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区的小镇上，初秋的暴风雪滋扰着人们却又极具诱惑，它将一些人逐出高地，又吸引一群人接踵而至。2017年10月的第一周，蒙大拿州波兹曼以南的山峰下了一英尺多厚的雪。第5日破曉前，有一伙人从镇外著名的户外游乐场海亚丽峡谷的停车场出发，团队的负责人看着这场新下的雪深感不安，为避免遇到雪崩，他带领团队沿着山脊和裸露出地面的地方小心翼翼地攀爬，避开填满雪的沟壑。这个人便是康拉德安克尔，美国著名的登山运动员。人们常说有年迈的登山者，有勇敢的登山者，但是没有年迈而勇敢的登山者，但54岁的安克尔迄今为止着实是个例外。
　　这次的登山并不惊险，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小型的登山活动，这座山因海拔只有10031英尺，故原名为10031峰，后在2005年为了纪念已故的登山运动员（波兹曼人的偶像）亚历克斯·洛而将其重新命名。团队登上亚历克斯·洛峰，撒掉亚历克斯·洛的骨灰。安克尔意识到，在途中若遇上雪崩实在是太荒唐了。
　　1999年，洛在攀登喜马拉雅山的希夏邦马峰时去世，享年40岁。当时，他被众人认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登山运动员，即使对于登山运动员来说，早逝是司空见惯的事，但他的去世还是让人们感到震惊。他做事向来谨慎，比夜魔侠还敏捷。但雪化成了水向下滑坡。希夏邦马峰上，巨大的雪崩将2名登山者——洛和摄影师大卫·布里奇斯埋在了成吨的冰冻碎片下。另一个登山者安克尔向别的方向逃去，被气流压倒吞没。待气流散去后，他发现自己已跌跌撞撞地穿过了变形的雪地，独自存活了下来。
　　洛的妻子詹妮弗在回到波兹曼后接到了大本营的电话。通过卫星连线，安克尔告诉她洛不在了。詹妮弗曾经也是一名登山者，十分支持丈夫的冒险行动，但对于这次出行，她却隐约有种不祥的预感，常常会做梦，为此她一反常态，请求洛不要去。但是洛认为自己要对登山伙伴和北面（NorthFace，1966年在旧金山湾区成立的户外装备公司）以及NBC体育（为探险承保）负责。“这是我的工作。”洛告诉詹妮弗，“是出差。”她和洛有3个孩子，他们分别只有10岁、7岁和3岁。
　　洛的同辈人对他很是钦佩，不仅因为他攀登高峰的傲人成绩，还因他作为父亲作为丈夫尽职尽责。由此可以说明登山者的心态：一年中有数个月不在家的人也可以是个称职的父亲。“我们都很敬畏他，他既能登上高峰，也是个好父亲。”安克尔告诉我，他和洛是最好的朋友，他们志同道合，常在一起搭档。安克尔承担起照顾詹妮弗和孩子们的责任，与他们在波兹曼度过越来越多的时光，尽其所能地帮他们渡过难关，同时也为自己找到生存的目标，找到活下去的理由。在亚历克斯死后不到两年，安克尔和詹妮弗结婚了，他收养了孩子们，詹妮弗如今称自己为洛-安克尔，她又找了个世界一流的攀登者作为伴侣，虽为此感到荣耀，但也常常会焦虑和恼怒。
　　2016年，安克尔在尼泊尔接到了一个电话，正如他所说的，他在接起电话前就知道发生了什么。电话是他的朋友兼同事大卫.戈特勒打来的，当时他正在攀登希夏邦马峰，偶然间发现了几件破旧的北面装备，他挖了一会儿，发现了大卫·布里奇斯和亚历克斯·洛的尸体。因为气候变化的缘故，尸体从冰川中融出的速度比预想的快。几个月后，安克尔洛安克尔和孩子们前往喜马拉雅山去搜寻尸体。

　　一年后，家人们将洛的骨灰带到了亚历克斯·洛峰上。他们在山顶上挥撒骨灰告别，在洛埋在雪下18年后，象征着某种意义的结束。

　　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次出行证实了父亲的死亡，父亲奇迹般归来曾是长子马克斯打小就梦寐以求的事情，但这样的奇迹不会出现了。安克尔反复做着相同的梦：在梦中，洛出现了，想要回他的家人。“我快要被压垮了，”安克尔告诉我，“这是他的结婚戒指，这是他的相机，这是我放在他背包里的水瓶。”他们发现洛时，洛仰面朝天，双臂交叉放在胸前。“他用手攥住结婚戒指放在心上。”洛-安克尔说道，他们将尸体挖出来，抱起拖回大本营，其间经过悬崖峭壁，用绳子和助燃剂拖拽着尸体，几经周折。在高山上，没有真实的相遇，只有父亲、丈夫、朋友冻僵的尸体。“我们守着他们，守了一天。”安克尔说，“然后把他们包起来火化了。”
　　一年后，家人们将洛的骨灰带到了亚历克斯·洛峰上。他们在山顶上挥撒骨灰告别，在洛埋在雪下18年后，象征着某种意义的结束。等他们回到车里时天已经黑了。
　　在那周早些时候，安克尔在波兹曼攀岩馆遇到了一个名叫海登·肯尼迪的年轻攀登者。几年前，27岁的肯尼迪曾在巴基斯坦第一次从南面登上了人称“食人魔峰”的著名高峰，获得了一年一度的登山奖。来自科罗拉多州的他与来自波兹曼的女友英奇.帕金斯近来一同搬到了镇上的公寓里。肯尼迪自高中毕业后，一边以开货车为生，一边刷新着自己的登山履历;23岁的帕金斯是蒙大拿州立大学的一名大四学生，主修数学，她还是一名滑雪者兼登山者。安克尔就住在帕金斯家附近的街道，帮助教她攀登。几十年前，他曾和肯尼迪的父亲迈克尔一同登山，迈克尔是一名熟练的登山者，安克尔从海登小时候就认识海登。
　　亚历克斯·洛峰仪式结束后的第二天，肯尼迪和帕金斯在攀登魔鬼峰时遭遇了雪崩，那里是海亚丽峡谷西南部一个偏远的野外滑雪场。肯尼迪有一半身子被埋在了雪下，他逃了出来，却不见帕金斯的踪影。尽管他知道被埋的人大多活不过20分钟，但仍在废墟中连探带挖找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最后，他放弃了，逃出去开车回到了波兹曼。他没有给任何人打电话，人们只能猜测当时的他是多么的恐慌痛苦和自责。当晚在公寓里，他写了一封长达l5页的信，随后便服下了剂量足以致命的止痛药和酒精。 　　肯尼迪此前从未沮丧过，也从未有过任何暴力或鲁莽行为。“他和别的孩子一样，童年从未受过创伤。”迈克尔.肯尼迪近来告诉我，“我们忽略了什么？我们很困惑。”相比食人魔峰，魔鬼峰不过就是一次普通的行动，有点儿好玩。“他在便条上说：‘我们去那儿是我的错。’”他的父亲继续说道：“尽管他在信上没有明确说明，但我认为最后那几个小时最困扰他的，是他觉得自己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
　　海登.肯尼迪去世的前一周，他在一个名为“夜间发送”的登山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悲情的文章，讲述近来一些登山伙伴在山中死去的故事，其中就有曾与他同行攀登食人魔峰的登普斯特。登普斯特和另外两人在一年前遭遇了席卷食，人魔峰的风暴，之后便杳无音信。近年来，那些出色的登山者和滑雪者接二连三地遇害。肯尼迪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常常困扰着那些经历过他人遇害自己却幸存下来的人：“为什么我们当中有的人活了下来，而有的人却没有？”
　　去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安克尔给我看了杂志上的一页内容，上面是手写的遇难的朋友和伙伴的名字，有30多个。他们当中除了有几个是在山上遇难的之外，还有许多是像圣经故事或棒球传说一样的悲剧。这份名单上的名字依次为安克尔的导师马格斯·斯达普（他在1992年从德纳里峰下山时跌进了冰缝中）斯科特·亚当森、贾斯汀·格里芬、汉斯·萨里、道格·库姆斯、奈德·吉列、米拉·什米德、哈里·伯杰、托德·斯金纳、沃尔特·希普利、安·加吉·夏尔巴、乌里·斯特克、迪恩·波特……这些都是殉难者，他们除了留下来可追溯的成就，全部都毫无征兆地死于意外。
　　“我此前曾和海登联系过，也与他聊过创伤是什么。”安克尔说，“就像掉进漩涡里后，天彻底黑了，甚至想自杀，我以前不想过多地聊这个话题，因为这会让我觉得羞耻和软弱。”
　　肯尼迪自杀一周后的某个傍晚，安克尔打电话给波兹曼的心理医生蒂姆·塔特，安克尔和蒂姆·塔特经常一起去登高探讨人生。塔特曾帮助他和洛度过暗淡时期，那时的安克尔受到很大的影响，他曾因为自己是幸存者而内疚一常常觉得自己过着别人的生活。
　　与塔特的对话十分简短，就像和安克尔对话一样。安克尔想知道塔特是否愿意与北面就死亡、悲伤和伤害进行磋商。安克尔是北面运动队的队长，这支运动队由品牌进行赞助，由100多名户外探险者组成，他们当中有攀岩者、登山者、极限滑雪者、滑雪板手超跑者等。
　　尽管肯尼迪和帕金斯并没有加入北面运动队，但他们的死讯给众多年轻的北面运动员带来了深远影响。2018年春天，安克尔带着塔特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州阿拉米达市，会见了几位北面的高管。“我想引荐我的导师甘道夫。”安克尔说道。塔特的风度以及其根深蒂固的萨满教特性仿佛是与生俱来的且经过后天培养的，他是一位受过训练的荣格派，也据称是荣格继任者詹姆斯希尔曼的朋友兼助手，他将禅宗与北方平原土著部落的各种仪式和信仰融入自己的实践及自我展示中，阐述了保持心理健康的方法以及其对健康意义的看法。“比起消除症状或处理问题，我更想让人们知道整个经过的来龙去脉。”近来他告诉我，“运动员总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在他们的观念看来，他们并不是想要证明自己，而是认为这是他们无法抗拒的使命，他们脑子里装着个喇叭，总是催促他们去做要做的事。”
　　很快，甘道夫开始以拜访智者的名义出现在北面的宴会上，一些运动员被他的出场、说话方式以及其与安克尔的关系吸引，纷纷签到去看他。他们当中有些人在北面的赞助下前往波兹曼，参加塔特所谓的强度训练，训练分为两天，每天为两个小时的时间，训练期间会分配各种任务，若运动精英成群结队地来参加，安克尔和洛安克尔还会为他们做一些辅导。
　　“我从小被当作牛仔一样养大，”北面团队的滑雪运动员马克卡特尔告诉我：“我们并不想要治疗。”卡特尔在怀俄明州的一个养牛场长大，副业是卖牛肉，曾得到过牙签公司的赞助。他说，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创伤是同龄同姓的堂兄去世了，他是海豹突击队队员，2007年战死在伊拉克。“蒂姆给我留了功课。”卡特尔说道，“他让我给我堂兄写信，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写完。”
　　HillaryAllen，被朋友们称为“小山羊”，是北面赞助的超跑者，她还获得了神经科学硕士学位。2017年，她28岁，在参加挪威某山脊上举办的35英里“天空跑”比赛时，一块石头松动，她不慎从150英尺高的地方摔下来，背部肋骨、手臂和脚上有14块骨头骨折，韧带撕裂。“我当时受到了很大的惊吓，她说，“我一直在做噩梦，想让一切恢复原状，那种沉溺于自己差点儿遇害的内疚感让我不堪重负。有人建议我找一位运动心理学家或是一位正规的心理咨询师，但是都行不通。”相反，她去波兹曼随塔特进行了一次强度训练：“他是我的菜，我是登山者，可不是穿着粉红裙的娇娇女。”

　　在这群人中，意外几乎和癌症一样常见。安克尔和洛-安克尔好似山景中的圣人，将所有人联系在一起。

　　现年71岁的蒂姆.塔特从80年代初便开始在波兹曼接受治疗。塔特有一个朋友特德耶茨住在波兹曼附近，他在一次严重的车祸后患上了抑郁，染上了毒瘾，几经周折后，他自杀了，自那之后，塔特发现自己掌握了应对悲伤和失落的诀窍。耶茨的父亲曾是一位备受关注的电视纪录片导演，他在报道“六日战争”时死于枪杀，耶茨的继父迈克.华莱士是《新闻60分》的记者。塔特在乔治敦的圣公会教堂为耶茨主持了葬礼，后来，他在一辆豪华轿车的后座上发现自己照顾的正是心烦意乱的华莱士，华莱士曾在1962年希腊的一次登山事故中失去了一个儿子。华莱士告诉他：“我不知道你刚才在那儿做什么，但我对此深表敬意。”凱瑟琳格雷厄姆问塔特是否也会主持她的葬礼，他回忆道。塔特现在戴着华莱士送给耶茨的康科德航行者手表。
　　“悲伤敲开了脆弱的大门，无论如何，我都要站起来，出现在那里。”塔特告诉我，“无论是长辈、智者、萨满还是某巫师一我都不推崇，我就是我，这对运动员来说很有效。” 　　9月下旬，安克尔和塔特给我发了一段自拍视频：在黄金登山期，山脊上闪现的两个银白色身影。他们邀请我去波兹曼。“来我们家看看我们在哪里工作吧，看看我与亚历克斯的生活，”安克尔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指的是“我与詹妮弗的生活”，或这句话是否代表洛始终存在于房子家属和这些人心中的证明。“距离那一天10月5号马上就快要20年了，”安克尔接着说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十分重要的牵绊，所以——”
　　塔特说，“到我办公室来做个快速分析，就不会再痛苦了。”
　　塔特在机场冲我打招呼——给了我一个拥抱，说了声“你好伙计”——我们开车进了城，散了散步。我和妻子90年代初刚从大学毕业就住在波兹曼，那时亚历克斯洛已经很有名了。有一天，一个住在洛厄斯街对面的朋友把我介绍给他，我就像和迈克尔乔丹握手一样激动。当时，受杂志和电影的影响，我对山地生活有着模糊的概念——踩上滑雪板挑战极限——但很快我便发现，我在这方面既没有足以取得成就的才能，也没勇气承担风险或痛苦。我的父亲在20年前的雪崩中失去了他的父亲和妹妹，几十年来，我的亲人便一直生活在这种悲痛的阴影下。
　　我想去看看我和妻子租住的公寓。当我指着房子时，塔特停顿了刻，说道：“我和妻子刚搬来波兹曼时，也曾住过这里。”同一座房子，这种巧合使人不安，他补充道：“当我们听说住在这间公寓的上一个人在那儿上吊自杀后，我们就搬走了。”
　　那天下午，我们在他的办公室待了一会儿。塔特在波兹曼市中心一栋旧砖房的一楼看到了客户，他常说，“在蓝门后面”。（他把蓝色前门作为自己当地的招牌，从以前的办公室搬到了主街上。）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下唇上有一撮白色的小胡子，稀疏蓬松的长发常被他绾成发髻。那一天，他在办公室打着领带，穿着格子衬衫、登山裤和靴子，室内装饰着羽毛、骨头、牛仔和美洲土著艺术品。卡尔荣格的豪华版《红皮书》摆在展台上，展开的页面是有关地狱的章节。他一天讲7节课：“我在每节课之间烧雪松是为了仪式。”他说道。他每年都会来到加拿大边境附近的库特奈国家森林，从同一棵树上采摘雪松。“很多人都是新时代的有识之士。我跟着背道者克劳族巫医做了12年的学徒。所以我真诚地对待他们，为此赚了很多钱。”
　　塔特从未做过攀登者，也未做过滑雪者，至少没有像来拜访他的北面运动员那样有力，对他们来说，他有点儿像那些从来没有打过比赛但却掌握了一些基本东西的教练。
　　大多数运动员似乎对塔特的过去知之甚少，塔特的过去多姿多彩。在蓝门后面，他们聊天，他听着，但是，当我坐在沙发上时，忍不住说道，“和我讲讲你母亲的事吧。”她是来自密歇根州的瑞典人，在芝加哥北区的穆迪圣经学院遇到了塔特身为长老会教徒的父亲，当时他们在那里接受传教土的训诫。塔特说：“她是一个老派、严肃而热情的人，她不用笔记就能记住火和硫黄布道”，“但她总是对人极其严厉。”
　　塔特的父母在40多岁的时候有了塔特，他是4个孩子中最小的那个，是一个错误。他说，童年的时光“很紧张”，“他们不让我跳舞。”塔特跟着较为年长的哥哥来到杜布克的一所长老会学院，计划加入牧师会，并爱上了一位啦啦队队长，这位啦啦队队长的父亲是德国人，也是长老会的牧师。小两口住在斯图加特附近的房子里，上完大三之后便结婚了，名正言顺地住在了一起。那一年，塔特20岁，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在孩子6天大的时候，他们偷渡回到杜布克。“那时是1969年，”他说，“我在大四的时候受到启发，上了神学院，拿到了教学证书毕业。”毕业后，在混乱的学生抗议中，他和新组建的家庭回到了德国，回到席勒学院，在那里他担任教师并成为了院长。“我打破了儿时的神话，取而代之的是海德格尔、歌德、维特根斯坦、尼采，还有深度心理学家荣格。”
　　中世纪的背道者探索心靈的视野和肉体的负罪感：到了70年代中期，塔特在南加州叫作金西学院和海岸学院的社区中学教心理学和人格理论。“很明显我不适合结婚，”他说，“离婚后我只带走了我的750雅马哈和一个铁蓝色的豆袋椅。”（他现在和儿子关系很亲密。）想象一下这位背道者从摩托车上下来，穿着佩斯利衬衫，围着围巾，紧身裤掖进高筒靴里，来金西学院上人类性学课。他说：“教职员工很反感我，他们不喜欢我的性格和教学风格。不过我很爱研究理论。”彼时，一个叫苏珊的女子开始出现在他的课堂上，而这个女人不幸嫁给了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门诺派教徒。
　　塔特和苏珊乘着他的达特桑上路了。几个月后，他们在蒙大拿州迈尔斯城结束了行程，那里是塔特姐姐的家，他曾在海鹰队和联合队工作，在那儿度过了少年时期的暑假。苏珊在一家名为“墙洞”的酒吧当服务员，塔特在松山复林男子学校找到了一份辅导员的工作，这所学校是一所针对犯罪青少年开设的国立机构。塔特说：“学校靠氯普马嗪和面壁思过来管教这群孩子。”他被雇来尝试一种更为先进的管教方法：“这些孩子很粗暴，真的很粗暴，正是在那里，我丢掉了人类心理如此黑暗的天真想法。”这对夫妇在1982年搬到了波兹曼，有了一个女儿。苏珊在一家名为“时代美发”的发廊找到了工作，而塔特则教授历史，开始了他的治疗实践。
　　80年代初，塔特遇到了一个名叫斯科特.弗雷泽的蒙大拿白人，他有着苏族和克劳族血统，曾在比林斯一家炼油厂工作时险些丧生，尽管他受到某些部族成员的抵制，但仍成为了太阳舞团的团长，向外界拉开了这场众所周知的艰苦仪式的序幕。塔特参加了其中十项运动，每项运动都是为期三到四天的剧烈运动，没有食物也没有水。在弗雷泽的敦促下，他为得到羽毛在野外找到并带回四具老鹰尸体。他还参加了传统的乡村禁食活动一跳大神。“当你一个人在山顶坐上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就会倒下，”他说道，“所有的界限都会消失。”
　　他接着说：“不论我研究什么，都会深陷其中。”他继续说道，“但很明显，这样会变得有点儿邪门，所以我对自己多了些宽容。”
　　塔特还参加了诗人罗伯特.勃莱领导的新兴人类神话运动。一篇有关勃莱和格林夫妇成长的名为《铁约翰》的童话（当时成为了勃莱1990年畅销书的标题）引起了塔特的兴趣，他参加了勃莱在明尼苏达州休伯特湖举办的静修活动。“那里有一百多人，”他说，“很西方化。有一次，他们搭建了六个汗蒸房，这帮搭建房子的伙计远远超出了他的技能范围，当时我和克劳族巫医已在一起共事了三年，我也从中插了一脚，然后才回到正轨上。”大家聚在一起时，你有望找到自己的动物图腾。塔特的是只麋鹿，勃莱的是只熊。“我会像只麋鹿一样昂首阔步，奋力与勃莱对抗。”他说。 　　“我喜欢大人物，”塔特告诉我。“我是个大块头，所以我喜欢和大个头、大个子大人物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康拉德会和我相处得这么好。我觉得和拥有成就却不自负的人在一起最舒服。”

　　那天晚上，我们遇到了安克尔和作家大卫·奎曼，一起喝了一杯。三人行在波兹曼人的非正式会议上很常见，他们称之为苏格兰俱乐部：偶尔在偏远的小屋里度过一个醉醺醺的夜晚，他们讲故事，说出真相，摘下面具。这种小型聚会和在城里的其他集会一样，我不断听有人提到一些人（即不出名的登山者）在登山和滑雪事故中失去自己的亲人。在这群人中，意外几乎和癌症一样常见。安克尔和洛安克尔好似山景中的圣人，将所有人联系在一起。
　　安克尔有着沙色头发，结实的下巴，他很容易紧张，十分内向。蒙大拿州的人们曾鼓励他去竞选公职，但他认为自己脸皮太薄便作罢。他在加利福尼亚州中部长大，自淘金热开始，父亲就将家安顿在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外。他的母亲来自德累斯顿郊外，战后在德国遇到了当时还是军人的父亲。安克尔在成为攀登高海拔岩石的新挑战先驱之前，最初是加利福尼亚花岗岩的一名攀登者，后来被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吸引。2011年，他与吉米金和奥兹图尔克首次登上了梅鲁，梅鲁是印度一座由岩石和冰川组成的高峰，马格斯.斯达普在80年代曾两次尝试登顶，成为了纪录片的基石。安克尔在讲述戏剧性的故事情节方面有一个诀窍。1999年，他第一次在登山圈外成名，当时他在离珠穆朗玛峰不远的地方发现了早期英国登山家乔治.马洛里的尸体，其曾于75年前在珠穆朗玛峰去世。不管是命运使然还是精心设计，安克尔让自己陷入了一个消失、再现的循环之中，饱受死亡与创伤带来的痛苦。
　　安克尔在波兹曼继承亚历克斯·洛的衣钵。那天晚上，酒过三巡之后，他没有走主干道，而是选择了一条不同以往的路线，从后街小巷懒洋洋地沿着昏暗的群岛走回了家。“到处都是渴望的眼神。”他解释说鎮上的人常常盯着他，想占用他的时间或引起他的注意。这便是成名的代价一是他的选择，作为功成名就的运动健儿兼大型体育用品品牌的代言人一但是身处众目睽睽之下，令他很不舒服。他发现自己在一两个超人的陪伴下，即使面对严酷、无人居住的极端环境也能感到莫大的放松，这些超人有着渴望的眼神，始终如一地向前方看去。对他们来说，幸福就是冰冷的睡袋。近来，安克尔在机场遇见一个粉丝：“我的连帽衫坏了，我正在玩消失。这时这家伙来了，眼神充满渴望，于是我和他聊了聊。‘我给我的公司起名叫梅鲁。’他是你出色的商业伙伴，破产者，然后我就生气了。”
　　我们从后门走进他的家：那里有花园、车库玩具.工具，还有狗。洛安克尔在厨房迎接了我们，并询问我们计划第二天晚上在海亚丽峡谷上方山顶过夜的事情。“都有谁要去？”她问我，乡间口音显得有些尖酸刻薄。“只有康拉德蒂姆和我。”
　　“你们这些可怜人。”她嘲弄道。
　　洛安克尔有时不愿意让这些登山者沉浸在悲伤之中。后来，她细说起来：“我们在这儿有很多朋友，其中包括那些失去丈夫的年轻女子。当然，这个竞技场上也会有女性死去，但大多数都是男性。”她引用了自己几十年前听到的一句话，“这就像年轻人去上战场一样。像我这样的女人对此已不足为奇，在战乱地区，有多少女好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儿子，失去了自己的亲人？”
　　安克尔说：“其根本的区别，以及人们批判此事的原因在于我们这么做是出于自己的意愿，但如果我们的身份是消防员、士兵或警察，我们就是英雄，代表了社会上的其他人，即因为这些事必须要去做。”
　　而登山是出于对当下的好奇，是属于中产阶级的一种嗜好。团队主要由相对富裕的白种人组成，他们将自己置于危险中。免于战争、饥饿、大规模暴力和压迫，实践者长途跋涉，为考验身心、邂逅美好作出巨大牺牲，他们经历了动荡、恐惧和真相，无论是转瞬即逝的还是其他的。尽管整个计划看起来有些疯狂、愚蠢甚至是毫无意义，但对许多人来说，它代表了人类努力所能达到的极限，正是因为卓越与变异的结合，使得小部分人开始登月、创作交响乐甚至是脱离尘世，成为现代隐士和僧侣。
　　每到登山季节，都会有人被新的历险故事打动。去年，一位名叫丹尼尔.纳迪的登山者抛下妻子和6个月大的儿子，第四次尝试攀登世界上最危险的路线之一——巴基斯坦南迦帕尔巴特峰的马默里坡。他的伙伴汤姆.巴拉德在K2失去了自己的母亲。这两个男人书写了一个痴迷无畏的儿子的故事：当然，纳迪和巴拉德也为此丧生。

　　现年3l岁的马克斯.洛正在创作讲述自己家族的电影，近来他告诉我：“人们对整个经过不是很确信，他们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还要再提这些伤心事，也许我该去做心理治疗。”有人把攀登比作海洛因：让人上瘾，变得自私，甚至为此丧命。然而，外界会谴责那些因服用鸦片拋家舍业，最后死于用药过量的人，但我们却常把马克斯父亲等跌倒的登山者视为英雄。“想要别人为你放自己热爱的东西很难。”马克斯说道，“但是如果你不指望自己的父母为你放弃这一切，那这辈子还能指望什么？”
　　安克尔曾提出在夜晚露营——三个伤心汉、一个小帐篷——在玉滴石峡谷度假。他所说的憩息地是他梦里反复出现的地点。我很快了解到，那里是悬崖上一个狭窄的岩架，岩石表面没有任何遮挡，远远高于我的等级，此外，天气预报说会有暴风雪且温度会骤降。“到时候天气会变得很恶劣。”安克尔笑着说道。 　　“到时候那里就会变成真正的西部地区。”塔特说道，相反，我们会前往市郊的小屋：一个苏格兰酒吧。在肯尼迪和帕金斯逝世两周年之际，我们会将食品装满车厢，拉到小屋里，小屋就在陡坡上邊的空地上，向白雪皑皑的玉滴石岩山峰望去，那里有一座以亚历克斯洛命名的山峰，还有一座从某种光线看去像吉恩西蒙斯面孔的山峰，而这座山峰只有我知道。
　　我们打开小木屋，然后驱车到峡谷尽头，沿着蜿蜒小道穿过针叶林，向峭壁爬去。他们有伐木许可证，所以我们带了两把斧头，安克尔还带了把电锯，我们上山时，他很快就转动电锯，锯起树枝和树干来，他有点儿驼背，穿着连帽衫，戴着橘色耳罩，在纷飞的锯末和废气中跺着脚，吆喝着。我们按照他的指令把碎木搬到树林深处。塔特扶着云杉树枝，努力使自己保持平衡。
　　这条小道通往峡谷最受欢迎的攀冰地点，叫作“创世”峰，虽然我怀疑安克尔让我们把东西扔来扔去是在恶作剧，但他解释说，我们现在做的是在整理小道，以便冬季去徒步和滑雪。“这就是我爬山的方式。”他说。我一直认为攀登高峰是一项缓慢而有条理的任务，但当我看着约翰.亨利穿过树林，我突然想到，登山者要做的是登山，好比你要调整帧秒刻度盘，那么要先将其拆除。
　　到了晚上，他开始打发剩下的时间：劈柴、生火、将锅架在火上的三脚架上、切菜、煮菜、喝啤酒弹空气吉他、用斧头尖儿碾碎空罐头。安克尔说：“我小时候有A.D.H.D，也就是超情境意识。”他的精力充沛，半退休的状态一点儿也不适合他，不过挺适合和几个男人一起在篝火旁闲侃。午夜来临前，天开始下起雪，到了早晨，地上的积雪已有半英尺厚。

　　冰川正在融化，让本就难以预测的致命情况变得越来越多。无论是个人汲取还是他人灌输的经验，都无法解决突发状况。登山者称累积的路线信息为有销售截止日期的heta版。

　　一年前，北面邀请我去波多黎各参加公司一年一度的运动员峰会一这通常不是我的强项，但名单上那些大名鼎鼎的登山者和滑雪者作出承诺，称其就好比登山界悠然自得的肖陶扩村，令我无法抗拒。北面大约有50名运动员，外加十几名营销主管和辅助人员，接管了自一年前玛利亚飓风来袭后便一直关闭的海滩度假村。
　　我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已是第一天晚上，当时晚宴已经结束。好多运动员围坐在海滩上的篝火旁。一位打扮夸张的白发绅士在主持故事会，他正是蒂姆·塔特。来自犹他州的名叫安杰尔·柯林斯的极限滑雪者正在讲述自己男朋友在滑雪事故中丧生的故事，其他人也纷纷讲起了故事。大家围坐在篝火边，脸被炙热的火光照得通红，看着塔特的举止肆意张扬，这场景令作为陌生人刚下飞机的我十分不自在，我没能领悟他们所领悟的一切。
　　天亮时大家都起床了。有人做瑜伽，有人慢跑，有人冲浪，还有人去内陆种树。度假地里十分热闹，到处都是来度假的年轻健儿。攀登者一男子赤裸着上身、女子穿着比基尼一他们安装绳索并松绳，在别墅的屋檐上做引体向上和抱石动作，满眼都是背阔肌，我穿上衬衫，不料打碎了一盏麦达拉灯。
　　那天下午，我和塔特以及一位社交媒体专家组成小组，讨论“讲故事”，我对他们讲述冒险经历（他们称之为项目）让众人陷入沉思，对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资金吸引听众、美化品牌的方式怎么看？我认为创作电影、照片、文章、社交帖子等是一个专业的冒险运动员的职责。你穿着这套神奇的装备，前往神奇的境地做出惊人壮举。对这类壮举的讲述和描绘为品牌带来了规模、范围、意义和商业可行性。
　　“攀登是一项不可量化的运动，”安克尔告诉我，“乌塞恩.博尔特是跑得最快的人一这个我们可以测量到。但攀登是一种内向型活动，是体验式运动。若只有两个人，
　　甚至是一个人在山上，那么该怎么分享这个故事呢？“90年代初，安克尔作为北面一名年轻的营销助理，帮助组建了一支登山队，并邀请洛加入，这是他第一次担任这种登山队的队长，整个团队的关系较为松散，没有结盟，甚至没有竞争，不过至少可以进行衡量，他和其他人尝试搭建友情和支持的关系网，后来，该团队逐渐壮大，将其他极限成果也收入囊中，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滑雪运动员，斯科特.施密特穿着黑黄相间的北面SteepTech系列的运动服从悬崖飞过的壮举带来了巨大的零售额，北面为此建立了慷慨大方的赞助体系。
　　有一件奇怪的事情：电影拍摄的技巧结合了真实的体力运动与高山生存技巧挑战。奥兹图尔克告诉我：“拍摄会让情况变得更危险，因为它会让攀登者放慢速度，分散他们的精力，还会消耗他们的体力，令后勤工作变得复杂。但如果你想要获得赞助，你在出行时就必须要这么做。”
　　那时候，最受欢迎的纪录片是由吉米金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柴瓦萨.赫利执导的《徒手攀岩》，这部纪录片讲述了亚历克斯霍诺德在优胜美地攀登酋长石。（霍诺德和金都是北面运动员。两人都不在波多黎各，因为他们正忙着宣传这部入选奧斯卡奖的纪录片，讲述整个故事情节。）《徒手攀岩》的大部分情节都是在讲述纪录片主人公面对死亡的恐惧和面对道德的挑战。詹妮弗洛-安克尔说：“康拉德、吉米和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亚历克斯在做什么，但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对他的死一点儿都不害怕。浑蛋，就好像，如果他死了，所有人都要遭到抨击。”
　　优秀的运动员正在努力突破极限，一方面是因为装备使他们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另一方面是因为装备制造商希望他们这样做。“你只会和下一次做得一样好，”我听人说。“你得不到保障，因为你是牺牲品，”滑雪运动员马克卡特尔说，“人们想要我这样做。”
　　与此同时，由于全球变暖，山脉发生了变化，冰川正在融化，让本就难以预测的致命情况变得越来越多。无论是个人汲取还是他人灌输的经验，都无法解决突发状况。登山者称累积的路线信息为有销售截止日期的beta版。
　　北面并没有为运动员办理健康保险或人寿保险，薪水范围是从明星运动员的六位数年薪（通常由其代理人负责谈判）到前程似锦的“大使”的四位数津贴，甚至只是提供免费装备。 　　“不论我们是否参与，运动员们都会从事这项活动，”北面主席阿恩.阿伦斯告诉我，“我们知道，风险固然存在。我们会尽量给他们划定界限，他们选择攀登目标时，我们的职责就是尽可能地保证攀登目标是安全的。”通常，运动员会自行开发项目，推介给公司，这样不仅能够推广品牌，还能对新技术和装备进行实地测试。“如果没有运动员，”阿伦斯说，“我们自己是无法突破极限的。”
　　黄昏时分，一场雷雨席卷了波多黎各的海滩，闪电击中附近的岬角，冲浪者惊慌失措地划向岸边。大多数运动员都聚集在脏乱的帐篷下，帐篷的金属杆被锚定在暴风雨中，形成了齐踝深的雨水池。若闪电击下来，我们就都要完蛋。一张张面孔在蓝色飓风肆虐的暮色中泛着光。我和跑步者攀岩者和滑雪者聊了起来。
　　“想听听我的故事吗？”吉姆·莫里森问道，他和搭档希拉里尼尔森近日在珠穆朗玛峰边上的洛子峰滑雪，首次完成了梦寐以求的滑坡。他把我拉到一边，郑重地和我讲述了他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在飞机事故中丧生的经历。那次事故之后，他孤身一人，想要自杀，可以说彻底崩溃了。但他讲述的是一个获得新生的故事：他与尼尔森的合作关系;与尼尔森的儿子们在波多黎各的生活;在洛子峰取得的胜利。我還听到了其他人的故事。一位名叫詹姆斯·皮尔森的英国登山者正在探索泽登，那里是日本攀爬胜地，有溪流和瀑布。意大利登山者塔马拉隆格和西蒙.莫罗计划在西伯利亚的皮克波比达进行冬季攀登，那里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冷的攀登地。斯波坎的杰西.罗斯凯利和奧地利的汉斯约格.奥尔挤在一起讨论安克尔喜欢的冰石高峰，加拿大有一条路线吸引了他们的注意。所有的这些似乎都离加勒比海的海滩很远。随着夜幕降临，攀登者们将冷藏器里的朗姆酒取出，将自己的露营杯灌满，而滑雪者和滑雪板手则在别墅门J廊前扭动关节，大部分超跑者仍坚持只喝苏打水。
　　当晚，安克尔将队长职务交接给希拉里·尼尔森。运动员们聚集在帐篷下，笑着，欢呼着，一队人站在那里向安克尔敬酒，洛-安克尔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运动员峰会上发言，她谈到登山伙伴们的勇气与忍耐一就像家里的亲人。安克尔谦逊地站起来，向大家介绍塔特，舌头略有些打结。塔特摆出一副牧师的姿态，说：“希拉里，你过来，站在这儿，康拉德到这里。”
　　“他看起来像天主教徒之类的，”安克尔说，“但我觉得更像是异教。”
　　“我对这个男人的爱是我所经历过的最深的爱。”塔特说，“我们的心灵相通。”几周前，他说，自己曾在蒙大拿州洛安克尔家族的牧场上，与安克尔和马克斯·洛一起筑篱笆，并提出了“权力交接仪式”这样的想法。现在他做了一些礼器。“这条腰带是我参加十次克劳族的太阳舞会上穿过的。我赢得了作为长辈的权利。所以你要知道，这条丝巾是印度的一个女性团体来找我时送给我的。”他讲了一个他认识的印度传统舞蹈团。
　　随后，塔特用围巾将安克尔和尼尔森的手腕绑在一起，他们的伙伴们注视着这场准结婚仪式，满脸困惑。后排有几个人笑出了声。“这个房间的能量，这些人的爱，象征此刻的权威，”塔特低沉道，“现在，这个男人正在把权力移交给这个女人。让我们尊敬他们，祝福他们，也祝你好运，希拉里。”
　　老实交代，我就是发出笑声的那个人。我本能地翻了翻白眼，对塔特心存戒备。从表面上看，这显然是他将民间传说回炉、挪用文化，举止自命不凡，使用荣格泡沫魔法，这些糅在一起形成的大杂烩提醒我，有些人是我多年来一直选择要回避的人。但前不久，我还被他的魅力、幽默感、渴望倾听的表现以及超凡脱俗的气质吸引，在我心中占据了一定的分量。他似乎被宇宙的声音吸引，“互相打量几下，你就知道了，”攀登者萨姆埃利亚斯说，“他是部落里的长者，是部落里年轻人模仿的对象。他证明了三十多年后一切都会好起来。”
　　尽管像“英雄之旅”这样的比喻，或是人物形象的缺点，似乎与我缺乏勇气且悲观的都市生活之间的关系并非立竿见影，但却向这群见过地平线的冒险家发出了警告。山地人习惯性地、有目的地令自己处于极端艰难的状态，暴露在自然环境中，暴露在恶劣和充满风险的环境下。人们待在帐篷或露营地数天，甚至是数周，除了麻木地做些日常工作，感受呼啸而过的风，大多数时间都是空无一人。那些讲述生存或成就的生命史诗，在暴风雨中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所有的希望随着手指和脚趾麻木一点点儿消逝。在地球边缘狂喜甚至是裸体相遇。对这些人来说，克劳族的太阳舞，或是视觉探索折磨，抑或是佛教的不依附和短暂的原则可能不仅仅是隐喻。“英雄之旅"更能描述在喀喇昆仑山的神圣山峰上受到的厄运折磨，而不是产品推广或收购战。
　　在执行任务时，登山者的注意力范围狭窄一蜥蜴脑的肾上腺素、专业知识和选择，形成了一种疯狂的冥想：冰上的禅宗。塔特告诉我，“我遇到的每一个挑战是，你在进行山地运动时如何生活，如何回归到群体和人际关系中。这种情况有点儿像士兵。当你回家时，不再紧张不再危机重重不再有高危能源，也不再有那种革命友情。”回到家后，作为高地征服者兼生活方式推广人员，攀登者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自己的故事，直到他们相信这些故事版本中的人就是自己。像塔特这样的人，尽管有些装腔作势，但却能帮助人们了解自己是谁。
　　塔特和安克尔开始针对北面提出“健康倡议”的观念，这种理念是一种全面的心理健康方法。但在去年秋天，公司正处于动荡之中，总部从海湾地区迁往丹佛，与母公司名利场公司同用一栋大楼，后者设有添柏岚和万斯等在内的十多个品牌，北面半数以上的员工不会采取行动。人员调整和转变打乱了这项计划。“现在成了一种定制。新上任的高管并不了解塔特，也很难理解公司围绕塔特这样的角色在距离丹佛七百英里的地方创建项目的想法，波多黎各的登山者将其戏称为‘公司浑蛋’。”
　　““混乱’这个词太自由，太浪漫了，但组织内部还是很紧张的。”塔特告诉我：新的全球营销主管来自耐克。“有了耐克，没人会死。”一名运动员说。
　　不过，有些运动员私“下里说，他们喜欢进行治疗性谈话，但塔特没有了解他们理想的心理状态。我和几个人谈过，他们想知道塔特是不是满口废话。（至于洛安克尔说，“她喜欢蒂姆，但她不喜欢那些忽悠人的东西，当人们谈论脉轮和瑜伽时，她称之为忽悠人的东西。”）运动员们一直想要见他，北面一直为他们掏钱。到2020年，该公司已拨出营销预算的10%用于健康治疗。安克尔说：“只做正确的事。” 　　来自博尔德的登山者玛达琳.索金最近伙同美国阿尔卑斯山俱乐部发起了名为“攀登悲伤基金会”（减债基金）的活动，以支持登山团队的成员减缓朋友和伙伴带来的创伤。“这是一项繁重的任务，”她告诉我。“若公司的运动员出行后没能回来，公司要承担什么责任？”就像北面的健康计划一样，她不确定基金会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它的目标是攀岩群体，而不仅仅是专业人士。在悲伤基金的网站上，她发布了对24名登山者的采访消息，他们在采访中谈到了创伤。索尔金的妻子、电影制作人亨娜·泰勒，正在把这段录像变成纪录片。索尔金是海登.肯尼迪的朋友，也是备受推崇的徒手攀岩家布拉德戈布雷特的朋友，他于11月死于墨西哥的滑翔事故——一名武土放松了警惕。
　　去年4月，北面队遭受了惨重的损失。有三颗阿尔卑斯山的明亮之星（其中有两个我在波多黎各见过）在加拿大落基山脉的豪斯峰上陨落。人们最终在一个叫作“LifebytheDrop’的球场下面找到了他们的尸体。尸检报告显示他们在从山顶下降的过程中发生了雪崩，雪盖住了他们的脸，窒息而亡。杰西·罗斯凯利36岁，汉斯·约格奥尔35岁，大卫·拉玛28岁，他们一直在测试一种叫作AdvancedMountainKit系列的高性能装备。五个月后，他们当中有两人因前一年首次完成了出色登高行动，在死后被追加授予金冰镐奖，他们曾独自登上巴基斯坦卢格哈尔特区和喜马拉雅的卢纳格里峰。

　　年龄渐长和心脏病发作使康拉德无缘山峰，对他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比他葬在山里被神化还难受，相比活下来看着自己的同辈和朋友死去，葬在山里更能让他轻松些。

　　碰巧，拉玛和安克尔曾两次尝试一同登顶卢纳格里峰。2015年是第一次，天气极其寒冷，他们返回到离山顶不远的地方。一年后，他们再次出征了，但到了第六级高度时，安克尔告诉拉玛自己的胸口疼。拉玛劝安克尔撤退，不顾安克尔反对，用卫星电话呼叫直升机救援。九小时后，安克尔被送往加德满都的一家医院，才得知自己是心脏病发作。可以说，是拉玛救了他的命。拉玛待在山脚下，决定再次攀登。但他刚越过他们去年到达的高度后，便又不得不折返回去。登山者常常痴迷于未完的工程，两年后，拉玛独自回到了卢纳格里，最后终于成功登顶。“我很想和康拉德分享这一刻，”拉玛在为《美国阿尔卑斯山杂志》撰写的登山记录中写道。就在文章付印的前几天，他在豪斯峰去世了。
　　安克尔因为心脏问题，不得不放弃自己的高海拔攀登生涯，他在英国巡回演讲时得知了拉玛离世的消息。他告诉我，“从乔伊斯.罗斯凯利的名字出现在我的手机屏幕上，我把手机贴到耳朵边的那一刻起，我就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安克尔把杰西.罗斯凯利和拉玛带到了团队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来自公会。拉玛的母亲是奧地利登山者，在一次探险中遇到了他当时作为尼泊尔向导的父亲。罗斯凯利的父亲是获得勋章的登山运动员约翰.罗斯凯利;2003年，在杰西20岁的时候，他们一起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一周后，安克尔出现在“未知之地”播客中担任嘉宾，感觉他还是耿耿于怀：“这样的情况我见得太多了。”他轻声说道，冷漠中有一些羞怯，“我们为山峰庆贺，因为他们为人与人建立奇妙的联系作出了贡献。但是，当你面对生离死别，你一定要好好问问自己，这一切是否真的值得。”
　　由于家人、团队和登山社团都在试图减轻创伤，北面让塔特作为牧师，向死者致敬，为生者提供救助和支持。在圣克鲁斯附近的红杉林露营地举办一夜纪念活动，有些登山者的家属和包括阿伦斯在内的几位公司高管也都飞来参加活动，大家围坐在篝火旁，喝得酩酊大醉。安克尔为引起人们对活动的重视，说服了一位住在酒厂附近的歌剧歌手来唱歌。表演过后他说，“现在请甘道夫讲几句。”安克尔说完便把棍子扔给塔特，塔特用棍子在地上戳了两下。
　　塔特说道：“你们不想让我戳第三下吧？”然后他开始说话。他后来回忆起来说：“我就看不见的现实本质进行了一次即兴的演讲。”说完，他坐在吉米.金旁边。“很深奥。”金说。
　　塔特也把这些教给了死者家属。他在斯波坎主持了杰西·罗斯凯利的告别仪式。“杰西没留下遗愿，”他姐姐乔丹告诉我。“他没有遗书。我们不禁认为，请牧师不合适，但是蒂姆出现了。他好像在透视你的灵魂。他真的很了解这些孩子所处的世界。”
　　有些公司一直试图解决怎样才能让登山者做出正确的行为，而不会出现病态。死亡和生活方式在市场上存在矛盾。正如玛达琳·索金告诉我的那样，“有些公司不想再谈论那些登山者了。”比如ClifBar能量棒等一些大型公司，决定退出登山者赞助业务，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融资风险会带来道德风险。这种做法虽然好，但也剥夺了登山者的收入和支持来源。
　　在去过圣克鲁斯和斯波坎之后，罗斯凯利一家前往奧地利，与其他登山者的家属见面，参加他们的纪念活动（北面负责他们的出行费用和后勤保障，以及遣返尸体），公司也把塔特派去了，他和奧尔的母亲一同在阿尔卑斯山麓散步。去年9月，安克尔和约翰.罗斯凯利飞往波兰参加金冰镐颁奖仪式（约翰·罗斯凯利介绍了他对豪斯峰事故的调查结果），安克尔代表拉玛以及父母接受了这个奖项。他们站在台上，所有人都落泪了，大约两千名观众为拉玛鼓掌，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
　　安克尔在波兰的时候，他对自己在攀岩团体和北面的领导职责有些疑虑。他的母亲去世了，自己的心脏不舒服，登山生涯中最美好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但他在家里却容易感到烦躁不安，一直在与抑郁和自责作斗争。
　　“康拉德的人生即将达到顶峰。”马克斯洛告诉我：“他在这个世界上活了很久，很多人没能做到，他的朋友都去世了。我想他作为元老派，深知自己的责任，于是将攀岩运动介绍给许多人，年龄渐长和心脏病发作使他无缘山峰，对他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比让他葬在山里被神化还难受，相比活下来看着自己的同辈和朋友死去，葬在山里更能让他轻松些，因为他不得不面对自己的死亡，放弃在美丽边缘的生活。”
　　“亚历克斯是个英雄，”安克尔说“他不会老去，只是身体疼了一下，便轮回。”对我来说，他对待自己的内心挣扎相对谨慎。他说，塔特帮助他认清了“性格与个性之间的区别，什么是伪装，以及伪装的根源如何成为‘面具’和‘阳刚’”。
　　圣诞节过后的第二天，安克尔去南极洲待了一个月，他登上了大陆的最高点文森山丘。自2000年初以来，他第一次当导游。他的客户是一名对冲基金经理兼户外运动爱好者，带着9个同伴，每个人的花费是4.5万美元。其中除了两个人以外，其余的人都登上了山顶。接着，安克尔和他的北面队友金、莫里森和尼尔森一起，在文森山上进行了一次短途攀爬，他们随后到附近一座名叫泰利的山峰再次尝试攀登，金、莫里森和尼尔森想要在山上滑雪，但泰利山峰极其陡峭光滑，且天公不作美，南极洲似乎因为气候变化变得格外潮湿，山壁对着厚厚的积雪，寒冷刺骨，大家都有了孩子。“這不值得，”安克尔前几天说，“于是我们就打道回府了。”目前还不清楚他们的旅行影片会讲述什么故事，以及它如何帮助北面完成任务，但安克尔珍惜_与金躲在帐篷里度过的八天时光。“我们每个人都沿着他的路走一基本上是相同的，我们有固定的路线。”他说。
　　2012年，萨姆.埃利亚斯曾在珠穆朗玛峰与安克尔共用一个帐篷。他还记得安克尔似乎被一股不明的力量驱使，像个僵尸一样独自冲上了顶峰。”那次探险给我接下来几年的生活带来了极大创伤。埃利亚斯告诉我，“感觉自己离死亡特别近，但最终没有跨过那道坎，活了下来。”37岁的埃利亚斯来自底特律，他是叙利亚移民的儿子，也有着波兰人血统;他接触登山和山地文化比较晚，从波多黎各开始就同塔特一起工作，12月在波兹曼做了一次强化训练。最近他在电话里说：“你去登山，你的朋友死了，但是你却没有，没有关系，这并不会毁掉你的余生。”他继续道，“或许我被蒙蔽了双眼，也许我没有失去过对的人，抑或我失去的不够多，但我只是有不同的看法。我一直对死亡感到新奇，但我个人从来没有为此困扰。我既没有过迈克尔和朱莉肯尼迪那样的经历，即我的同伴是我的女朋友，也没有过康拉德那样的经历，海登确实是我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上高中的时候我住在卡本代尔;我看见他……”然后埃利亚斯开始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