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他很像刘强，可是我很快就否了这个想法，他怎么可能是刘强呢？他一头卷曲的长发，穿着一件多口袋劳动布马甲，脖子上挂着一架照相机，跑前跑后的为同学们摄影，并没有能引起我特别注意的地方，只是我看他像刘强才多看了他几眼。
　　我们是多年前深藏在黑龙江林区的一所职业高中的毕业生，一个班级六七十人吧——当时学校的确非常兴旺，毕业时恰好是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们片刻未停留，全员投入社会。三十多年过去了，同学们都在干什么呢？简单概括吧，有人在泰山脚下开出租车，有人在重庆做医药代表，有人落户江苏，有人在广东打工，有人依然为生活爬坡，有人已经当上了祖父母，有人离婚无孩儿，有人生病了，还有一位同学离世。说起来，没什么吐槽的，这一切当属人间常态。当我们重返那所现已废弃的森林学校的时候，一直生活在这里的同学小兰迎接了我们，她离学校很近，经营一个很大的木耳园。
　　大部分同学都是多年未见，聚集到一起狂补彼此的“生平”。大家都沉醉在对别人故事的挖掘上，中间不断插入回忆，上学时的各种傻事，无论当时觉得多么严重或者沉痛、愤怒，此刻都成了可供爆笑的材料，笑声此起彼伏。
　　我是在主动加入各种“小团伙”热聊的时候，才仔细看摄影师。我看着他移动着的、结实矮小的身材说：“这位摄影师，我怎么觉得和你有点儿面熟呢？”
　　一个同学说：“他就是刘强呀。”
　　我瞧了那个同学一眼，还是不大相信眼前的这个摄影师就是刘强。
　　春天的时候小兰在同学群里募捐，是为了救刘强。刘强是大山里的护林员，他在巡视的时候，遇到刚刚结束冬眠，饥饿难耐的棕熊。当人们赶来，将他救下时，他已重伤昏迷。后来连续转院至哈尔滨，医疗费用成难题。我们看到这个消息后纷纷捐款。实际上我觉得自己还带着负疚的心情，具体是为什么，我也无法说清楚。说到底，我们都是山里长大的，是刘强在为我们这些离开的人守护故乡吧。
　　大家纷纷捐款，但显然，我们这些普通人，又能拿出多少呢？非常有限，我估计也就几千块钱吧，实在是杯水车薪。小兰代为感谢后，告诉我们刘强伤势很重，失去了一只眼睛，脏器也受到了严重伤害。但他毕竟活下来了，这让我们稍稍松了一口气。刘强的年龄和我们差不多大，我们从各个林区集中到柳树河林场上职业高中，一下子让这个小小的林场人口暴增。当地的孩子可能一时无法适应，常常给我们制造点儿麻烦，其中就有刘强。比如和男生打个架，或者给女生上学的必经之路放一条已死掉的小青蛇。男同学与刘强他们打架时最常用的招是逃跑，呼啦啦一片溃不成军，让我们这些女生咬牙切齿，恨其不争。现在回想起来都是乐子，不存在一点儿芥蒂。
　　我确认了那个摄影师是刘强之后，发现他戴着一副怀旧版的蛤蟆镜，漆黑的镜片遮挡了他那只受伤的眼睛。想起他遭遇棕熊的经历，我不禁多看了他几眼。这时候我们几十号人正稀稀拉拉地走在去学校早期实验林地的林间小路上，就见刘强“噔噔噔”，在队伍里不断穿插，找角度，摁快门，看那架势绝不允许漏掉一个人、一个场景。当他走到我附近时，我还是很惊讶地说：“嗨，真的是你呀，刘强。”刘强停下来，用他的一对“大眼睛”看着我，笑了一下。我担心地问：“你伤得那么重，这还没多长时间，能行吗？”刘强说：“行。”没想到的是，他竟然也知道我刚从医院里出来不久，反问我：“你呢？”
　　我心想，我这点病痛根本没法与他比。我照着他的样子，笑着说：“行。”
　　将心比心，我只不过做了一个小创口的手术，都一个多月了，各种不适总是困扰着我。我估量他所受到的伤害如此严重，出院两个月必定相当艰难，他属实应该在家静养，而不是在这儿奔走忙碌。这还只是针对肉体伤口的恢复，他被熊袭击后的心理阴影呢？我觉得我还应该说点儿啥，又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他脖子上挂着很有些分量的单反相机，又背着一个鼓囊囊的双肩背，对他正在恢复的身体是个压力，我说：“你背那么多东西干吗？”
　　这时候，我们与前面的人已拉开三米之外的距离，刘强仍放低声音说：“那只熊还在山里。”他掂了掂背包，“这里面有我的北斗对讲机，可以用它联系救援。还有一些活力很足的炮仗，可以吓退它。”
　　“啊，那只熊还在这里呀！”我惊慌地望着刘强。
　　刘强笑了笑说：“不过，一般来说这个季節没事儿，它有的是吃的，不会轻易袭击人，就算有备无患吧。”他指了指前面的队伍，“你别告诉他们，免得引起惊慌，只要有我在，就不会让黑熊伤着你们。”
　　说完，刘强大步往前走去，他卷曲的长发在加速行走中飘扬起来。
　　作者简介：安石榴，本名邵玫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在《北京文学》等报刊发表短篇、中篇、小小说若干篇，有作品被《小说选刊》《散文选刊》转载。出版有《大鱼》等五部小说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