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们不难理解，遂宁的张锦明、荥经的胡昌升、巴中的李仲彬以及平昌的刘谦祥，他们出现在盆周、大山地区，而不是出现在成都周边的平原地区。
1998，蜀官“政治年”
1998年初，41岁的张锦明履新，担任雅安市市中区区委书记。
张锦明面对的是一个亟待振衰起弊的“摊子”，是年2、3月接连发生的几起大案，将3个乡镇的主要领导掀翻下马，情况最严重的宝石镇除了一个镇党委副书记外，其余班子成员均卷入“旋涡”，宝石镇政府一下子成了空壳政府。
“这是对干部人事制度发出的一个严重警报”，张锦明说：“我们不怀疑每个人都有选出好干部的良好愿望，但是仅有好愿望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好制度作保证。”在区委常委会上，张锦明态度坚决地主张改革原有的选任办法，要对保石镇镇长候选人实行“公推公选”，伺后，68名干部报名参加了竞选，通过考试取出前6名，再通过答辩选出前两名，选举人则由宝石镇各村干部、村民代表、人大代表共100多人组成。
向道全，这个根本未曾进入组织部门视野的年轻人，成功地从“票箱里跳出来”，成为全国第一个公选镇长，如果按照传统干部任命途径，在另一个乡镇担任组织委员的他离镇长之位还很遥远。
从公选镇长到直选镇长，张锦明承认，这一跨越几乎没有太多的酝酿。1998年11月，一段对话促成了市中区乡长直选探索，这是在横山镇镇长公选期间，一位干部与村民代表的对话：
村民：“这回选举好，比以前好。但他们还是上面派来的吧？”
干部：“不，这是你们自己选的。”
村民：“不对，这6个人是怎么来的呀？”
干部：“这是他们自己考来的呀。”
村民：“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是考来的？要说是我们自己选的，那就应该一开始就让我们来选。”
既然百姓认为公选仍然不能保证足够的民主，那为什么不一步到位尝试直选呢？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1998年12月31日，步云乡以公开竞选、秘密划票方式，6236位乡民选出了自己的乡长谭晓秋。这样一个看似偶然的事件，成为中国基层民主改革一个标志性的节点，也将张锦明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同样是在1998年，39岁的李仲彬也迎来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3月5日，担任成都市消防支队支队长的李仲彬一身戎装，代表“成都119”向社会公开承诺：“有警必出，有灾必救，有险必抢，热情服务”，这平平常常的16个字，标志着中国消防从降火伏魔延展到抢险救援和社会救助。创新119，可以视作李仲彬军人生涯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年9月，李仲彬悄然“着陆”，在成都下辖的新都县担任县委副书记。
李仲彬正式步入四川政坛。
1998年12月，另一个享誉四川政界的官员也踏上了从政之路。胡昌升，这位成都理工大学的副教授离开三尺讲台，在成都市锦江区担任副区长。3年后，名不见经传的胡昌升在他仕途的“第二站”一夜成名。2002年12月20日，胡昌升在荥经县委书记的岗位上仅仅一个半月，这一天，他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党代表选举，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参加竞选党代表的县委书记。荥经县党代会的常任制试点也由此发端。
1998年，可以说是四川政坛“造星运动”的特殊年份，张锦明走向峰口浪尖，成为闪亮的政治明星，而李仲彬和胡昌升同时开启政治生涯，这三个人可以说是四川基层民主改革的代表人物。是年元月，冷刚也主政一方，开始担任双流县县长，白刚则在锦江区担任区长，相较于基层民主改革，后者领衔的城乡统筹试验让他们成为政声卓著的改革人物。
体制内变革者
对于直选乡长的改革风险，张锦明并非没有足够的预见。
1998年12月22日这一天，冬至。大雾笼罩，张锦明的汽车驶在浓雾里，一阵孤独感抓住了张锦明的心。这一天距离步云直选只有9天时间，她填了一首词《如梦令·冬至》：寒凝水天云愁，雾里隐约孤舟；时见帆影动，又听浪打沙鸥。激流，激流，可知那船沉浮？
“孤舟”、“沉浮”，张锦明的担忧在字里行间若隐若现。
1999年1月19日，《法制日报》发表了《民主不能超越法律》一文，指出直选乡长违法。因为，乡镇长人选一向由上级党委圈定，然后由当地人民代表选举通过。张锦明推动的步云直选，改变了基层行政首长的产生方式，步云直选破坏了“规则”。中央编译局杨雪冬研究员在接受《决策》采访时认为，关于步云合法性的争议一方面说明了民主改革触动了制度性障碍，另一方面也说明不同的群体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运用“民主”话语。
“民主在思想家那里是价值，在政治家那里是理念，在掌权者那里是机制，在农民那里是程序”，张锦明承认，她遇到的阻力或争议是一种潜在的，但又是深层次的分歧。其实，早在1998年5月，四川省委组织部曾经在眉山市青神县的南城乡进行过一次秘密的乡长直选试点工作，但是这一尝试在几年之后才解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因为有南城乡直选在先，上层对步云选举的暧昧态度才消解了张锦明仕途上的凶险。
到2001年乡镇换届的时候，步云乡选举程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先前的直选乡长变为直选乡长候选人，然后交由人大定夺。这样一来，规避了第一次直选的政治风险。观察家发现，张锦明的改革策略和重心开始变化，她从一个激越的“快半拍改革者”演变为一个温和的“体制内变革者”。
张锦明的“退守”与其说是对风险的规避，不如说是改革策略的调整。从一步到位到循序渐进，从突破体制到遵从体制。作为四川基层民主改革的代表人物，张锦明改革转向党内民主层面。其实，真正风向标的变化是2001年四川省委组织部的一个导向性规定，明确要求不再进行乡镇长直选，而鼓励探索乡镇党委书记直选工作。
从宏观环境看，四川基层选举改革的转向，与人们对即将召开的十六大的预期有很大关系。2002年11月，十六大明确规定“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内民主改革出现了开阔的操作空间。
继而，在张锦明之后，四川政坛又涌现出几颗闪亮的政治明星，他们在党内民主改革中颇有建树，其中“风头最健者”就是李仲彬。
他注定不是一个温吞、“安分”的人，不论走到何处都不会甘于平庸。2001年元月，李仲彬转正新都县县长，2002年12月担任新都区（原新都县）区委书记，自此，他可以把法定权力发挥到极致。从开放三会到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再到民评官，选举——管理——监督，民主运行的各个环节新都政改无不涉及。李仲彬将自己在新都的工作称为一场民主启蒙。
2005年9月，李仲彬调任四川最贫困的巴中市，次年担任巴中市委书记。对于李仲彬的擢升，一位四川本地观察家认为没有悬念，因为他在新都非常出彩，但是，让李去巴中出乎意料，或许，让李仲彬这样一个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去搅动困顿的巴中，正是一种刻意的安排。事实说明，李仲彬的巴中政改同样出彩。
出彩是否一定能够赢得喝彩？
杨雪冬说，“四川基层民主改革经过10年发展，今天已经不再像当年那样令人血脉贲张，原因在于人们对待政治更为理性和现实”。在他看来，十六大的召开直接导致四川的基层民主从政府层面转向了党委层面，此后出现的各种类型的党内民主改革只是对中央精神的呼应和落实，已经不具备纯粹“创新”意义。
由此可见，“张锦明们”只是变革者而不是创新者。
盆地与盆周，不一样的“故事”
成都、雅安和巴中，代表四川三种典型地区，即盆地（平原）、盆周（丘陵）和大山。如果仔细观察四川近十年出现的政治明星抑或改革官员，就会发现一种符合政治地理现象的规律存在，即社会政治现象的空间分布与地理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
四川省委党校党建部主任彭穗宁接受《决策》采访时分析说，四川选举改革最多的地区并不是经济基础较好的盆地地区，而是盆地周边丘陵地区，以及更外边的大山地区。也就是说，四川基层民主改革发展存在着区域不平衡的现象，那么，有没有数据支持这种观点？
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研究所的赖海榕博士，曾于四川乡镇选举改革高潮期对此进行过调研，掌握了许多有说服力的数据。2002年4月止，四川全省40%的乡镇实施了竞争性选举，他指出，“这是平均数，有些地方实施竞争性选举的乡镇多于这个百分数，有些地方少于这个百分数。雅安市、巴中市等地达到100%，由此可以肯定，有些地方实施竞争性选举的乡镇占该地乡镇总数的比例，会远远低于40%这个平均数”。赖海榕在与四川省一级相关人员的访谈中获知，成都实施竞争性选举的乡镇数和比例较低。省一级的干部推测，成都的区县很可能只有一两个乡镇实施竞争性选举。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遂宁的张锦明、荥经的胡昌升、巴中的李仲彬以及平昌的刘谦祥，他们出现在盆周、大山地区，而不是出现在成都周边的平原地区。
那么，为什么盆周和大山地区会成为四川选举改革的温床？彭穗宁从文化的角度分析认为，盆周和大山地区更容易沉淀一些传统的文化，特别是“湖广填四川”，移民文化中缺乏主体意识，对寻找“带头人”有天生的要求，从耗散的角度讲，由于地理隔绝因素，这种传统意识积淀深厚。这些地区的农民来说，对选举改革期待更多。
彭穗宁的分析只能说明盆地大山地区农民，更需要选举改革给他们带来好的“带头人”，那么，这些地区官员推进选举改革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呢？赖海榕在遂宁、雅安、南充、巴中四市多个乡镇调研后得出的结论是，“推动乡镇竞争性选举的目的是摆脱困境、减轻负担或提高效能，一旦这些方面的压力减轻或消失，继续推进乡镇竞争性选举的动力就会减弱或消失”。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成都周边地区，作为省域政治经济中心，其经济发展基础和基层治理能力方面的条件更为优越，基层存在的问题也不像盆周、大山地区那样纠结复杂，这一地区的官员在基层民主改革方面动力不足是必然的逻辑。尽管“盆地与盆周，不一样的故事”这样的表述，不足以解释成都辖内为何出现了新都政改，但是2003年之后，在成都城乡统筹试验场上，冷刚、白刚、曾万明等改革官员的集体登场，促使人们对成都改革甚至是四川改革的注意力出现了转移。
正如杨雪冬所言，随着城乡统筹改革推动者的出现，张锦明们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对于大众来说，后者的行为更能给他们带来实惠；对于上级部门来说，后者的行为也不具有任何政治风险。这些推动民主的官员肯定会有失意，但是，从整个政治文明发展的长时段来看，他们无疑占有自己的位置。
1998，蜀官“政治年”
1998年初，41岁的张锦明履新，担任雅安市市中区区委书记。
张锦明面对的是一个亟待振衰起弊的“摊子”，是年2、3月接连发生的几起大案，将3个乡镇的主要领导掀翻下马，情况最严重的宝石镇除了一个镇党委副书记外，其余班子成员均卷入“旋涡”，宝石镇政府一下子成了空壳政府。
“这是对干部人事制度发出的一个严重警报”，张锦明说：“我们不怀疑每个人都有选出好干部的良好愿望，但是仅有好愿望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好制度作保证。”在区委常委会上，张锦明态度坚决地主张改革原有的选任办法，要对保石镇镇长候选人实行“公推公选”，伺后，68名干部报名参加了竞选，通过考试取出前6名，再通过答辩选出前两名，选举人则由宝石镇各村干部、村民代表、人大代表共100多人组成。
向道全，这个根本未曾进入组织部门视野的年轻人，成功地从“票箱里跳出来”，成为全国第一个公选镇长，如果按照传统干部任命途径，在另一个乡镇担任组织委员的他离镇长之位还很遥远。
从公选镇长到直选镇长，张锦明承认，这一跨越几乎没有太多的酝酿。1998年11月，一段对话促成了市中区乡长直选探索，这是在横山镇镇长公选期间，一位干部与村民代表的对话：
村民：“这回选举好，比以前好。但他们还是上面派来的吧？”
干部：“不，这是你们自己选的。”
村民：“不对，这6个人是怎么来的呀？”
干部：“这是他们自己考来的呀。”
村民：“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是考来的？要说是我们自己选的，那就应该一开始就让我们来选。”
既然百姓认为公选仍然不能保证足够的民主，那为什么不一步到位尝试直选呢？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1998年12月31日，步云乡以公开竞选、秘密划票方式，6236位乡民选出了自己的乡长谭晓秋。这样一个看似偶然的事件，成为中国基层民主改革一个标志性的节点，也将张锦明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同样是在1998年，39岁的李仲彬也迎来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3月5日，担任成都市消防支队支队长的李仲彬一身戎装，代表“成都119”向社会公开承诺：“有警必出，有灾必救，有险必抢，热情服务”，这平平常常的16个字，标志着中国消防从降火伏魔延展到抢险救援和社会救助。创新119，可以视作李仲彬军人生涯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年9月，李仲彬悄然“着陆”，在成都下辖的新都县担任县委副书记。
李仲彬正式步入四川政坛。
1998年12月，另一个享誉四川政界的官员也踏上了从政之路。胡昌升，这位成都理工大学的副教授离开三尺讲台，在成都市锦江区担任副区长。3年后，名不见经传的胡昌升在他仕途的“第二站”一夜成名。2002年12月20日，胡昌升在荥经县委书记的岗位上仅仅一个半月，这一天，他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党代表选举，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参加竞选党代表的县委书记。荥经县党代会的常任制试点也由此发端。
1998年，可以说是四川政坛“造星运动”的特殊年份，张锦明走向峰口浪尖，成为闪亮的政治明星，而李仲彬和胡昌升同时开启政治生涯，这三个人可以说是四川基层民主改革的代表人物。是年元月，冷刚也主政一方，开始担任双流县县长，白刚则在锦江区担任区长，相较于基层民主改革，后者领衔的城乡统筹试验让他们成为政声卓著的改革人物。
体制内变革者
对于直选乡长的改革风险，张锦明并非没有足够的预见。
1998年12月22日这一天，冬至。大雾笼罩，张锦明的汽车驶在浓雾里，一阵孤独感抓住了张锦明的心。这一天距离步云直选只有9天时间，她填了一首词《如梦令·冬至》：寒凝水天云愁，雾里隐约孤舟；时见帆影动，又听浪打沙鸥。激流，激流，可知那船沉浮？
“孤舟”、“沉浮”，张锦明的担忧在字里行间若隐若现。
1999年1月19日，《法制日报》发表了《民主不能超越法律》一文，指出直选乡长违法。因为，乡镇长人选一向由上级党委圈定，然后由当地人民代表选举通过。张锦明推动的步云直选，改变了基层行政首长的产生方式，步云直选破坏了“规则”。中央编译局杨雪冬研究员在接受《决策》采访时认为，关于步云合法性的争议一方面说明了民主改革触动了制度性障碍，另一方面也说明不同的群体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运用“民主”话语。
“民主在思想家那里是价值，在政治家那里是理念，在掌权者那里是机制，在农民那里是程序”，张锦明承认，她遇到的阻力或争议是一种潜在的，但又是深层次的分歧。其实，早在1998年5月，四川省委组织部曾经在眉山市青神县的南城乡进行过一次秘密的乡长直选试点工作，但是这一尝试在几年之后才解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因为有南城乡直选在先，上层对步云选举的暧昧态度才消解了张锦明仕途上的凶险。
到2001年乡镇换届的时候，步云乡选举程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先前的直选乡长变为直选乡长候选人，然后交由人大定夺。这样一来，规避了第一次直选的政治风险。观察家发现，张锦明的改革策略和重心开始变化，她从一个激越的“快半拍改革者”演变为一个温和的“体制内变革者”。
张锦明的“退守”与其说是对风险的规避，不如说是改革策略的调整。从一步到位到循序渐进，从突破体制到遵从体制。作为四川基层民主改革的代表人物，张锦明改革转向党内民主层面。其实，真正风向标的变化是2001年四川省委组织部的一个导向性规定，明确要求不再进行乡镇长直选，而鼓励探索乡镇党委书记直选工作。
从宏观环境看，四川基层选举改革的转向，与人们对即将召开的十六大的预期有很大关系。2002年11月，十六大明确规定“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内民主改革出现了开阔的操作空间。
继而，在张锦明之后，四川政坛又涌现出几颗闪亮的政治明星，他们在党内民主改革中颇有建树，其中“风头最健者”就是李仲彬。
他注定不是一个温吞、“安分”的人，不论走到何处都不会甘于平庸。2001年元月，李仲彬转正新都县县长，2002年12月担任新都区（原新都县）区委书记，自此，他可以把法定权力发挥到极致。从开放三会到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再到民评官，选举——管理——监督，民主运行的各个环节新都政改无不涉及。李仲彬将自己在新都的工作称为一场民主启蒙。
2005年9月，李仲彬调任四川最贫困的巴中市，次年担任巴中市委书记。对于李仲彬的擢升，一位四川本地观察家认为没有悬念，因为他在新都非常出彩，但是，让李去巴中出乎意料，或许，让李仲彬这样一个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去搅动困顿的巴中，正是一种刻意的安排。事实说明，李仲彬的巴中政改同样出彩。
出彩是否一定能够赢得喝彩？
杨雪冬说，“四川基层民主改革经过10年发展，今天已经不再像当年那样令人血脉贲张，原因在于人们对待政治更为理性和现实”。在他看来，十六大的召开直接导致四川的基层民主从政府层面转向了党委层面，此后出现的各种类型的党内民主改革只是对中央精神的呼应和落实，已经不具备纯粹“创新”意义。
由此可见，“张锦明们”只是变革者而不是创新者。
盆地与盆周，不一样的“故事”
成都、雅安和巴中，代表四川三种典型地区，即盆地（平原）、盆周（丘陵）和大山。如果仔细观察四川近十年出现的政治明星抑或改革官员，就会发现一种符合政治地理现象的规律存在，即社会政治现象的空间分布与地理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
四川省委党校党建部主任彭穗宁接受《决策》采访时分析说，四川选举改革最多的地区并不是经济基础较好的盆地地区，而是盆地周边丘陵地区，以及更外边的大山地区。也就是说，四川基层民主改革发展存在着区域不平衡的现象，那么，有没有数据支持这种观点？
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研究所的赖海榕博士，曾于四川乡镇选举改革高潮期对此进行过调研，掌握了许多有说服力的数据。2002年4月止，四川全省40%的乡镇实施了竞争性选举，他指出，“这是平均数，有些地方实施竞争性选举的乡镇多于这个百分数，有些地方少于这个百分数。雅安市、巴中市等地达到100%，由此可以肯定，有些地方实施竞争性选举的乡镇占该地乡镇总数的比例，会远远低于40%这个平均数”。赖海榕在与四川省一级相关人员的访谈中获知，成都实施竞争性选举的乡镇数和比例较低。省一级的干部推测，成都的区县很可能只有一两个乡镇实施竞争性选举。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遂宁的张锦明、荥经的胡昌升、巴中的李仲彬以及平昌的刘谦祥，他们出现在盆周、大山地区，而不是出现在成都周边的平原地区。
那么，为什么盆周和大山地区会成为四川选举改革的温床？彭穗宁从文化的角度分析认为，盆周和大山地区更容易沉淀一些传统的文化，特别是“湖广填四川”，移民文化中缺乏主体意识，对寻找“带头人”有天生的要求，从耗散的角度讲，由于地理隔绝因素，这种传统意识积淀深厚。这些地区的农民来说，对选举改革期待更多。
彭穗宁的分析只能说明盆地大山地区农民，更需要选举改革给他们带来好的“带头人”，那么，这些地区官员推进选举改革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呢？赖海榕在遂宁、雅安、南充、巴中四市多个乡镇调研后得出的结论是，“推动乡镇竞争性选举的目的是摆脱困境、减轻负担或提高效能，一旦这些方面的压力减轻或消失，继续推进乡镇竞争性选举的动力就会减弱或消失”。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成都周边地区，作为省域政治经济中心，其经济发展基础和基层治理能力方面的条件更为优越，基层存在的问题也不像盆周、大山地区那样纠结复杂，这一地区的官员在基层民主改革方面动力不足是必然的逻辑。尽管“盆地与盆周，不一样的故事”这样的表述，不足以解释成都辖内为何出现了新都政改，但是2003年之后，在成都城乡统筹试验场上，冷刚、白刚、曾万明等改革官员的集体登场，促使人们对成都改革甚至是四川改革的注意力出现了转移。
正如杨雪冬所言，随着城乡统筹改革推动者的出现，张锦明们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对于大众来说，后者的行为更能给他们带来实惠；对于上级部门来说，后者的行为也不具有任何政治风险。这些推动民主的官员肯定会有失意，但是，从整个政治文明发展的长时段来看，他们无疑占有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