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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哲元一直被认为是在华北事变中一个颇为活跃的角色。细看宋哲元在华北的一系列活动，其与蒋介石的关系一直扮演着催化剂和推动剂的作用。文章以华北事变中具体的时间段为轴，对这一时期的蒋宋关系进行分阶段梳理和分析。这对理解抗战前夕华北形势的变化、宋哲元的对日动作、对国民政府的态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宋哲元 蒋介石 华北事变 华北自治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2-0112-02
本文所指的华北事变是指广义上的，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对华北地区蚕食侵略的一系列事件的统称。由于其夹在九一八事件与卢沟桥事变之间，因而华北事变的这一段时间内，既是国共两党相持对峙和抗战的准备时间，又是全国形式统一之后尚存的各地方实力派思维转换的时间，同时也是日本方面全面侵华的总部署与总准备时间，因此，华北事变这一段时间对1937年以后抗战形势的奠定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华北事变期间，宋哲元的无疑是一位活跃的角色，起初在喜峰口与罗文峪的两次战役中，宋哲元率领其二十九军挫败了日军的数次进犯，使日军伤亡重大，这使得全国舆论对宋哲元及其二十九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这样一个坚决抗日的爱国将领，在之后的“华北自治”中，却表现出与日亲和的一面。南京政府及社会各界又对宋哲元这样一个在华北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物是否投日表现出了高度的紧张和关注。如今反观宋哲元在华北事变中的一系列行为，我们发现宋这样的转变绝不仅仅是其个人因素使然，宋哲元与蒋介石二人之间的关系也在背后扮演着催化剂和推动剂的作用。蒋宋二人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嫌隙，但是具体到每个事件中究竟是联系更多，还是嫌隙更多？不相统一。本文以华北事变中具体的时间段为轴，对蒋宋二人的关系进行一个梳理。
在《塘沽协定》签订之后，蒋介石与宋哲元二人的嫌隙点主要表现在《塘沽协定》对二十九军长城抗战业绩的出卖以及对待二十九军的军队问题上。《塘沽协定》签订后，宋哲元于部队撤退时告诸自己的部下官兵道：“我以三十万之大军，不能抗拒五万之敌人，真是奇耻大辱，现状到此地步，我们对时局尚有何可言？”[1]138表达了其对国民政府的不满。军队方面，对宋哲元这样的地方实力派，即使被纳入中央的体制内，军队对其的意义依然不言自明。而在喜峰口战役打响前，全军共有三分之一的枪械是西北军在反蒋战役溃败后遗留下来的，一部分是在编军后，由自主的枪械所陆续制造的，另一部分是从孙殿英那里买来的土造枪。至于饷项方面，因为领不到全饷，官兵一般只能拿到六七成饷，其装备既不如中央军，也不如东北军。[2]263同时，在对抗日同盟军的收编问题上，待收编的抗日同盟军数量庞大，成分复杂。蒋介石对宋哲元收编这样的一支部队心存疑虑，他“一怕共产党借收编渗透进宋哲元部，二怕宋哲元借收编而坐大。”[1]155对此，蒋介石对宋哲元发布训令，令宋哲元在收编时严加甄别，同时还按照二十九军原来的编制发军饷，以经济收紧扼制其收编规模。南京政府的这种军队问题的处理方式也是令宋哲元所不悦的。
双方之间的联系主要体现在双方对冯玉祥组织的抗日同盟军的问题上，二者处于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蒋介石利用宋哲元在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周旋，并制造矛盾，离间宋冯之间的关系。例如何应钦就曾制造言论说冯玉祥此举是抗议宋哲元的“割据自雄”。宋哲元则借抗日同盟军，向南京政府施加压力，使察哈尔省重新回到自己的掌握之中。双方经过一系列的博弈，冯玉祥提出“交还察哈尔军政权于本任主席宋哲元，随即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3]就这样，冯玉祥抗日同盟军这个问题最终得以解决，蒋介石与南京政府乐于看到抗日同盟军被解散，对宋哲元没有倒向老领导的一边表示满意。而宋哲元也被任命为察省主席，重新将察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在宋哲元出任察省主席期间，二者的关系有一个先升后降再缓慢提升的过程。宋哲元被任命为察省主席前后，蒋宋关系逐渐交好，联系逐渐增加。这其中除了刘健群这样一个中间人的作用之外，宋哲元本人对蒋介石的态度转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宋哲元向来是一个维护封建正统的人。”[4]118他并不反对甚至支持中央统一。经过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较量和外部的几次大战之后，宋哲元心中已经认为蒋介石具备统一全国的能力，并且也自知只有借助蒋介石的力量，自己及二十九军对华北的掌控力量才能发展起来。蒋介石也认为宋是个“守本分的军人”。对这样一个“守本分的军人”，蒋介石非常重视，极力拉拢。宋任察省主席当年，蒋介石委派孔祥熙为代表到华北慰问宋哲元部，次年，蒋介石亲自抵绥远面见宋哲元。可以说，在这一段时期，蒋宋之间的关系几乎达到了顶峰。
这种关系的转折是在《大滩和约》的签订上，双方在对日问题上又产生出了较大的嫌隙。1935年，日本加紧了对华北地区的侵略，而宋哲元对日的强硬态度仿佛一根楔子插在华北日军的心脏上。对这一根强硬的“楔子”，日军的态度也很强硬，企图彻底解决宋哲元的数次违犯行为。[5]346当然日军也承认自己的目的是对蒋介石的全面行动，促使南京政府放弃对日二重政策。[5]346对此，南京政府显然也清楚，在宋哲元与对日和解之间，蒋介石放弃了前者。先是迫使宋哲元签订了《大滩和约》，使宋哲元和二十九军蒙受巨大的耻辱。而后在第二次张北事件发生后，何应钦断然拒绝宋哲元由中央政府出面向日本方面交涉的请求，使得宋哲元又一次被迫同意日方不合理的要求。由于宋哲元与日军发生了多次摩擦，蒋介石恐怕其破坏南京政府的对日亲善，6月19日，南京政府正式发布命令，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一职，[6]18927日，与日签订《秦土协定》。宋哲元变成了蒋介石对日政策的一个牺牲品，对此宋哲元感到十分恼怒和耻辱，说道：“谁再相信蒋介石抗日，谁就是傻瓜混蛋。”[4]122
在这段时间内，宋哲元对蒋介石的态度可以说降到了冰点以下，蒋宋二人的嫌隙之大，连日本人都有所察觉，并加以利用。土肥原贤二对两人关系分析认为，经过察东、张北事变后，宋哲元对蒋介石积怨更深，在其丧失立足之地的情况下，为了生存发展，可能与日方合作。日方对蒋宋二人的关系可以说把握的是较为准确的，果然，撤察省主席之后，宋哲元一反往日的坚决态度，开始了与日的秘密接触。就在这个时刻，北平发生了白坚武叛乱事件，情况紧急，宋哲元看准时机，以如果二十九军撤出，北平将会断送为由，调二十九军突然进驻北平。而宋哲元的这一次行动，在南京政府内部引起了汪精卫，蒋介石等人的不安和疑惧，因《何梅协定》撤走了中央军和东北军，二十九军在平津会不会造成独大的局面，以二十九军的一贯作风，会不会继续与日本发生摩擦，破坏蒋介石的对日亲善政策。于是他们想到向日本寻求帮助，而日方却出于利己考虑对此事反映平平。蒋介石或察觉到日本对宋哲元的态度，转而默认了这一事实，在中央军和东北军调离后，利用宋哲元来维持平津的局面，而宋哲元也必须凭借南京政府的许可才可在华北取得控制权，于是双方又在这种相互利用的关系中逐步加强了与对方的联系。 在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首脑看来，宋哲元既有抗日的经历和英名，容易为华北人民所接受，又有服从上级的忠实品格，可以驾驭和控制。同时，宋哲元这种“既要积极备战，又要尽力避战”的抗日理念可以为蒋介石所用，把宋哲元放在华北对日第一线，缓冲国内舆论，来掩护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同时，宋哲元也需要蒋介石来支撑其在“华北自治”中的对日动作。
1935年8月28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利用他来维持华北的工具。在所谓“华北自治”中，宋哲元与蒋介石的联系还是比较多的，宋哲元在日方的逼迫和华北情形日益紧张的情况下，一边与日本周旋，一边致电中央，以日本为筹码试探南京政府的态度。宋哲元在10月29日电中表示拟在不脱离中央的原则下自治的动向，[1]155随后在11月11日宋哲元致国民党五全大会电中提出要求“政权开放”“结束训政”“实施宪政”[6]312-313震惊了南京政府。对此，蒋介石迅速做出回应，在11月26日国民党政府命令中特派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又多次劝诫宋要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宋哲元对这模棱两可的论调感到厌烦，他也看出了蒋介石既反对华北自治，又下不了最终决心。于30号致电蒋介石拒绝了冀察绥靖主任一职。宋哲元搞得满城风雨，其实蒋介石并不担心，他看透了宋不甘心跟着日本当汉奸，同时，宋哲元“对中央不说反对中央的话，也不做蒋介石个人工具”的这种对日表面亲善，对南京政府的一时矛盾，也是蒋对日政策所需要的障眼术。[4]127宋哲元借助日本与蒋介石博弈，蒋介石亦借助宋哲元与日本交涉，此时蒋宋二人为了不同的目的，还是走在了一起。
不过何应钦北上这件事情确使宋哲元对蒋介石产生了一些嫌隙。南京政府在任命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的同一道命令上特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长官。毫无疑问这使宋哲元感到十分的不满，在听闻何应钦北上过后勃然变色，对秦德纯等人厉声说：“他来干什么？我不去接他，你们谁愿意去谁去。”[5]551随后又干脆辞职并拒绝了冀察绥靖主任一职，避往颐和园去了。同样，日本对这样一个突然北上，可能会阻碍自己与宋哲元接触，在“华北自治”中产生一定变数的中央官员也表述出了不满，日本对何应钦北上表示冷淡，拒绝会面、不予理睬，并请南京政府尽快召回。[5]475宋哲元与日本的共同抵制把南京代表何应钦逼到了一个进退维谷的境地，而这两方的态度迫使蒋介石不得不采取了一种妥协的办法，将商震从冀省主席调至河南省主席，筹划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无可奈何地把华北大权交给了宋哲元。
虽然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出现使得“华北自治”中的紧张与危机有所缓和，尤其是使日本的步步紧逼有一定程度的缓和。但围绕这样一个政权，蒋宋二人依然存在不小的嫌隙，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事实上对蒋介石在华北的控制是一种削弱，这样的一个“半独立”性质的政权，与蒋介石的“统一”目标显然是不相容的。于是蒋介石便采取通过控制冀察平津地区财权的手段控制宋哲元，防止宋在华北地区“割据自雄”。蒋宋二人围绕财源的问题又有了一番博弈。在军费问题上，冀察地区日患严重，因此冀察政权甫一成立宋哲元便向蒋介石申请增加军费，蒋介石不但不同意，反而下令将平津白银文物南运。在财源上，对华北财政命脉“变更系统或截留”。此举激怒了宋哲元，他下令阻止白银文物南运，将南京政府在华北的一些税收和收入截留自用，并对平津地区的财税官员进行人事调动。双方对财源的拉锯在蒋介石多次交涉获知宋哲元在财源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之后最终妥协。
蒋介石随即把目光放在了“以王代宋”的这个问题上，日对宋的驱逐是蒋所希望看到的。蒋介石与宋哲元的多次博弈以妥协告终，深感自己鞭长莫及，以往的威迫已不起作用，又惧怕宋在华北势力坐大，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势力与中央抗衡，蒋介石与何应钦都对日本做出了迎合的姿态。虽然“以王代宋”最终破产，但是从中仍旧可以显示出蒋宋二人围绕冀察政务委员会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嫌隙。
从上述的阶段性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蒋宋二人在华北事变中的关系，既受制于华北快速的变化形势，同时也是推动华北局势一步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对华北事变的研究中，我们不能不考虑当时华北的实权人物宋哲元与南京政府首脑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同时，对蒋宋二人之间博弈关系的梳理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嫌隙与联系并不仅仅存在于蒋宋二人之间，因而这种梳理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当时活跃于各地方的地方实力派与南京政府之间关系的缩影。
【参考文献】
[1]陈世松.宋哲元传[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2]何基沣.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的抗战[Z].九一八事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3]察哈尔善后问题[N].国闻周报，1933，33（10）.
[4]李世军.宋哲元与蒋介石的关系的始末[Z].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5]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合编 华北事变[Z].北京：中华书局，2000.
[6]华北事变资料选编[Z].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
责任编辑：杨柳
[关键词]宋哲元 蒋介石 华北事变 华北自治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2-0112-02
本文所指的华北事变是指广义上的，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对华北地区蚕食侵略的一系列事件的统称。由于其夹在九一八事件与卢沟桥事变之间，因而华北事变的这一段时间内，既是国共两党相持对峙和抗战的准备时间，又是全国形式统一之后尚存的各地方实力派思维转换的时间，同时也是日本方面全面侵华的总部署与总准备时间，因此，华北事变这一段时间对1937年以后抗战形势的奠定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华北事变期间，宋哲元的无疑是一位活跃的角色，起初在喜峰口与罗文峪的两次战役中，宋哲元率领其二十九军挫败了日军的数次进犯，使日军伤亡重大，这使得全国舆论对宋哲元及其二十九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这样一个坚决抗日的爱国将领，在之后的“华北自治”中，却表现出与日亲和的一面。南京政府及社会各界又对宋哲元这样一个在华北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物是否投日表现出了高度的紧张和关注。如今反观宋哲元在华北事变中的一系列行为，我们发现宋这样的转变绝不仅仅是其个人因素使然，宋哲元与蒋介石二人之间的关系也在背后扮演着催化剂和推动剂的作用。蒋宋二人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嫌隙，但是具体到每个事件中究竟是联系更多，还是嫌隙更多？不相统一。本文以华北事变中具体的时间段为轴，对蒋宋二人的关系进行一个梳理。
在《塘沽协定》签订之后，蒋介石与宋哲元二人的嫌隙点主要表现在《塘沽协定》对二十九军长城抗战业绩的出卖以及对待二十九军的军队问题上。《塘沽协定》签订后，宋哲元于部队撤退时告诸自己的部下官兵道：“我以三十万之大军，不能抗拒五万之敌人，真是奇耻大辱，现状到此地步，我们对时局尚有何可言？”[1]138表达了其对国民政府的不满。军队方面，对宋哲元这样的地方实力派，即使被纳入中央的体制内，军队对其的意义依然不言自明。而在喜峰口战役打响前，全军共有三分之一的枪械是西北军在反蒋战役溃败后遗留下来的，一部分是在编军后，由自主的枪械所陆续制造的，另一部分是从孙殿英那里买来的土造枪。至于饷项方面，因为领不到全饷，官兵一般只能拿到六七成饷，其装备既不如中央军，也不如东北军。[2]263同时，在对抗日同盟军的收编问题上，待收编的抗日同盟军数量庞大，成分复杂。蒋介石对宋哲元收编这样的一支部队心存疑虑，他“一怕共产党借收编渗透进宋哲元部，二怕宋哲元借收编而坐大。”[1]155对此，蒋介石对宋哲元发布训令，令宋哲元在收编时严加甄别，同时还按照二十九军原来的编制发军饷，以经济收紧扼制其收编规模。南京政府的这种军队问题的处理方式也是令宋哲元所不悦的。
双方之间的联系主要体现在双方对冯玉祥组织的抗日同盟军的问题上，二者处于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蒋介石利用宋哲元在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周旋，并制造矛盾，离间宋冯之间的关系。例如何应钦就曾制造言论说冯玉祥此举是抗议宋哲元的“割据自雄”。宋哲元则借抗日同盟军，向南京政府施加压力，使察哈尔省重新回到自己的掌握之中。双方经过一系列的博弈，冯玉祥提出“交还察哈尔军政权于本任主席宋哲元，随即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3]就这样，冯玉祥抗日同盟军这个问题最终得以解决，蒋介石与南京政府乐于看到抗日同盟军被解散，对宋哲元没有倒向老领导的一边表示满意。而宋哲元也被任命为察省主席，重新将察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在宋哲元出任察省主席期间，二者的关系有一个先升后降再缓慢提升的过程。宋哲元被任命为察省主席前后，蒋宋关系逐渐交好，联系逐渐增加。这其中除了刘健群这样一个中间人的作用之外，宋哲元本人对蒋介石的态度转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宋哲元向来是一个维护封建正统的人。”[4]118他并不反对甚至支持中央统一。经过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较量和外部的几次大战之后，宋哲元心中已经认为蒋介石具备统一全国的能力，并且也自知只有借助蒋介石的力量，自己及二十九军对华北的掌控力量才能发展起来。蒋介石也认为宋是个“守本分的军人”。对这样一个“守本分的军人”，蒋介石非常重视，极力拉拢。宋任察省主席当年，蒋介石委派孔祥熙为代表到华北慰问宋哲元部，次年，蒋介石亲自抵绥远面见宋哲元。可以说，在这一段时期，蒋宋之间的关系几乎达到了顶峰。
这种关系的转折是在《大滩和约》的签订上，双方在对日问题上又产生出了较大的嫌隙。1935年，日本加紧了对华北地区的侵略，而宋哲元对日的强硬态度仿佛一根楔子插在华北日军的心脏上。对这一根强硬的“楔子”，日军的态度也很强硬，企图彻底解决宋哲元的数次违犯行为。[5]346当然日军也承认自己的目的是对蒋介石的全面行动，促使南京政府放弃对日二重政策。[5]346对此，南京政府显然也清楚，在宋哲元与对日和解之间，蒋介石放弃了前者。先是迫使宋哲元签订了《大滩和约》，使宋哲元和二十九军蒙受巨大的耻辱。而后在第二次张北事件发生后，何应钦断然拒绝宋哲元由中央政府出面向日本方面交涉的请求，使得宋哲元又一次被迫同意日方不合理的要求。由于宋哲元与日军发生了多次摩擦，蒋介石恐怕其破坏南京政府的对日亲善，6月19日，南京政府正式发布命令，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一职，[6]18927日，与日签订《秦土协定》。宋哲元变成了蒋介石对日政策的一个牺牲品，对此宋哲元感到十分恼怒和耻辱，说道：“谁再相信蒋介石抗日，谁就是傻瓜混蛋。”[4]122
在这段时间内，宋哲元对蒋介石的态度可以说降到了冰点以下，蒋宋二人的嫌隙之大，连日本人都有所察觉，并加以利用。土肥原贤二对两人关系分析认为，经过察东、张北事变后，宋哲元对蒋介石积怨更深，在其丧失立足之地的情况下，为了生存发展，可能与日方合作。日方对蒋宋二人的关系可以说把握的是较为准确的，果然，撤察省主席之后，宋哲元一反往日的坚决态度，开始了与日的秘密接触。就在这个时刻，北平发生了白坚武叛乱事件，情况紧急，宋哲元看准时机，以如果二十九军撤出，北平将会断送为由，调二十九军突然进驻北平。而宋哲元的这一次行动，在南京政府内部引起了汪精卫，蒋介石等人的不安和疑惧，因《何梅协定》撤走了中央军和东北军，二十九军在平津会不会造成独大的局面，以二十九军的一贯作风，会不会继续与日本发生摩擦，破坏蒋介石的对日亲善政策。于是他们想到向日本寻求帮助，而日方却出于利己考虑对此事反映平平。蒋介石或察觉到日本对宋哲元的态度，转而默认了这一事实，在中央军和东北军调离后，利用宋哲元来维持平津的局面，而宋哲元也必须凭借南京政府的许可才可在华北取得控制权，于是双方又在这种相互利用的关系中逐步加强了与对方的联系。 在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首脑看来，宋哲元既有抗日的经历和英名，容易为华北人民所接受，又有服从上级的忠实品格，可以驾驭和控制。同时，宋哲元这种“既要积极备战，又要尽力避战”的抗日理念可以为蒋介石所用，把宋哲元放在华北对日第一线，缓冲国内舆论，来掩护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同时，宋哲元也需要蒋介石来支撑其在“华北自治”中的对日动作。
1935年8月28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利用他来维持华北的工具。在所谓“华北自治”中，宋哲元与蒋介石的联系还是比较多的，宋哲元在日方的逼迫和华北情形日益紧张的情况下，一边与日本周旋，一边致电中央，以日本为筹码试探南京政府的态度。宋哲元在10月29日电中表示拟在不脱离中央的原则下自治的动向，[1]155随后在11月11日宋哲元致国民党五全大会电中提出要求“政权开放”“结束训政”“实施宪政”[6]312-313震惊了南京政府。对此，蒋介石迅速做出回应，在11月26日国民党政府命令中特派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又多次劝诫宋要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宋哲元对这模棱两可的论调感到厌烦，他也看出了蒋介石既反对华北自治，又下不了最终决心。于30号致电蒋介石拒绝了冀察绥靖主任一职。宋哲元搞得满城风雨，其实蒋介石并不担心，他看透了宋不甘心跟着日本当汉奸，同时，宋哲元“对中央不说反对中央的话，也不做蒋介石个人工具”的这种对日表面亲善，对南京政府的一时矛盾，也是蒋对日政策所需要的障眼术。[4]127宋哲元借助日本与蒋介石博弈，蒋介石亦借助宋哲元与日本交涉，此时蒋宋二人为了不同的目的，还是走在了一起。
不过何应钦北上这件事情确使宋哲元对蒋介石产生了一些嫌隙。南京政府在任命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的同一道命令上特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长官。毫无疑问这使宋哲元感到十分的不满，在听闻何应钦北上过后勃然变色，对秦德纯等人厉声说：“他来干什么？我不去接他，你们谁愿意去谁去。”[5]551随后又干脆辞职并拒绝了冀察绥靖主任一职，避往颐和园去了。同样，日本对这样一个突然北上，可能会阻碍自己与宋哲元接触，在“华北自治”中产生一定变数的中央官员也表述出了不满，日本对何应钦北上表示冷淡，拒绝会面、不予理睬，并请南京政府尽快召回。[5]475宋哲元与日本的共同抵制把南京代表何应钦逼到了一个进退维谷的境地，而这两方的态度迫使蒋介石不得不采取了一种妥协的办法，将商震从冀省主席调至河南省主席，筹划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无可奈何地把华北大权交给了宋哲元。
虽然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出现使得“华北自治”中的紧张与危机有所缓和，尤其是使日本的步步紧逼有一定程度的缓和。但围绕这样一个政权，蒋宋二人依然存在不小的嫌隙，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事实上对蒋介石在华北的控制是一种削弱，这样的一个“半独立”性质的政权，与蒋介石的“统一”目标显然是不相容的。于是蒋介石便采取通过控制冀察平津地区财权的手段控制宋哲元，防止宋在华北地区“割据自雄”。蒋宋二人围绕财源的问题又有了一番博弈。在军费问题上，冀察地区日患严重，因此冀察政权甫一成立宋哲元便向蒋介石申请增加军费，蒋介石不但不同意，反而下令将平津白银文物南运。在财源上，对华北财政命脉“变更系统或截留”。此举激怒了宋哲元，他下令阻止白银文物南运，将南京政府在华北的一些税收和收入截留自用，并对平津地区的财税官员进行人事调动。双方对财源的拉锯在蒋介石多次交涉获知宋哲元在财源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之后最终妥协。
蒋介石随即把目光放在了“以王代宋”的这个问题上，日对宋的驱逐是蒋所希望看到的。蒋介石与宋哲元的多次博弈以妥协告终，深感自己鞭长莫及，以往的威迫已不起作用，又惧怕宋在华北势力坐大，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势力与中央抗衡，蒋介石与何应钦都对日本做出了迎合的姿态。虽然“以王代宋”最终破产，但是从中仍旧可以显示出蒋宋二人围绕冀察政务委员会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嫌隙。
从上述的阶段性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蒋宋二人在华北事变中的关系，既受制于华北快速的变化形势，同时也是推动华北局势一步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对华北事变的研究中，我们不能不考虑当时华北的实权人物宋哲元与南京政府首脑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同时，对蒋宋二人之间博弈关系的梳理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嫌隙与联系并不仅仅存在于蒋宋二人之间，因而这种梳理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当时活跃于各地方的地方实力派与南京政府之间关系的缩影。
【参考文献】
[1]陈世松.宋哲元传[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2]何基沣.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的抗战[Z].九一八事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3]察哈尔善后问题[N].国闻周报，1933，33（10）.
[4]李世军.宋哲元与蒋介石的关系的始末[Z].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5]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合编 华北事变[Z].北京：中华书局，2000.
[6]华北事变资料选编[Z].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
责任编辑：杨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