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话说“一千个人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一千个人心中有多少个“创新”的含义呢？答案也是一千零一个。
　　“创新”是当下中国的一个热词，是政策语汇体系中的关键用语。但凡对目标、战略、政策、工作的描述，皆不离“创新”二字，可以说到了无“创新”不成文，无“创新”不成会的地步。再加上以“创新”为核心衍生出的许多词汇，诸如“科技创新”、“知识创新”、“自主创新”、“制度创新”等等，谈“创新”变成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事儿。一个词到了这种地步，无非两个原因，一个是的确重要，另一个可能是含义过于宽泛。
　　用简洁、铿锵、联想丰富的语词表达政治理念，是政治动员的必要手段，因为政治动员往往需要刺激想象、调动热情、打动人心。但政府政策是理性行为，更需要用严格准确的语汇来表达。如果一本写着“创新”的政策文本，企业家看到的是“商业”，工程师看到的是“技术”，大学教授看到的是“科学”，理论家看到的是“精神”，那么这至少意味着政策沟通还不那么成功。而沟通失灵往往是政策失灵的重要原因。这就不仅仅是一个用词的问题了。
　　“创新”作为严格的经济学概念，特指企业以新产品、新服务、新市场、新的管理和商业模式获取利润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这句话简直就是同语反复。不可否认，创新的重要源泉之一是技术发明、科学发现，企业的创新能力依赖于大学、科研机构的技术转移。但“创新”这一用语，在许多场合下被暗中泛化转意为“创造性的活动”。这种转意的效果是，既把科学、技术活动纳入进来，同时又保留了原有的经济含义。其结果往往容易掩盖创新、技术发明、科学发现这三类活动性质上的区别，往往容易混淆企业、高校、科研机构这三类机构功能上的差异。这三类活动、三类机构有不同的直接目标、不同的价值规范、不同的动力机制，甚至需要不同类型的参与者。
　　把创新、技术发明、科学发现区分开来，反而容易让我们看清它们之间的联系。倘若把创新作为技术发明和科学发现的直接目的，以创新来统辖科学技术研究活动，从长远看，反而求不来创新。这是因为，新知识与新的商业机会之间的关系具有难以预测的不确定性。许多时候，创新来自于科学研究的附带效应。因而，让科学家按照科学的目标开展研究，让工程师按照技术的标准从事开发，让企业家按照商业的原则进行运营，既让它们各自的内在动力机制发挥作用，又在它们之间建立广泛的、细密的联系，反而能够形成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社会环境。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文学来说，这是伟大的标志。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零一个“创新”，对于政策来说，反倒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