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西南联大，其实，历史上还有一个西北联大。西北联合大学是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原名北洋大学）三所院校组成的，但这所西北联大不但没有取得西南联大那样的辉煌，反而中途停办，究其原因，固然有政治方面的因素，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三校之间不团结所致。而西南联合大学在8年办学过程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关怀，所以能够团结一致，共同走过烽火岁月，共创辉煌。
　　当时，西南联大三校的校长分别是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蒋梦麟（北京大学校长）和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但后来实际负责的是梅贻琦。因此可以说，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形成通力合作的局面，贡献最大的是梅贻琦。我想，这与他的人格风范是分不开的，正是因为梅贻琦有着崇高的人格，才奠定了三校8年合作的基础。
　　抗战时期，物价飞涨，物资供应困难，联大师生生活非常清苦，梅贻琦就想方设法带领大家渡过难关。当时，清华大学工学院有一些暂时不用的设备，于是清华就成立了清华服务部，用这些设备进行生产，用赚来的钱补贴教师的生活。按理说，这些设备是清华的，与另两所学校无关，所得可以不考虑另两所学校。但梅贻琦不这样想，他顾念北大和南开的同人也同样贫困，所以每当年终分配时，也送给北大和南开的教师相当于1个月工资的馈赠，用来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由此可以看出梅贻琦的公正无私。
　　梅贻琦的为人风范，还表现在他与人相处时的处事方法上。据西南联大总务长、北大教授郑天挺回忆说，1941年5月，梅贻琦和郑天挺以及北大教授罗常培，一同前往西南联大叙永分校和李庄北大文科研究所看望那里的人员。在返回途中，罗常培因为一些事大发雷霆，虽然不是什么大事，但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产生隔阂，而且会影响到各学校之间的关系。当时，面对怒火冲天的罗常培，梅贻琦表现得异常平静，他静静地听罗常培发牢骚，直到罗常培把话全说完了，发足了火以后，才慢条斯理地说：“我倒想跟你一起（发火），但那也无济于事啊！”梅贻琦平和、恳切的态度，让罗常培立即火气全消，事情就这样平息了。这只是他与人相处的一个片断，类似的事，在8年联合办学中肯定还发生过不少，但因为有了梅贻琦的处事方法，才保证了各校之间能相处融洽，毫无芥蒂。
　　正是因为梅贻琦待人诚恳、公正无私，所以得到了另两位校长的信任。在西南联大成立之初，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就对北大校长蒋梦麟说：“我的表你带着”（天津话，意即“你作我的代表”之意）；而蒋梦麟则放心地对梅贻琦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用蒋梦麟的话说，联大的事，我不管就是管。这是一种无为而治的智慧。而蒋梦麟之所以能这么放心、放手，正是基于对梅贻琦的信任。
　　据郑天挺回忆：1941年4月，清华大学在昆明拓东路联大工学院举行30周年校庆，张伯苓当时人在重庆，但他告诉南开大学办事处的黄子坚，说清华与南开是“通家之好”，所以应当给予祝贺。黄子坚在会上解释“通家”的原因，说是因为梅贻琦是南开第一班的高才生。冯友兰一听，连忙上台也叙起“通家之好”来，他说：“北大文学院院长（指胡适）是清华人，我是清华的文学院院长，但出身北大。”于是，会场发言异常踊跃，纷纷举出三校出身人物互相支援的情形。三校纷纷讲述“通家之好”的场面，正是三校精诚团结的表现。
　　正是由于梅贻琦崇高的人格风范，所以才奠定了西南联大的合作基础，三所学校互相协作，亲如一家，开创了中国高等院校强强联合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