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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弘福寺，被称为“贵州首刹”。虽是禅宗之一支，但亦融合了儒、道两家的思想元素，其开山祖师赤松禅师本人即秉承入世教化的宗旨。新时期，弘福寺积极参与俗世交流，慈善事业，对周边民众的精神信仰、行为观念、价值取向，起到了正面引领作用。
关键词：弘福寺；赤松禅师；三教融合；积极入世
On the Three Sect’s Fusion and Mundaneness of Hongfu Temple
Abstract：Hongfu Temple is the most famous buddhist temple in Guizhou. Hongfu is one of the Chan sect that combine Confucianism with Taoism.Chisong Heshang，the originator of Hongfu， kept faith with his mundane life principles for the edification of the masses.In the new era， Hongfu actively goes in secular matters and charities. It plays a positive guiding role of spirit faith ，value orientation and the sense of behariour of local residents.
Key words：Hongfu Temple；Chisong Heshang；the fusion of three sect；mundaneness
中图分类号：K928.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7-0143-04
引言
黔灵山，位于贵州省贵阳市，素有“黔南第一山”之称。“黔中第一佛教丛林”弘福寺，就坐落于黔灵山之中，正因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刹，成就了黔灵山的偌大名头。
“贵州禅宗首刹”弘福寺，始建于康熙十一年（1672），创建者是被称为“佛门颜回”的赤松禅师，传十余代而至今。古代贵州一向被视为蛮夷之地，其土著常被视为化外野人。赤松禅师虽是出家人，却秉持一颗教化黔地众生的入世之心，于万山荒林之中开辟弘福寺，弘扬佛法，济世救人。新时代下，弘福寺坚持积极入世的道路，关注公益事业，开辟出一片佛门新天地。
一、弘福寺概述
（一）弘福寺建筑概况。
黔灵山，可说是“钟黔中之灵秀”，山幽林密，郁郁葱葱，登临弘福寺的盘山古道“九曲径”就隐于山中。据路旁《修路碑记》所记：“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寅，贵州等处提刑按擦使司按擦使李之粹，督理贵州粮□□务兼分守贵东道布政使司□□□□□，康熙二十七年岁次戊辰开建黔灵赤松道场颂。”可知，“九曲径”是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由贵州布政使蒋寅、提刑使李之粹等相助下开辟的。据《贵阳府志》记载：“其初，路由山后，今改由山前。”1即指这条九曲径。九曲径路旁，有“佛”、“黔南第一山”、“正法眼藏”、“佛即是心”、“南无阿弥陀佛”、“赤松归隐”等名家留下的摩崖石刻；金刚味尊者、心平等尊者等罗汉浮雕；洗钵池、布政使陈德荣所建灵官亭，祀苦行佛的古佛洞等古迹。尤其古佛洞，著名的旅行家徐霞客就曾在明崇祯十一年（1638）踏足游览2。这一路的石刻、佛像、古迹，历代登山的香客信众都会焚香祭拜，以至于很多石刻靠近下方的部分都被香火熏得漆黑。
登上383级的九曲径便至弘福寺山门。山门右前方伫立着贵州新建的首座法华塔。这座法华塔是1991年修葺弘福寺时兴建的，塔高15米，七层，六角形，也就是常说的“七级浮屠”。塔上镌刻有三十六佛及佛经摘录，奉藏《妙法莲华经》，塔后有《建塔因缘功德碑》，记录建塔始末与捐赠钱款信众姓名。正对山门是九龙浴佛石壁，一字形，浮雕九条石龙，石壁所刻缘于佛经上的一个故事：相传佛祖释迦牟尼诞生之时，有九条龙王（一说两条）前来，口吐清净水，洗浴佛祖。这在全国佛寺中十分罕见。
山门是寺院的正门，为四柱三间三楼式牌楼建筑。中央山门高悬两块匾额，上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所题“弘福寺”，下为已故的国家副主席董必武所题“黔南第一山”；左右小门上一书“入解脱门”，一书“登清凉地”；山门旁现存赑屃鳌座石碑一通，碑额正书“赤松道场”四字。
进入山门后，右侧是钟楼，左侧是鼓楼。钟和鼓都是佛寺中很重要的法器，所谓“晨钟暮鼓”，是所有寺院不能缺少的。弘福寺钟楼、鼓楼都是二层建筑，顶层的四角都有仙鹤装饰，寓意驾鹤西游，摻进了道教思想，这也能够反映出贵州多神共存的泛神信仰。钟楼二层的铜钟可以说是弘福寺中历史最为古老的文物了，此钟铸造于明成化五年（1469），至今已有近五百年的历史了。据民国《贵州通志·金石志》记载，铜钟“高四尺余，约长一尺五寸，口周一丈六尺”，又称其“铜质斑斓，制颇精雅”，钟上刻有：“皇图巩固，帝道遐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等字样3。
山门后，首当其冲的便是天王殿。该殿通面阔30米，通进深10米。天王殿又称弥勒殿，殿正中供有一尊弥勒佛坐像，大肚袒露，笑容满面。殿两侧挂有一幅对联，据传为1918年贵州督军刘显世所赠。上联曰：开口便笑，笑古笑今，凡事付之一笑；下联曰：大肚能容，容天容地，于人何所不容——可谓道尽佛门忍让之德。殿内东西两侧供有护卫佛法的四大天王：左边并排而坐的是脸色淡金、手里拿着琵琶的持国天王，与脸色黑蓝、手里攥着宝剑的增长天王；右边的两尊则是白脸、手中拿伞的多闻天王，与一张大红脸上白须白眉、一手握蛇、一手做兰花状的广目天王。在天王殿背面，应当会供有一尊韦陀菩萨，而弘福寺却与众不同，天王殿背后供的是一尊地藏王菩萨，这是很少见的。
过天王殿不远处即为观音殿。将观音殿建在正殿之前，亦属罕见。殿身正中所供观音像为一尊千手观音，高3米，宝冠髻顶，胸缀璎珞，慈悲端庄。正殿背后有一尊韦陀菩萨立像，身披盔甲，武将装扮，一手立在胸前，一手按杵于地，显得十分威武。观音殿后，便是弘福寺的正殿——大雄宝殿。正殿之前有巨大的香炉，两侧矗立两根白色经幢，经过香客多年焚香，白色的经幢上也满是被熏黑的痕迹。 大雄宝殿作为全寺建筑的核心，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周围廊，重檐歇山顶，琉璃剪边，青瓦覆顶，脊刹处双龙对拥，翼角飞扬。殿身通面阔30米，通进深15米，显得非常宽敞。殿中所供的佛祖释迦牟尼像色作金黄，端坐莲台。佛祖左右两侧分立有迦叶与阿难二尊者。正殿左右两侧分别是文殊、普贤两尊菩萨像，大殿东西两侧又有十八罗汉像，形态各不相同。殿后部中央供有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观世音菩萨“西方三圣”。
大雄宝殿之后，是一幢三层楼阁式建筑，分为玉佛殿与藏经阁。玉佛殿中供有缅甸玉佛十余尊。藏经阁里藏有《龙藏》、清乾隆朝所颁赐的《大藏经》、《大正藏》、《中华大藏经》、《藏文大藏经》等汉文、藏文佛教经典，其数量、种类实为贵州寺庙之冠。
天王殿、观音殿、大雄宝殿和玉佛殿皆列于弘福寺的中轴线上，井然有序。在天王殿之右便是放生池，池中立有一尊高大的“航海观音”。放生池右侧罗汉堂。罗汉堂面积十分宽广，供有五百罗汉的塑像，每尊罗汉形态各不相同，各有名号。
寺院后门左侧是塔林，为弘福寺历代住持、僧侣安葬之处，正中间最醒目者正是开山祖师赤松禅师的埋骨塔，塔后有贵州提督蔡珽所提塔铭。
（二）赤松禅师生平。
赤松禅师，本姓韩氏，讳景琦，法名道领，以“赤松”为号。原籍浙江，后迁至四川潼川东塔山青藤坝。赤松生于明崇祯七年（1643），自幼丧父，被过继给他人为子。后逢明末战乱，于是举家逃入当时较为安定的贵州。赤松自幼好佛，后虽习儒业，仍不改其志，十五六岁便发愿出家，立志要明了佛教不死不生之理，随后便进入深山结庐而居。后来赤松受外道迷惑，虽然旋即便脱离外道，但却明白独自参悟难成大事，于是便开始寻访名师。
顺治十年（1653），赤松拜在入黔躲避战乱，同时弘扬佛法的灵药禅师（1604-1670）门下。不久，灵药禅师因故前往云南，又将赤松引到西识禅师门下。而后赤松为了明了“万法归一”的法门，又不辞辛苦前往到云南寻访灵药禅师，经过灵药禅师的苦心教诲，赤松精勤猛参半年，终于厘清“万法归一”的宗旨。赤松深知佛法深奥，绝不能骄傲满足，固步自封。于是他又继续跋山涉水，到处寻访高僧。赤松先后拜谒了燕居禅师和灵隐禅师，收益良多，又前往天宁山拜谒恩师灵药，最后又回到贵州，再次拜谒灵隐禅师，并受持具足戒，正式取得了为僧的资格。之后赤松又前往遵义参临济宗32代传人敏树禅师（1602-1672），深受敏树禅师欣赏，被敏树禅师收为弟子，得传临济禅宗第33代衣钵。
康熙十一年（1672），赤松禅师偶然来到黔灵山。在此之前，黔灵山不过是一片蛮荒之地，虽有很多有名的人物涉足此地，其中甚至有川中大才子杨慎和大旅行家徐霞客，可惜依然还是一片虎狼出没、不见人烟的荒山。直到赤松在此住锡弘法，创建弘福寺，他与贵州众多官员交好，在这些信官的资助下，弘福寺终于成为贵州首刹，而黔灵山也渐渐成为黔南第一名山，文人墨客、高官显宦、佛门大德来往不绝，黔灵山的兴盛，佛教事业的兴旺，寺院旅游资源的开发，均为赤松禅师之功4。
二、弘福寺的三教文化
（一）弘福寺蕴藏的三教元素。
弘福寺虽是一座佛寺，但道家、儒家的文化元素也深深的蕴藏于寺院的建筑之中。
在通往山门的九曲径上，有一通碑碣显得十分与众不同，因为那是一幅道士的雕刻。碑碣上的道士看上去道貌岸然，正是八仙中的呂祖，碑碣上有贵州督军刘显世所题的“纯清道祖灵像”六个大字。在碑碣下部，可以清楚的看见那些被多年来的香火熏黑的部分，可见是受到了多年的供奉。
九曲径上有一座灵官亭，为布政使陈德荣所建5。原有楹联曰：“鞭下无情，打尔明中作恶；头上有眼，看他暗里行奸。”6灵官是道教的护法神，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便是王灵官，常常镇守道观山门。灵官亭往上不远便是弘福寺山门，可见佛与道的交融。
前文曾提到，钟鼓楼的四角上饰以仙鹤是掺进了道教思想，之后天王殿中的四大天王就则可以说是佛教文化被本土同化的鲜明例子了。四大天王在佛教中本是守护四大部洲的护法神，而在传入中国后却发生了变化，被认为执掌“风调雨顺”之职。增长天王手中持有利剑，一为佛祖护法，二则宝剑也象征智慧，慧剑斩烦恼；而在中国化后，宝剑有锋锐，“锋”与“风”读音相同，故而认为增长天王职“风”。持国天王拿着琵琶，因为弦乐器要松紧适中，表示佛法中道；中国化后，因琵琶须调理好后方能演奏，故而职“调”。多闻天王手持宝伞，本是为遮护清净心不受打扰，却被理解为手执雨伞，自然是职“雨”。广目天王受持蛇，本是表世间变化无常，却被理解为蛇为不驯之物，被天王拿捏住，所以是顺，故而职“顺”。
除了道家的影响外，弘福寺也可以看到不少儒家文化的痕迹。在弘福寺中，不乏刻有《论语》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等儒家经典语句。更有甚者，弘福寺第十代住持智明禅师的塔铭上还引用了“未知生，焉知死”7、“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不可为也”8这些儒家经典上的名句。
在弘福寺的藏经阁中，除了佛经外，也有一些儒家、道家的经典文献，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等。这些不同教派的经典在弘福寺的藏经阁里和平相处，“邻里和谐”，体现出了儒释道的三教合一，佛教在当今社会对其他教派思想的包容与吸收9。
（二）赤松禅师的入世思想与教化观念。
赤松禅师所学习的临济宗其实就是佛教吸收儒、道思想的例子。临济宗由唐代的义玄禅师所创，也就是收徒弟之前喜欢用木棒打人家的头并且还要大喝一声的那位，“当头棒喝”这个成语即因此而来：每当义玄对学僧提问教导时，或者毫不客气地打对方一棒，或者大喝一声，然后便要求对方立刻回答。如义玄在黄檗禅师门下受业时曾问黄檗“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结果却是“黄檗便打，如是三问三遭打”10。当初赤松向敏树学法的时候也没少被当头棒打。赤松初谒敏树，敏树知两人同乡，问他同在何处，赤松答：“同则同，异则异。”敏树斥其“笼统汉”，于是：“敏便喝，师亦喝，敏曰：‘老僧喝有意，你也乱喝？’师曰：‘是什么？’敏连棒打出。”11 义玄曾提出“无位真人”这一说法，认为人身体中有一个“无位真人”，常在人的孔窍中出入12，“真人”一词出自《庄子·大宗师》：“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13。道家称呼那些修炼有成的道德之士为真人，后来甚至成为道官的一个等级，是道家常用的术语。而义玄提出的“无位真人”实际上就是将临济宗所追求的最纯真、最理想的人格具现化了，虽然此“真人”与彼“真人”未必全是一回事，但是也可想见义玄初创临济宗时就吸收了一部分道家思想。
临济宗杨岐派传人之一的宗杲更是阐明了“菩提心即忠孝心”、“儒即释”等理论。宗杲认为佛家的“菩提”和儒家讲倡的“忠孝”是等同的，儒教和释教本质上是相统一的。大珠慧海在回答别人问为何不许读经书的问题时，提到：“经传佛意，不得佛意……得意者越于佛言，悟理者超于文字，法过言语文字，何向数句中求？是以发菩提者，得意而忘言，悟理而遗教，亦犹得鱼忘筌，得兔忘蹄也。”14认为语言文字只是佛教思想的载体，但却是语言文字无法完全真切表达的，真正参悟了佛教的大道理后，便应忘却表达它的语言，就像捕到鱼后就应该忘掉渔具一样。而“得鱼忘筌，得兔忘蹄”这八个字，最早出自《莊子·外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15这句话所表达的就是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慧海不仅使用了庄子的这个比喻，甚至想表达的意思都一般无二，可见也是深受道家思想影响。
后来临济宗第六代传人楚圆到五代传人善昭门下求教，连续两年，善昭对楚圆并无丁点教诲，楚圆因是始终都未能窥得门径。于是楚圆只好伤心地向善昭告别，表示在他门下两年，没有得到什么教诲指导，反而经常被善昭喝骂，身心疲累，只能请辞。没想到善昭不仅没有挽留，反而又呵斥他，并拿出大棒追打楚圆，楚圆刚想辩解，却被善昭猛地捂住嘴巴，楚圆就在这时突然了悟，原来真正的佛理是语言无法完全表达的，所以善昭没有用语言开释他，而是逼他自己去悟。临济宗这种“佛理是脱离语言表达”的看法，与道德经卷首上一句“道可道，非常道”有异曲同工之妙。
楚圆禅师原本是自幼习儒学，后来才出家，他出家之后还与杨亿、李遵勗等文人高官结交，所以他的禅学思想中也掺入儒教因素。弘福寺的创建人赤松禅师与楚圆禅师一样，也是由儒入释，在贵阳弘扬佛法期间，也和贵州布政使蒋寅、粮道驿员傅作楫、孝廉何素儒、名士陈起蛟等官员、文人相交。
弘福寺之所以能建成，就多亏督学赵景福和巡抚曹申吉出资相助。后弘福寺建成，官员、文人相继为弘福寺撰文作记，总督王继文（？-1703）作《黔灵山弘福寺记》；巡抚阎兴邦（？-1698）作《黔灵山记》；布政使蒋寅作《黔灵山弘福寺碑记》；粮驿使傅作楫亦作《黔灵山弘福寺碑记》。16赤松禅师既居于黔灵，乃作《黔灵山志》一书，名吏于成龙之孙于准、孝廉何素儒、清初著名学者周起渭、按察使管竭忠等都为之作序。
诗人查慎行曾作《九日同赤松上人登黔灵山最高顶》四首，其一曰：“空谷西风昼怒号，山寒九月马归槽。路危怪石将惊坠，天纵诸峰势竞高。罗甸一军深壁垒，滇池千顷沸波涛。劳人何限登临意，不向槽丘觅二豪。”训导邹继圣17作《望黔灵寄赤松禅师》诗云：“自笑尘中老，久与名山别。延目望山阁，烟光若明灭。雨余半岭岚，向晚气超越。猿吟岩际风，僧参床上月。衲破寒暑忘，性寂天人彻。孤云独去来，长年傍禅悦。”18其余如周起渭、杨光焘19等文人雅士也都曾写诗赠与赤松禅师。因此可见赤松禅师也很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一点从他创建弘福寺的原因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
于准在为《黔灵山志》所做的序中提到：
黔于古为鬼方，以其椎髻侏儒，不通语言，人也而鬼矣……赤松了悟上乘，明通圆彻，如秋潭之月，如春海之云，乃体佛祖之意，欲行化黔灵，使吹笙跳月20之辈，望金容而生欢喜心，听梵音而思离垢想，变凶悍而为礼仪，易杀戮而为仁让，此则赤松志也，此则赤松辟黔灵意也。21
从这段序中可以看出，赤松禅师之所以创建弘福寺，为的是教化当时民风凶悍，民俗与中原迥异的贵州民众。如果说前面的导人向善，使人远离烦恼也还可说是佛教的“管理范围”，后面的改易风俗，礼仪教化就真是儒家的范畴了。这等教化黎庶的之事，本来应当是那些地方官吏——如前面提到的曹申吉、于准这两任贵州巡抚，又或者是名人大儒——如曾在贵阳龙场悟道的心学鼻祖王阳明之类人物去关心的，而非是一个和尚的“本业”。这堪称是佛家原本遁入空门的出世理念受到了儒家入世理念影响的结果。就算是后来佛家提出的救世的思想，也是讲究“佛渡有缘人”，就是说人若求佛祖，佛祖就会去救他、去渡他，你要是不信他，那佛祖也没有办法了。而赤松禅师志愿于教化“吹笙跳月之辈”的想法，应该正是受到了儒家礼仪教化观念的影响。
三、弘福寺的积极入世
（一）弘福寺对外影响。
赤松禅师受到儒家入世观念的影响，为教化黔灵众生而创建弘福寺，而一直到了现在，弘福寺依然沿袭着积极入世、与世俗相互交流影响的作法。
弘福寺对贵阳民众的影响深入人心。每年春节，都有络绎不绝的人潮向黔灵山涌去，新年到弘福寺烧香，祈求新一年顺顺利利，可以说是每一位贵阳人新年必备的活动。人们沿着前山后山的路径向上攀登，并且会在沿途拾取一些或大或小的木头、木棍乃至木片，谓之“取柴”，寓意来年发财得财。2016年春节甚至连政府都顾及到前往弘福寺进香的香客太多，甚至派出警力维持现场，规定前山九曲径只能上（因为九曲径道路细窄，萦纡曲折），后山公路宽阔所以可上可下。
弘福寺作为贵州首刹，慈悲为怀，积极参与了大量公益事业、慈善活动。2010年，西南大旱，据《黔西南日报》报道，弘福寺方丈心照大师就曾在政府官员的陪同下前往受灾严重的兴义，代表黔灵山弘福寺向兴义捐赠了抗旱赈灾款30万元22。除了赈灾捐款，弘福寺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参与希望工程、资助希望小学、资助贫困学生、捐建弘福小学、到贫困村扶贫、印发佛学书籍数万册，修桥铺路，修葺殿堂等公益事业，累计支出超过100万元23。 （二）弘福寺与世俗文化的融合。
弘福寺还拉动了本省的旅游业，这和弘福寺积极入世，顺应世俗的影响是有很大关系的。在弘福寺正门的九龙浴佛石壁上的佛祖脚下，有一个红色的“福”字，据说香客若在十余米外看清方向后，闭目前行，能触摸到这个“福”字，就能得到祝福。
在天王殿背面的地藏王菩萨像下，设有功德箱，上书“有求必应”四个大字。其实在佛教中，大愿地藏菩萨主管惩恶，与“有求必应”并不搭边。然而世俗的香客并不管这些，他们烧香拜佛只是想求得保佑、心想事成，遇事烧香，并不会管这位神佛是否拥有这方面的神职。而弘福寺直接在菩萨像下写上“有求必应”，可以说正是受到了世俗的影响。
一般作为配殿的观音殿之所以置于正殿之前，其实是一个因地制宜的结果。将其建在天王殿和大雄宝殿之间可以让两殿之间不至于太过空旷，保证正殿的核心位置。之所以在二重殿供奉观音，实在是因为观音在全国家喻户晓，在信众乃至普通人心中都有极重要地位的关系。观世音菩萨因其“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职能和众多家喻户晓的故事而受到人民普遍的敬仰，可以说是全国最受“欢迎”，最为人所知的神仙之一，第二重殿為观音殿可以说正是为了迎合世俗信众的心理而设。
弘福寺一年之中有七个佛教节日最为重要，其中观世音菩萨的节日就多达三个，而佛祖释迦牟尼仅保有两个节日，余下分别是地藏菩萨和阿弥陀佛的节日。可以看出，观音菩萨的纪念日，甚至比佛教创始者释迦牟尼的纪念日都多。这正是由贵阳地区人们对佛教的佛菩萨崇拜的具体情状所决定的：观世音菩萨最为人所知，救苦救难、热心慈悲，受到人们的热烈崇拜，所以纪念日全部保存了下来；释迦牟尼是佛教创始人所以保存了两个纪念日；地藏王菩萨曾发大愿要超度地狱里的一切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在黔灵山又被赋予“有求必应”的意义；阿弥陀佛则是因为在佛门“他力”说中，有一种修行最为简便方法，就是只要每天颂念“南无阿弥陀佛”，最后就会被普度成佛，这个佛号后来更成为所有佛教修行者的“口头禅”，因此广为人知。
（三）弘福寺的素食文化。
弘福寺的素斋亦很独特。中国的佛教僧侣都讲究素食，不食荤腥。而弘福寺别出心裁，在恪守素食的清规戒律的前提下，开发出了有特色的素斋，以吸引游客。笔者过去曾在弘福寺用过这样的素斋，从外形看，都是十分正常的家常菜，如宫保鸡丁、鱼香肉丝之类，令人印象格外深刻的是一条非常逼真的“红烧鲤鱼”。这些在外形与荤菜、肉菜看上去毫无二致的菜肴，其实都是货真价实的素斋，看似是肉，实则是豆腐、山药、蘑菇仿制。那条红烧鲤鱼，用筷子撕开后，才发现其实是豆腐和面筋的组合。这些素斋看上去与人们平时吃的“大鱼大肉”相似，实际上味道迥异，一则不会让人们在食用前因素斋的外形而对素斋产生排斥，二则外形和味道的独特对比可以让人们产生深刻的印象。这正是弘福寺积极入世，顺应世俗影响同时又保持佛教传统文化的体现。
结语
作为贵州寺庙中的一颗明珠，弘福寺秉承祖师积极入世，教化众生的思想，大胆的与世俗交流。不仅通过这些改变，开发了寺院旅游资源，为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更因为迎合世俗文化影响而吸引了更多的民众，以其特有的教化功能，对周边地区民众的精神信仰、行为观念、价值取向，起到了正面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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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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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赤松著：《黔灵山志·赤松和尚行实》，贵州省历史文献研究会、弘福寺黔灵丛书编委会合编，1996年第1版，第5-8页。
5.清周作楫辑：《贵阳府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754页。
6.赤松著：《黔灵山志·卷十二艺文下》，贵州省历史文献研究会、弘福寺黔灵丛书编委会合编，1996年第1版，第120页。
7.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第1版，第119页。
8.滕一圣译注：《礼记译注》，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版，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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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北宋道原著，顾宏义译注：《景德传灯录译注·卷十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1版，第796页。
11.赤松著：《黔灵山志·赤松禅师行实》，贵州省历史文献研究会、弘福寺黔灵丛书编委会合编，1996年第1版，第7页。
12.北宋道原著，顧宏义译注：《景德传灯录译注·卷十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1版，第800页。
13.刘悦霄主编：《国学精华读本·庄子》，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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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邹继圣，字远绍，清贵州思州（今岑巩）人，康熙中贡生，官训导。著有《清江剩草》。”见清周作楫辑：《贵阳府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20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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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杨光焘，字化宇，清铜仁人。康熙甲子年乡试举人，新选贵教谕，改思南教授。著有《梦游草》。”见清周作楫辑：《贵阳府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2065页。
20.“女儿未配者，携竿于野；男子未娶者，簪花为号。每晚食后，打鼓聚会，谓之跳月。未婚配者，任其淫奔。女人银钗垂耳，以马尾为髢。”见清周作楫辑：《贵阳府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2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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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许桂灵，司徒尚纪著：《新背景下佛教圣俗二界经济文化交流与影响分析》，载《广东技术师范学报》，2004年第1期，第55-60页。
作者简介：李宇航，男，出生于1994年，贵州贵阳人，就读于山西大同大学。
关键词：弘福寺；赤松禅师；三教融合；积极入世
On the Three Sect’s Fusion and Mundaneness of Hongfu Temple
Abstract：Hongfu Temple is the most famous buddhist temple in Guizhou. Hongfu is one of the Chan sect that combine Confucianism with Taoism.Chisong Heshang，the originator of Hongfu， kept faith with his mundane life principles for the edification of the masses.In the new era， Hongfu actively goes in secular matters and charities. It plays a positive guiding role of spirit faith ，value orientation and the sense of behariour of local residents.
Key words：Hongfu Temple；Chisong Heshang；the fusion of three sect；mundaneness
中图分类号：K928.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7-0143-04
引言
黔灵山，位于贵州省贵阳市，素有“黔南第一山”之称。“黔中第一佛教丛林”弘福寺，就坐落于黔灵山之中，正因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刹，成就了黔灵山的偌大名头。
“贵州禅宗首刹”弘福寺，始建于康熙十一年（1672），创建者是被称为“佛门颜回”的赤松禅师，传十余代而至今。古代贵州一向被视为蛮夷之地，其土著常被视为化外野人。赤松禅师虽是出家人，却秉持一颗教化黔地众生的入世之心，于万山荒林之中开辟弘福寺，弘扬佛法，济世救人。新时代下，弘福寺坚持积极入世的道路，关注公益事业，开辟出一片佛门新天地。
一、弘福寺概述
（一）弘福寺建筑概况。
黔灵山，可说是“钟黔中之灵秀”，山幽林密，郁郁葱葱，登临弘福寺的盘山古道“九曲径”就隐于山中。据路旁《修路碑记》所记：“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寅，贵州等处提刑按擦使司按擦使李之粹，督理贵州粮□□务兼分守贵东道布政使司□□□□□，康熙二十七年岁次戊辰开建黔灵赤松道场颂。”可知，“九曲径”是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由贵州布政使蒋寅、提刑使李之粹等相助下开辟的。据《贵阳府志》记载：“其初，路由山后，今改由山前。”1即指这条九曲径。九曲径路旁，有“佛”、“黔南第一山”、“正法眼藏”、“佛即是心”、“南无阿弥陀佛”、“赤松归隐”等名家留下的摩崖石刻；金刚味尊者、心平等尊者等罗汉浮雕；洗钵池、布政使陈德荣所建灵官亭，祀苦行佛的古佛洞等古迹。尤其古佛洞，著名的旅行家徐霞客就曾在明崇祯十一年（1638）踏足游览2。这一路的石刻、佛像、古迹，历代登山的香客信众都会焚香祭拜，以至于很多石刻靠近下方的部分都被香火熏得漆黑。
登上383级的九曲径便至弘福寺山门。山门右前方伫立着贵州新建的首座法华塔。这座法华塔是1991年修葺弘福寺时兴建的，塔高15米，七层，六角形，也就是常说的“七级浮屠”。塔上镌刻有三十六佛及佛经摘录，奉藏《妙法莲华经》，塔后有《建塔因缘功德碑》，记录建塔始末与捐赠钱款信众姓名。正对山门是九龙浴佛石壁，一字形，浮雕九条石龙，石壁所刻缘于佛经上的一个故事：相传佛祖释迦牟尼诞生之时，有九条龙王（一说两条）前来，口吐清净水，洗浴佛祖。这在全国佛寺中十分罕见。
山门是寺院的正门，为四柱三间三楼式牌楼建筑。中央山门高悬两块匾额，上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所题“弘福寺”，下为已故的国家副主席董必武所题“黔南第一山”；左右小门上一书“入解脱门”，一书“登清凉地”；山门旁现存赑屃鳌座石碑一通，碑额正书“赤松道场”四字。
进入山门后，右侧是钟楼，左侧是鼓楼。钟和鼓都是佛寺中很重要的法器，所谓“晨钟暮鼓”，是所有寺院不能缺少的。弘福寺钟楼、鼓楼都是二层建筑，顶层的四角都有仙鹤装饰，寓意驾鹤西游，摻进了道教思想，这也能够反映出贵州多神共存的泛神信仰。钟楼二层的铜钟可以说是弘福寺中历史最为古老的文物了，此钟铸造于明成化五年（1469），至今已有近五百年的历史了。据民国《贵州通志·金石志》记载，铜钟“高四尺余，约长一尺五寸，口周一丈六尺”，又称其“铜质斑斓，制颇精雅”，钟上刻有：“皇图巩固，帝道遐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等字样3。
山门后，首当其冲的便是天王殿。该殿通面阔30米，通进深10米。天王殿又称弥勒殿，殿正中供有一尊弥勒佛坐像，大肚袒露，笑容满面。殿两侧挂有一幅对联，据传为1918年贵州督军刘显世所赠。上联曰：开口便笑，笑古笑今，凡事付之一笑；下联曰：大肚能容，容天容地，于人何所不容——可谓道尽佛门忍让之德。殿内东西两侧供有护卫佛法的四大天王：左边并排而坐的是脸色淡金、手里拿着琵琶的持国天王，与脸色黑蓝、手里攥着宝剑的增长天王；右边的两尊则是白脸、手中拿伞的多闻天王，与一张大红脸上白须白眉、一手握蛇、一手做兰花状的广目天王。在天王殿背面，应当会供有一尊韦陀菩萨，而弘福寺却与众不同，天王殿背后供的是一尊地藏王菩萨，这是很少见的。
过天王殿不远处即为观音殿。将观音殿建在正殿之前，亦属罕见。殿身正中所供观音像为一尊千手观音，高3米，宝冠髻顶，胸缀璎珞，慈悲端庄。正殿背后有一尊韦陀菩萨立像，身披盔甲，武将装扮，一手立在胸前，一手按杵于地，显得十分威武。观音殿后，便是弘福寺的正殿——大雄宝殿。正殿之前有巨大的香炉，两侧矗立两根白色经幢，经过香客多年焚香，白色的经幢上也满是被熏黑的痕迹。 大雄宝殿作为全寺建筑的核心，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周围廊，重檐歇山顶，琉璃剪边，青瓦覆顶，脊刹处双龙对拥，翼角飞扬。殿身通面阔30米，通进深15米，显得非常宽敞。殿中所供的佛祖释迦牟尼像色作金黄，端坐莲台。佛祖左右两侧分立有迦叶与阿难二尊者。正殿左右两侧分别是文殊、普贤两尊菩萨像，大殿东西两侧又有十八罗汉像，形态各不相同。殿后部中央供有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观世音菩萨“西方三圣”。
大雄宝殿之后，是一幢三层楼阁式建筑，分为玉佛殿与藏经阁。玉佛殿中供有缅甸玉佛十余尊。藏经阁里藏有《龙藏》、清乾隆朝所颁赐的《大藏经》、《大正藏》、《中华大藏经》、《藏文大藏经》等汉文、藏文佛教经典，其数量、种类实为贵州寺庙之冠。
天王殿、观音殿、大雄宝殿和玉佛殿皆列于弘福寺的中轴线上，井然有序。在天王殿之右便是放生池，池中立有一尊高大的“航海观音”。放生池右侧罗汉堂。罗汉堂面积十分宽广，供有五百罗汉的塑像，每尊罗汉形态各不相同，各有名号。
寺院后门左侧是塔林，为弘福寺历代住持、僧侣安葬之处，正中间最醒目者正是开山祖师赤松禅师的埋骨塔，塔后有贵州提督蔡珽所提塔铭。
（二）赤松禅师生平。
赤松禅师，本姓韩氏，讳景琦，法名道领，以“赤松”为号。原籍浙江，后迁至四川潼川东塔山青藤坝。赤松生于明崇祯七年（1643），自幼丧父，被过继给他人为子。后逢明末战乱，于是举家逃入当时较为安定的贵州。赤松自幼好佛，后虽习儒业，仍不改其志，十五六岁便发愿出家，立志要明了佛教不死不生之理，随后便进入深山结庐而居。后来赤松受外道迷惑，虽然旋即便脱离外道，但却明白独自参悟难成大事，于是便开始寻访名师。
顺治十年（1653），赤松拜在入黔躲避战乱，同时弘扬佛法的灵药禅师（1604-1670）门下。不久，灵药禅师因故前往云南，又将赤松引到西识禅师门下。而后赤松为了明了“万法归一”的法门，又不辞辛苦前往到云南寻访灵药禅师，经过灵药禅师的苦心教诲，赤松精勤猛参半年，终于厘清“万法归一”的宗旨。赤松深知佛法深奥，绝不能骄傲满足，固步自封。于是他又继续跋山涉水，到处寻访高僧。赤松先后拜谒了燕居禅师和灵隐禅师，收益良多，又前往天宁山拜谒恩师灵药，最后又回到贵州，再次拜谒灵隐禅师，并受持具足戒，正式取得了为僧的资格。之后赤松又前往遵义参临济宗32代传人敏树禅师（1602-1672），深受敏树禅师欣赏，被敏树禅师收为弟子，得传临济禅宗第33代衣钵。
康熙十一年（1672），赤松禅师偶然来到黔灵山。在此之前，黔灵山不过是一片蛮荒之地，虽有很多有名的人物涉足此地，其中甚至有川中大才子杨慎和大旅行家徐霞客，可惜依然还是一片虎狼出没、不见人烟的荒山。直到赤松在此住锡弘法，创建弘福寺，他与贵州众多官员交好，在这些信官的资助下，弘福寺终于成为贵州首刹，而黔灵山也渐渐成为黔南第一名山，文人墨客、高官显宦、佛门大德来往不绝，黔灵山的兴盛，佛教事业的兴旺，寺院旅游资源的开发，均为赤松禅师之功4。
二、弘福寺的三教文化
（一）弘福寺蕴藏的三教元素。
弘福寺虽是一座佛寺，但道家、儒家的文化元素也深深的蕴藏于寺院的建筑之中。
在通往山门的九曲径上，有一通碑碣显得十分与众不同，因为那是一幅道士的雕刻。碑碣上的道士看上去道貌岸然，正是八仙中的呂祖，碑碣上有贵州督军刘显世所题的“纯清道祖灵像”六个大字。在碑碣下部，可以清楚的看见那些被多年来的香火熏黑的部分，可见是受到了多年的供奉。
九曲径上有一座灵官亭，为布政使陈德荣所建5。原有楹联曰：“鞭下无情，打尔明中作恶；头上有眼，看他暗里行奸。”6灵官是道教的护法神，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便是王灵官，常常镇守道观山门。灵官亭往上不远便是弘福寺山门，可见佛与道的交融。
前文曾提到，钟鼓楼的四角上饰以仙鹤是掺进了道教思想，之后天王殿中的四大天王就则可以说是佛教文化被本土同化的鲜明例子了。四大天王在佛教中本是守护四大部洲的护法神，而在传入中国后却发生了变化，被认为执掌“风调雨顺”之职。增长天王手中持有利剑，一为佛祖护法，二则宝剑也象征智慧，慧剑斩烦恼；而在中国化后，宝剑有锋锐，“锋”与“风”读音相同，故而认为增长天王职“风”。持国天王拿着琵琶，因为弦乐器要松紧适中，表示佛法中道；中国化后，因琵琶须调理好后方能演奏，故而职“调”。多闻天王手持宝伞，本是为遮护清净心不受打扰，却被理解为手执雨伞，自然是职“雨”。广目天王受持蛇，本是表世间变化无常，却被理解为蛇为不驯之物，被天王拿捏住，所以是顺，故而职“顺”。
除了道家的影响外，弘福寺也可以看到不少儒家文化的痕迹。在弘福寺中，不乏刻有《论语》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等儒家经典语句。更有甚者，弘福寺第十代住持智明禅师的塔铭上还引用了“未知生，焉知死”7、“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不可为也”8这些儒家经典上的名句。
在弘福寺的藏经阁中，除了佛经外，也有一些儒家、道家的经典文献，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等。这些不同教派的经典在弘福寺的藏经阁里和平相处，“邻里和谐”，体现出了儒释道的三教合一，佛教在当今社会对其他教派思想的包容与吸收9。
（二）赤松禅师的入世思想与教化观念。
赤松禅师所学习的临济宗其实就是佛教吸收儒、道思想的例子。临济宗由唐代的义玄禅师所创，也就是收徒弟之前喜欢用木棒打人家的头并且还要大喝一声的那位，“当头棒喝”这个成语即因此而来：每当义玄对学僧提问教导时，或者毫不客气地打对方一棒，或者大喝一声，然后便要求对方立刻回答。如义玄在黄檗禅师门下受业时曾问黄檗“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结果却是“黄檗便打，如是三问三遭打”10。当初赤松向敏树学法的时候也没少被当头棒打。赤松初谒敏树，敏树知两人同乡，问他同在何处，赤松答：“同则同，异则异。”敏树斥其“笼统汉”，于是：“敏便喝，师亦喝，敏曰：‘老僧喝有意，你也乱喝？’师曰：‘是什么？’敏连棒打出。”11 义玄曾提出“无位真人”这一说法，认为人身体中有一个“无位真人”，常在人的孔窍中出入12，“真人”一词出自《庄子·大宗师》：“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13。道家称呼那些修炼有成的道德之士为真人，后来甚至成为道官的一个等级，是道家常用的术语。而义玄提出的“无位真人”实际上就是将临济宗所追求的最纯真、最理想的人格具现化了，虽然此“真人”与彼“真人”未必全是一回事，但是也可想见义玄初创临济宗时就吸收了一部分道家思想。
临济宗杨岐派传人之一的宗杲更是阐明了“菩提心即忠孝心”、“儒即释”等理论。宗杲认为佛家的“菩提”和儒家讲倡的“忠孝”是等同的，儒教和释教本质上是相统一的。大珠慧海在回答别人问为何不许读经书的问题时，提到：“经传佛意，不得佛意……得意者越于佛言，悟理者超于文字，法过言语文字，何向数句中求？是以发菩提者，得意而忘言，悟理而遗教，亦犹得鱼忘筌，得兔忘蹄也。”14认为语言文字只是佛教思想的载体，但却是语言文字无法完全真切表达的，真正参悟了佛教的大道理后，便应忘却表达它的语言，就像捕到鱼后就应该忘掉渔具一样。而“得鱼忘筌，得兔忘蹄”这八个字，最早出自《莊子·外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15这句话所表达的就是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慧海不仅使用了庄子的这个比喻，甚至想表达的意思都一般无二，可见也是深受道家思想影响。
后来临济宗第六代传人楚圆到五代传人善昭门下求教，连续两年，善昭对楚圆并无丁点教诲，楚圆因是始终都未能窥得门径。于是楚圆只好伤心地向善昭告别，表示在他门下两年，没有得到什么教诲指导，反而经常被善昭喝骂，身心疲累，只能请辞。没想到善昭不仅没有挽留，反而又呵斥他，并拿出大棒追打楚圆，楚圆刚想辩解，却被善昭猛地捂住嘴巴，楚圆就在这时突然了悟，原来真正的佛理是语言无法完全表达的，所以善昭没有用语言开释他，而是逼他自己去悟。临济宗这种“佛理是脱离语言表达”的看法，与道德经卷首上一句“道可道，非常道”有异曲同工之妙。
楚圆禅师原本是自幼习儒学，后来才出家，他出家之后还与杨亿、李遵勗等文人高官结交，所以他的禅学思想中也掺入儒教因素。弘福寺的创建人赤松禅师与楚圆禅师一样，也是由儒入释，在贵阳弘扬佛法期间，也和贵州布政使蒋寅、粮道驿员傅作楫、孝廉何素儒、名士陈起蛟等官员、文人相交。
弘福寺之所以能建成，就多亏督学赵景福和巡抚曹申吉出资相助。后弘福寺建成，官员、文人相继为弘福寺撰文作记，总督王继文（？-1703）作《黔灵山弘福寺记》；巡抚阎兴邦（？-1698）作《黔灵山记》；布政使蒋寅作《黔灵山弘福寺碑记》；粮驿使傅作楫亦作《黔灵山弘福寺碑记》。16赤松禅师既居于黔灵，乃作《黔灵山志》一书，名吏于成龙之孙于准、孝廉何素儒、清初著名学者周起渭、按察使管竭忠等都为之作序。
诗人查慎行曾作《九日同赤松上人登黔灵山最高顶》四首，其一曰：“空谷西风昼怒号，山寒九月马归槽。路危怪石将惊坠，天纵诸峰势竞高。罗甸一军深壁垒，滇池千顷沸波涛。劳人何限登临意，不向槽丘觅二豪。”训导邹继圣17作《望黔灵寄赤松禅师》诗云：“自笑尘中老，久与名山别。延目望山阁，烟光若明灭。雨余半岭岚，向晚气超越。猿吟岩际风，僧参床上月。衲破寒暑忘，性寂天人彻。孤云独去来，长年傍禅悦。”18其余如周起渭、杨光焘19等文人雅士也都曾写诗赠与赤松禅师。因此可见赤松禅师也很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一点从他创建弘福寺的原因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
于准在为《黔灵山志》所做的序中提到：
黔于古为鬼方，以其椎髻侏儒，不通语言，人也而鬼矣……赤松了悟上乘，明通圆彻，如秋潭之月，如春海之云，乃体佛祖之意，欲行化黔灵，使吹笙跳月20之辈，望金容而生欢喜心，听梵音而思离垢想，变凶悍而为礼仪，易杀戮而为仁让，此则赤松志也，此则赤松辟黔灵意也。21
从这段序中可以看出，赤松禅师之所以创建弘福寺，为的是教化当时民风凶悍，民俗与中原迥异的贵州民众。如果说前面的导人向善，使人远离烦恼也还可说是佛教的“管理范围”，后面的改易风俗，礼仪教化就真是儒家的范畴了。这等教化黎庶的之事，本来应当是那些地方官吏——如前面提到的曹申吉、于准这两任贵州巡抚，又或者是名人大儒——如曾在贵阳龙场悟道的心学鼻祖王阳明之类人物去关心的，而非是一个和尚的“本业”。这堪称是佛家原本遁入空门的出世理念受到了儒家入世理念影响的结果。就算是后来佛家提出的救世的思想，也是讲究“佛渡有缘人”，就是说人若求佛祖，佛祖就会去救他、去渡他，你要是不信他，那佛祖也没有办法了。而赤松禅师志愿于教化“吹笙跳月之辈”的想法，应该正是受到了儒家礼仪教化观念的影响。
三、弘福寺的积极入世
（一）弘福寺对外影响。
赤松禅师受到儒家入世观念的影响，为教化黔灵众生而创建弘福寺，而一直到了现在，弘福寺依然沿袭着积极入世、与世俗相互交流影响的作法。
弘福寺对贵阳民众的影响深入人心。每年春节，都有络绎不绝的人潮向黔灵山涌去，新年到弘福寺烧香，祈求新一年顺顺利利，可以说是每一位贵阳人新年必备的活动。人们沿着前山后山的路径向上攀登，并且会在沿途拾取一些或大或小的木头、木棍乃至木片，谓之“取柴”，寓意来年发财得财。2016年春节甚至连政府都顾及到前往弘福寺进香的香客太多，甚至派出警力维持现场，规定前山九曲径只能上（因为九曲径道路细窄，萦纡曲折），后山公路宽阔所以可上可下。
弘福寺作为贵州首刹，慈悲为怀，积极参与了大量公益事业、慈善活动。2010年，西南大旱，据《黔西南日报》报道，弘福寺方丈心照大师就曾在政府官员的陪同下前往受灾严重的兴义，代表黔灵山弘福寺向兴义捐赠了抗旱赈灾款30万元22。除了赈灾捐款，弘福寺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参与希望工程、资助希望小学、资助贫困学生、捐建弘福小学、到贫困村扶贫、印发佛学书籍数万册，修桥铺路，修葺殿堂等公益事业，累计支出超过100万元23。 （二）弘福寺与世俗文化的融合。
弘福寺还拉动了本省的旅游业，这和弘福寺积极入世，顺应世俗的影响是有很大关系的。在弘福寺正门的九龙浴佛石壁上的佛祖脚下，有一个红色的“福”字，据说香客若在十余米外看清方向后，闭目前行，能触摸到这个“福”字，就能得到祝福。
在天王殿背面的地藏王菩萨像下，设有功德箱，上书“有求必应”四个大字。其实在佛教中，大愿地藏菩萨主管惩恶，与“有求必应”并不搭边。然而世俗的香客并不管这些，他们烧香拜佛只是想求得保佑、心想事成，遇事烧香，并不会管这位神佛是否拥有这方面的神职。而弘福寺直接在菩萨像下写上“有求必应”，可以说正是受到了世俗的影响。
一般作为配殿的观音殿之所以置于正殿之前，其实是一个因地制宜的结果。将其建在天王殿和大雄宝殿之间可以让两殿之间不至于太过空旷，保证正殿的核心位置。之所以在二重殿供奉观音，实在是因为观音在全国家喻户晓，在信众乃至普通人心中都有极重要地位的关系。观世音菩萨因其“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职能和众多家喻户晓的故事而受到人民普遍的敬仰，可以说是全国最受“欢迎”，最为人所知的神仙之一，第二重殿為观音殿可以说正是为了迎合世俗信众的心理而设。
弘福寺一年之中有七个佛教节日最为重要，其中观世音菩萨的节日就多达三个，而佛祖释迦牟尼仅保有两个节日，余下分别是地藏菩萨和阿弥陀佛的节日。可以看出，观音菩萨的纪念日，甚至比佛教创始者释迦牟尼的纪念日都多。这正是由贵阳地区人们对佛教的佛菩萨崇拜的具体情状所决定的：观世音菩萨最为人所知，救苦救难、热心慈悲，受到人们的热烈崇拜，所以纪念日全部保存了下来；释迦牟尼是佛教创始人所以保存了两个纪念日；地藏王菩萨曾发大愿要超度地狱里的一切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在黔灵山又被赋予“有求必应”的意义；阿弥陀佛则是因为在佛门“他力”说中，有一种修行最为简便方法，就是只要每天颂念“南无阿弥陀佛”，最后就会被普度成佛，这个佛号后来更成为所有佛教修行者的“口头禅”，因此广为人知。
（三）弘福寺的素食文化。
弘福寺的素斋亦很独特。中国的佛教僧侣都讲究素食，不食荤腥。而弘福寺别出心裁，在恪守素食的清规戒律的前提下，开发出了有特色的素斋，以吸引游客。笔者过去曾在弘福寺用过这样的素斋，从外形看，都是十分正常的家常菜，如宫保鸡丁、鱼香肉丝之类，令人印象格外深刻的是一条非常逼真的“红烧鲤鱼”。这些在外形与荤菜、肉菜看上去毫无二致的菜肴，其实都是货真价实的素斋，看似是肉，实则是豆腐、山药、蘑菇仿制。那条红烧鲤鱼，用筷子撕开后，才发现其实是豆腐和面筋的组合。这些素斋看上去与人们平时吃的“大鱼大肉”相似，实际上味道迥异，一则不会让人们在食用前因素斋的外形而对素斋产生排斥，二则外形和味道的独特对比可以让人们产生深刻的印象。这正是弘福寺积极入世，顺应世俗影响同时又保持佛教传统文化的体现。
结语
作为贵州寺庙中的一颗明珠，弘福寺秉承祖师积极入世，教化众生的思想，大胆的与世俗交流。不仅通过这些改变，开发了寺院旅游资源，为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更因为迎合世俗文化影响而吸引了更多的民众，以其特有的教化功能，对周边地区民众的精神信仰、行为观念、价值取向，起到了正面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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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李雄燕.三教融合视野下的弘福寺[J].贵阳文史，2015（05）：36-39.
[14]黄莹.黔灵山弘福寺向我州捐赠抗旱救灾款30万元[N].黔西南日报，2010-3-24（1）.
[15]张新民.临济宗风化边表——清高僧赤松和尚与瞿脉禅师合论[DB/OL]
http：//www.foyuan.net/article-131006-1.html ，2010-01-06.
[16]宗性法师.北宋临济宗石霜楚圆及其禅法思想[DB/OL]
http：//www.liaotuo.org/fjrw/hcrw/zxfs/107612.html ，2014-12-05.
注释：
1.清周作楫辑：《贵阳府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754页。
2.“十二日，止贵州，游古佛洞。”见徐霞客著：《徐霞客游记·黔游日记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632页。 3.任可澄，杨恩元纂：《贵州通志·金石志二》，民国三十七年贵阳书局铅印本，第81-82页。
4.赤松著：《黔灵山志·赤松和尚行实》，贵州省历史文献研究会、弘福寺黔灵丛书编委会合编，1996年第1版，第5-8页。
5.清周作楫辑：《贵阳府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754页。
6.赤松著：《黔灵山志·卷十二艺文下》，贵州省历史文献研究会、弘福寺黔灵丛书编委会合编，1996年第1版，第120页。
7.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第1版，第119页。
8.滕一圣译注：《礼记译注》，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版，第81页。
9.李雄燕著：《三教融合视野下的弘福寺》，贵阳文史2015年第5期，36-39页。
10.北宋道原著，顾宏义译注：《景德传灯录译注·卷十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1版，第796页。
11.赤松著：《黔灵山志·赤松禅师行实》，贵州省历史文献研究会、弘福寺黔灵丛书编委会合编，1996年第1版，第7页。
12.北宋道原著，顧宏义译注：《景德传灯录译注·卷十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1版，第800页。
13.刘悦霄主编：《国学精华读本·庄子》，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48页。
14.北宋道原著，顾宏义译注：《景德传灯录译注·卷二十八》，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1版，第2267页。
15.刘悦霄主编：《国学精华读本·庄子》，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73页。
16.赤松著：《黔灵山志·卷十一艺文上》，贵州省历史文献研究会、弘福寺黔灵丛书编委会合编，1996年第1版，第91-97页。
17.“邹继圣，字远绍，清贵州思州（今岑巩）人，康熙中贡生，官训导。著有《清江剩草》。”见清周作楫辑：《贵阳府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2069页。
18.清周作楫辑：《贵阳府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2052页。
19.“杨光焘，字化宇，清铜仁人。康熙甲子年乡试举人，新选贵教谕，改思南教授。著有《梦游草》。”见清周作楫辑：《贵阳府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2065页。
20.“女儿未配者，携竿于野；男子未娶者，簪花为号。每晚食后，打鼓聚会，谓之跳月。未婚配者，任其淫奔。女人银钗垂耳，以马尾为髢。”见清周作楫辑：《贵阳府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2146页。
21.赤松著：《黔灵山志·序一》，贵州省历史文献研究会、弘福寺黔灵丛书编委会合编，1996年第1版，第9-10页。
22.黄莹报道：《黔灵山弘福寺向我州捐赠抗旱救灾款30万元》，黔西南日报，2010年3月24日第1版。
23.许桂灵，司徒尚纪著：《新背景下佛教圣俗二界经济文化交流与影响分析》，载《广东技术师范学报》，2004年第1期，第55-60页。
作者简介：李宇航，男，出生于1994年，贵州贵阳人，就读于山西大同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