论的综合型证明模式,是实现刑
抽象与物化是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的两个重要范畴,但它们之间的关系仍需进一步澄清.首先,劳动被抽象的过程同时也是"人格的物象化"过程.在交换过程中,生产者的人格及其关系都被抽象掉了,只留下劳动产品相互中介而形成的闭合体系的外观.抽象劳动揭示的是商品拜物教内在的、超感觉的"幽灵",而"人格的物象化"阐述的则是这个"幽灵"借以表现自身的、物的外观.其次,抽象统治与"物象的人格化"其实质都是社会统治,即非人格的、客观的社会形式对个人的支配与强制.抽象统治是物象的人格化的内在实质,"物象的人格化"是抽象统治的外在表现.
"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对于探索全球新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重要意义,体现了以人民为本、关怀现实的精神.全人类共同价值尊重不同文明的价值理解和价值实现路径,在包容开放的态度中寻求价值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并且丰富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深厚底蕴,使我们能够从文明的高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完善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