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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梦
乾隆四十年（1775年），思想家戴震最后一次参加会试。自从38岁考上举人后，戴震连续五次参加科举，会试、恩科一场不落，却次次名落孙山。虽说屡败屡战，佘勇可嘉，但这次，51岁的戴震心里直发怵，考还是不考，真是个问题：如果不考，前五次应试都没了意义；如果继续考，再考不上怎么办？这次他可输不起啊。
这时的戴震已经进入了四库馆。
《四库全书》是乾隆精心打制的文化大餐。宋有《资治通鉴》，明有《永乐大典》，大清说什么也不能落后，得建立自己的文化坐标。乾隆三十七年，乾隆就购访遗书，开馆纳士，是为四库馆。戴震也进来了。
进四库馆的人都很有来头，不是高官就是翰林院学士。戴震哪个都不是，他能进来，一则是学术上的名气太大，连乾隆都久闻其名；二则是有朋友、《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晓岚推荐。既能笼络人才，又给老臣卖个人情，就算戴震的职称太低，乾隆又何乐而不为？
于是，乾隆一纸诏书，将在浙东金华书院讲学的戴震召到了京城。在四库馆里，戴震校订《水经注》《九章算术》等书。上天文，下地理，中算术，这些都是冷门的小众书，但戴震干得很认真，他悉心考订，辨别真伪，查缺补漏，仅《水经注》就补漏2128个字、删1448个字、改得3715个字，精益求精。
没有编制的临时工能这么认真做事，实属难得。乾隆一高兴，就写诗表扬，把戴震和著《春秋左氏传》的左丘明相提并论。
得到皇帝的点赞，戴震当然很高兴，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只是个举人、身份低人一等的现实。他一边继续埋头做学问，一边竖起耳朵聆听举子们赶考的脚步声。冰雪消融声、梅花开落声、簌簌的翻书声……都让他心烦意乱。忽然，戴震盯着自己的肩膀出神——青衫上，一根银丝正闪着灰白的光。这是他的头发。
一时间，戴震心灰意冷。功名寻觅三十年，白衣未脱白发生。虽说自己已蒙圣恩入库修书，但对这嗟来之食，他心里还是有点儿不服：自己胸有丘壑，却遭五连败，如果命运能眷顾自己一次多好啊，既能扬眉吐气，也不辜负皇上的一番心意。
想到这儿，戴震咬了咬牙，终于下了决心——考！考上了，圆梦；考不上，认命。
然而，命运又一次捉弄戴震：第六次会试，他又一次落榜。坐在四库馆里，戴震脸色木然。窗外春意盎然，却融化不了戴震心中的冰雪。往日温驯的汉字在他眼前跳脱着蜂拥而来，彼此纠结得让他头晕目眩
他就这样浑浑噩噩过了多日，忽然，命运出现了惊天逆转——戴震虽没有在会试中考中贡士，却因修书有功，被乾隆恩准和贡士一起参加殿试，并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
这是乾隆的恩典。戴震有才，但时运不济，过不了独木桥，任是皇帝也没办法帮他；但戴震在四库馆里为朝廷卖力，乾隆又写诗表扬过，不提携一下也说不过去。主子卖个人情，换得臣子肝脑涂地，值了。
穿着鲜艳的进士服，戴震内心五味杂陈：自己最终还是凭借科举鱼跃龙门，可对科举制度、对科举制度的敲门砖——经学，尤其是对数百年前经学的那个始作俑者朱熹，他实在爱不起来。回想起自己峰回路转的人生，戴震不由泪光盈然。
苦读
四十多年前，休宁隆阜（今属安徽黄山），一所古旧的私塾内。
一位老儒正襟危坐，一脸肃穆，给学童们侃侃讲课，讲的是《大学章句》。这是朱熹对儒学经典的诠释，一直是科举的必修课。
十岁的戴震站起来打断老师：“您怎么知道这是曾子记录的孔子的话呢，又怎么知道这是曾子学生记录的曾子的意思呢？”
老儒一愣，脱口而出，说是朱文公（朱熹谥号为“文”）所说。戴震问朱文公是何朝人，老儒回答宋朝人。戴震又问孔子、曾子是何朝人，老儒说是周朝人。于是戴震问：“周朝、宋朝相距多长时间？”老儒老老实实地回答，近两千年了。戴震轻咳了一声说，那么朱文公怎么会知道这些呢？老儒无语，只能以夸奖戴震好学为自己解围。
这是一场经典的对白。循规蹈矩的儒师被十岁的童子一步步引入包围圈，一步步失陷，却无能为力。看着戴震因兴奋而变得通红的脸蛋，老儒并没有生气，他只是轻叹一声，这孩子……
戴震一出生，天上就打了雷，这似乎是某种预兆，因此父母给他取名“震”。他并不是那种早慧的伶俐孩子，十岁方开口说话。十年喑哑，不知戴震是如何熬过的？或许，就是在孤独中，他才养成了思考和质疑的习惯？之后，戴震开始读书，《四书》《五经》过目不忘。
书背得滚瓜烂熟，戴震却不是死读书，而是必求甚解，每一字、每一词都必须弄懂来历和意义。有一次，老师讲到了汉代人著的《说文解字》，戴震听了大喜：这本字典堪称武功秘籍，一书在手，儒家那些复杂的招式竟变得简单无比——“以词通道”，以文字的形音义就能完美解读经书的语言。通读三年，戴震一不小心就成了解释学的祖师。
之后，戴震又拜徽州通儒江永为师。江永是经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他曾出过天文历算题考戴震，戴震三下五除二就搞定，让江老师刮目相看，老师自然倾囊而授。在江老师的指点下，戴震的学问日益通达、成熟。
这期间，他著作频频，有天文数学方面的，有工艺方面的，更有研究儒学的多部作品。难得的是，这些成就都是戴震二三十岁时，在家境穷困、童子试屡试不第的情况下完成的。
因为他的目标很远大：他要从自然科学与经学的融汇中，整合出一套能贯通群经的方法论。毕竟，经学，不管他喜欢与否，才是他的首选——要科举，必须得先弄通朱老夫子的《四书章句集注》才是。
26岁那年，戴震和家乡女子朱氏成婚。朱氏很贤淑，侍亲、理家，让戴震可以心无旁骛地做学问。虽然家里经济困苦，虽然丈夫仕途失意，但朱氏坚信，她的付出会有回报的。对此，江老师也坚信不疑。望着北京城方向，戴震的目光更是坚定而清澈。
北漂
谁也没有想到，几年后，戴震进京了，不是为赶考，而是为避难。
乾隆十九年，30岁的戴震打起了官司：族中一个泼皮侵占了祖坟，戴震要告他，却被其反咬一口，县令是非不分，要抓戴震治罪。戴震当时的情况是没有钱、没有权，也没有话语权，他又不愿坐以待毙，便只剩下一条路了：逃。 目的地是京城。家族事务，外人难辨其是非，但戴震逃往法制更健全的京城而非少人监管的穷壤僻地这一行为足以证明他的清白。他走时，只带了些书籍和著作，穿了件长袍，连换洗衣服都没带，到京后，他只好寄居在歙（shè）县（今属安徽黄山）会馆里。
月光下，清冷的会馆里，戴震立在灰白墙下，远处，柳烟渐起，莺声细细，不觉竟是早春了。一阵风吹来，戴震打了个寒噤，不禁悲从中来：想想自己著作不少，也算个人物，却不仅没有功名，还遭人陷害、流落至此，这世道，还有没有公道可言！
牢骚归牢骚，但要改变现状，还得靠自己的行动。
这天，戴震拿着书稿去公关了。第一个对象就是时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的钱大昕。找他公关，戴震有着全盘考虑：钱大昕是才子，精于学术，不免会与自己惺惺相惜；钱大昕年龄和自己相仿，与自己有共同的人生话题；钱大昕是翰林学士，交际广泛，却不是权臣，自己算不得攀附……要想在京城站稳脚又尽量不损害读书人的气节，找钱大昕，是个不错的选择。
果然，钱大昕很给面子，不仅与戴震畅谈学问，还把他推介给礼部侍郎编《五礼通考》，为他传名，还顺便解决了生计问题。近水楼台先得月，戴震在《五礼通考》这本书里不仅编入了自己的文章，还编入了老师江永的文章。《五礼通考》书成，戴震的名声便传开了。
之后，清冷的歙县会馆变得热闹起来。包括某内阁中书，以及新晋进士纪晓岚在内，很多学问好、名声大、有功名的人都来了。这些人鱼贯到会馆里拜访戴震，谈学术、谈人生，大大提升了戴震的人气。不久，戴震名重京师，人人皆知东原（戴震字东原）先生。
其中，戴震和纪晓岚最亲密。纪晓岚与戴震年岁相同，他读到好友早年写的工艺方面的专著，很是欣赏，立刻出钱付刻。这一年，戴震就住在纪家，两人切磋学问，促膝夜谈。之后，戴震又到吏部尚书家做家庭老师。
北漂两年，戴震收获了名声和朋友，唯一没有收获的就是功名。距下一次乡试还有两年，不甘心的戴震决心回乡考试——他的学问不比北京那些朋友差，差的只是运气而已。立言
回乡之前，戴震绕道去了扬州。扬州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地灵人杰。在扬州，他遇到了清代汉学吴派的开创者惠栋。垂暮之年的惠栋很欣赏戴震，戴震更是倾慕惠栋，两人学术取向相仿，自是相见恨晚。他们一同游山水、谈学问，渔船唱晚，抵足而眠，写就了一段学界佳话。
戴惠相见也是戴震学术思想的拐点。
在封建社会，士子要想跳龙门，必须借助科举东风。而清朝尊奉的就是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有两派，一派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一派是以王阳明为代表的陆王理学。他们一本正经，不苟言笑，把鲜活的儒家学说腌制成僵硬的教条，苦口婆心地劝大家谈心性、灭人欲，而两派还有门户之见，相互攻讦，以致在明末即有明白人呼吁，切忌空谈误国，清初更有学者如顾炎武等跳出陈规，主张经世致用。
最初，戴震属于朱熹派，还被认定是朱熹宗的第六代弟子。但随着视野的开阔，他越来越发觉了朱学空谈义理、去欲存理的短板。尤其是，他29岁考上秀才时早已著述甚多，满腹真才实学与朝廷的选才取向发生了冲突，更让他对朱学开始了反思。
与惠栋的交往让戴震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与其言不由衷地做朱熹的弟子，不如与宋明理学彻底翻脸，向汉代经学回归。他打破宋明理学的“理欲两元论”，以人性化的“理欲一元”抨击其“诬圣乱经”，揭露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本质是“以理杀人”，更以扎实的考据学、解释学观点构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再以这种新哲学体系来研究经学、训诂。
戴震如此大胆，是看准了清廷文化的风向。
清朝以来，理学和汉学一直在争霸。康熙时期，理学独尊；雍正、乾隆时期，文字狱盛行，殃及理学，汉学乘机而起。但理学只是失宠，并没有被贬出国家意识形态，因为科举考试考的仍是程朱理学。汉学、理学此起彼伏，也是皇帝乐见其成的：正好控制朝廷生态平衡，以防一党独大；况且学术争鸣，正显我大清的文化胸襟和大国气魄。
于是，戴震一面骂程朱理学，一面着手按程朱理学的路子考举人、考贡士，直至进入翰林院——他要像好友纪晓岚那样，风风光光做人，老老实实做学问。虽然他对科举深恶痛绝，认为流弊甚多，当时的科举之士也往往是争名趋利，缺少真才实学，但吃人家的饭还打人家的脸未免让人难为情，没办法，为了前程、为了改变命运，他顾不得那么多了。
戴惠相见的第二年，惠栋就作古了。戴震在扬州断断续续住了三年，除了怀念惠栋，也是受了扬州的学术氛围所吸引。惠栋虽逝，其弟子仍在，他们学术观点师承乃师，和戴震相处很和谐，双方都从交往中获益良多。之后，戴震返乡参加乡试，却无功而返，直到他38岁时，才考中了举人。这对他也算是个很大的鼓舞。
人生还长，38岁不算太晚。戴震一鼓作气，继续参加会试，却次次铩羽而归，直到被选入四库馆工作。在南来北往如候鸟一样的迁徙中，他为报师恩，为江永老师作传；为稻梁谋，修过《汾州府志》《直隶河渠书》等书，还在浙东金华书院讲过学；当然，更多的时间，他还是用在著述上。
戴震知道，自己仕途难料，立功不成，立德又没有足够的资本，唯一能让自己名垂青史的就是立言了。于是，艰难时世中，《孟子字义疏证》初稿横空出世。这本书反对理学，回归原始儒学，是戴震哲学体系的核心。但新思想乍出，吹皱一池春水，喜者誉之，厌者毁之，连好友纪晓岚也不理解，反应是“攘臂扔之”：你这是诽谤“清净洁身之士”、助长流俗浊行啊！
处在那样一个功名至上的时代，立言归立言，科举如鸡肋，只能继续考。但考的次数多了，戴震也觉得不好意思……终于，在他厚着脸皮第六次参加会试后，托乾隆的福，他终于获得了能拿得出手的仕途出身。
解连环
四库馆里，一袭长袍的戴震端坐于案前。一卷书，一支笔，一盏灯，一杯茶……这才是他想要的生活。忽然间得中同进士，戴震对自己的多年苦读算是有了个交代，他心里却实在高兴不起来，像是对着虚空打了一记空拳，空落落的。功名已经到手，他对理学的多年反思占据心头，让他的内心更加煎熬。
偏偏来祝贺的人很多，祝福声声声盈耳。戴震听不进去，只是堆着笑敷衍。实在受不了，他就躲进四库馆里编书去。
乾隆的厚爱，戴震自然感戴不已。他已经51岁，成了一个真正的老头子，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他能做的，就是编撰、考订、校正更多的书，以酬君恩。戴震是个活字典，馆中有奇文异义，都去咨询他，他全都悉心解惑。他兢兢业业，无论晨夕寒暑，文字就像一个魔方，在他手里永不疲倦地旋转、组合、还原，多部训诂学名著、古代算经和对宋明理学的批判著作纷纷出炉，使他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乾嘉大师之列。
他的读者中，有粉丝，也有冥顽不化的人。陆王学派的进士彭允初给他写信，抨击他反对理学。戴震于病榻上奋笔撰写了著名的反理学著作《答彭进士允初书》，对其悖谬处一一批驳。
如此拼命，身体自然吃不消。一个月后，获得同进士身份刚刚两年的戴震就病逝于北京。其时，《四库全书》仍在紧张的编纂中，戴震可以说是生生被累死的。他的弟子也感慨地说：“先生鞠躬尽瘁，死于官事可也。”
戴震去世后，那些曾经的朋友或敌人都写诗悼念。纪晓岚早忘了曾有的不快，剩下的唯有对好友真切的怀念：“披肝露胆两不疑，情话分明忆旧时。”
1782年，《四库全书》杀青。乾隆偶尔看到戴震所校的《水经注》，想起自己曾写诗表扬和破格提拔过他，便问起戴震的现状。此时，戴震已去世五年，坟头草木青青矣。乾隆得知，默然无语，此后便忘了他。
但后世之人没有忘记他。直到一百多年后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期，这位乾嘉学派的考证大师又被知己发掘出来——“横看成岭侧成峰”，单从“以理杀人”上，章太炎便读出了反清，梁启超读出了反理学，胡适则读出了反礼教。
清末的革命家们经过深思熟虑，都从戴震这个武器库中找到了合适的武器，并呼啸着把它们投向腐朽的旧时代。这大概是一心要经世致用、报效清朝的戴震从未想到的。这个文弱的书生一辈子解经，想为朝廷解连环、找出一条新的学术之路，却没料到，时过境迁，自己的思想反成了推翻清廷、构建新文化的重要一环。
编辑/葡萄
乾隆四十年（1775年），思想家戴震最后一次参加会试。自从38岁考上举人后，戴震连续五次参加科举，会试、恩科一场不落，却次次名落孙山。虽说屡败屡战，佘勇可嘉，但这次，51岁的戴震心里直发怵，考还是不考，真是个问题：如果不考，前五次应试都没了意义；如果继续考，再考不上怎么办？这次他可输不起啊。
这时的戴震已经进入了四库馆。
《四库全书》是乾隆精心打制的文化大餐。宋有《资治通鉴》，明有《永乐大典》，大清说什么也不能落后，得建立自己的文化坐标。乾隆三十七年，乾隆就购访遗书，开馆纳士，是为四库馆。戴震也进来了。
进四库馆的人都很有来头，不是高官就是翰林院学士。戴震哪个都不是，他能进来，一则是学术上的名气太大，连乾隆都久闻其名；二则是有朋友、《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晓岚推荐。既能笼络人才，又给老臣卖个人情，就算戴震的职称太低，乾隆又何乐而不为？
于是，乾隆一纸诏书，将在浙东金华书院讲学的戴震召到了京城。在四库馆里，戴震校订《水经注》《九章算术》等书。上天文，下地理，中算术，这些都是冷门的小众书，但戴震干得很认真，他悉心考订，辨别真伪，查缺补漏，仅《水经注》就补漏2128个字、删1448个字、改得3715个字，精益求精。
没有编制的临时工能这么认真做事，实属难得。乾隆一高兴，就写诗表扬，把戴震和著《春秋左氏传》的左丘明相提并论。
得到皇帝的点赞，戴震当然很高兴，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只是个举人、身份低人一等的现实。他一边继续埋头做学问，一边竖起耳朵聆听举子们赶考的脚步声。冰雪消融声、梅花开落声、簌簌的翻书声……都让他心烦意乱。忽然，戴震盯着自己的肩膀出神——青衫上，一根银丝正闪着灰白的光。这是他的头发。
一时间，戴震心灰意冷。功名寻觅三十年，白衣未脱白发生。虽说自己已蒙圣恩入库修书，但对这嗟来之食，他心里还是有点儿不服：自己胸有丘壑，却遭五连败，如果命运能眷顾自己一次多好啊，既能扬眉吐气，也不辜负皇上的一番心意。
想到这儿，戴震咬了咬牙，终于下了决心——考！考上了，圆梦；考不上，认命。
然而，命运又一次捉弄戴震：第六次会试，他又一次落榜。坐在四库馆里，戴震脸色木然。窗外春意盎然，却融化不了戴震心中的冰雪。往日温驯的汉字在他眼前跳脱着蜂拥而来，彼此纠结得让他头晕目眩
他就这样浑浑噩噩过了多日，忽然，命运出现了惊天逆转——戴震虽没有在会试中考中贡士，却因修书有功，被乾隆恩准和贡士一起参加殿试，并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
这是乾隆的恩典。戴震有才，但时运不济，过不了独木桥，任是皇帝也没办法帮他；但戴震在四库馆里为朝廷卖力，乾隆又写诗表扬过，不提携一下也说不过去。主子卖个人情，换得臣子肝脑涂地，值了。
穿着鲜艳的进士服，戴震内心五味杂陈：自己最终还是凭借科举鱼跃龙门，可对科举制度、对科举制度的敲门砖——经学，尤其是对数百年前经学的那个始作俑者朱熹，他实在爱不起来。回想起自己峰回路转的人生，戴震不由泪光盈然。
苦读
四十多年前，休宁隆阜（今属安徽黄山），一所古旧的私塾内。
一位老儒正襟危坐，一脸肃穆，给学童们侃侃讲课，讲的是《大学章句》。这是朱熹对儒学经典的诠释，一直是科举的必修课。
十岁的戴震站起来打断老师：“您怎么知道这是曾子记录的孔子的话呢，又怎么知道这是曾子学生记录的曾子的意思呢？”
老儒一愣，脱口而出，说是朱文公（朱熹谥号为“文”）所说。戴震问朱文公是何朝人，老儒回答宋朝人。戴震又问孔子、曾子是何朝人，老儒说是周朝人。于是戴震问：“周朝、宋朝相距多长时间？”老儒老老实实地回答，近两千年了。戴震轻咳了一声说，那么朱文公怎么会知道这些呢？老儒无语，只能以夸奖戴震好学为自己解围。
这是一场经典的对白。循规蹈矩的儒师被十岁的童子一步步引入包围圈，一步步失陷，却无能为力。看着戴震因兴奋而变得通红的脸蛋，老儒并没有生气，他只是轻叹一声，这孩子……
戴震一出生，天上就打了雷，这似乎是某种预兆，因此父母给他取名“震”。他并不是那种早慧的伶俐孩子，十岁方开口说话。十年喑哑，不知戴震是如何熬过的？或许，就是在孤独中，他才养成了思考和质疑的习惯？之后，戴震开始读书，《四书》《五经》过目不忘。
书背得滚瓜烂熟，戴震却不是死读书，而是必求甚解，每一字、每一词都必须弄懂来历和意义。有一次，老师讲到了汉代人著的《说文解字》，戴震听了大喜：这本字典堪称武功秘籍，一书在手，儒家那些复杂的招式竟变得简单无比——“以词通道”，以文字的形音义就能完美解读经书的语言。通读三年，戴震一不小心就成了解释学的祖师。
之后，戴震又拜徽州通儒江永为师。江永是经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他曾出过天文历算题考戴震，戴震三下五除二就搞定，让江老师刮目相看，老师自然倾囊而授。在江老师的指点下，戴震的学问日益通达、成熟。
这期间，他著作频频，有天文数学方面的，有工艺方面的，更有研究儒学的多部作品。难得的是，这些成就都是戴震二三十岁时，在家境穷困、童子试屡试不第的情况下完成的。
因为他的目标很远大：他要从自然科学与经学的融汇中，整合出一套能贯通群经的方法论。毕竟，经学，不管他喜欢与否，才是他的首选——要科举，必须得先弄通朱老夫子的《四书章句集注》才是。
26岁那年，戴震和家乡女子朱氏成婚。朱氏很贤淑，侍亲、理家，让戴震可以心无旁骛地做学问。虽然家里经济困苦，虽然丈夫仕途失意，但朱氏坚信，她的付出会有回报的。对此，江老师也坚信不疑。望着北京城方向，戴震的目光更是坚定而清澈。
北漂
谁也没有想到，几年后，戴震进京了，不是为赶考，而是为避难。
乾隆十九年，30岁的戴震打起了官司：族中一个泼皮侵占了祖坟，戴震要告他，却被其反咬一口，县令是非不分，要抓戴震治罪。戴震当时的情况是没有钱、没有权，也没有话语权，他又不愿坐以待毙，便只剩下一条路了：逃。 目的地是京城。家族事务，外人难辨其是非，但戴震逃往法制更健全的京城而非少人监管的穷壤僻地这一行为足以证明他的清白。他走时，只带了些书籍和著作，穿了件长袍，连换洗衣服都没带，到京后，他只好寄居在歙（shè）县（今属安徽黄山）会馆里。
月光下，清冷的会馆里，戴震立在灰白墙下，远处，柳烟渐起，莺声细细，不觉竟是早春了。一阵风吹来，戴震打了个寒噤，不禁悲从中来：想想自己著作不少，也算个人物，却不仅没有功名，还遭人陷害、流落至此，这世道，还有没有公道可言！
牢骚归牢骚，但要改变现状，还得靠自己的行动。
这天，戴震拿着书稿去公关了。第一个对象就是时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的钱大昕。找他公关，戴震有着全盘考虑：钱大昕是才子，精于学术，不免会与自己惺惺相惜；钱大昕年龄和自己相仿，与自己有共同的人生话题；钱大昕是翰林学士，交际广泛，却不是权臣，自己算不得攀附……要想在京城站稳脚又尽量不损害读书人的气节，找钱大昕，是个不错的选择。
果然，钱大昕很给面子，不仅与戴震畅谈学问，还把他推介给礼部侍郎编《五礼通考》，为他传名，还顺便解决了生计问题。近水楼台先得月，戴震在《五礼通考》这本书里不仅编入了自己的文章，还编入了老师江永的文章。《五礼通考》书成，戴震的名声便传开了。
之后，清冷的歙县会馆变得热闹起来。包括某内阁中书，以及新晋进士纪晓岚在内，很多学问好、名声大、有功名的人都来了。这些人鱼贯到会馆里拜访戴震，谈学术、谈人生，大大提升了戴震的人气。不久，戴震名重京师，人人皆知东原（戴震字东原）先生。
其中，戴震和纪晓岚最亲密。纪晓岚与戴震年岁相同，他读到好友早年写的工艺方面的专著，很是欣赏，立刻出钱付刻。这一年，戴震就住在纪家，两人切磋学问，促膝夜谈。之后，戴震又到吏部尚书家做家庭老师。
北漂两年，戴震收获了名声和朋友，唯一没有收获的就是功名。距下一次乡试还有两年，不甘心的戴震决心回乡考试——他的学问不比北京那些朋友差，差的只是运气而已。立言
回乡之前，戴震绕道去了扬州。扬州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地灵人杰。在扬州，他遇到了清代汉学吴派的开创者惠栋。垂暮之年的惠栋很欣赏戴震，戴震更是倾慕惠栋，两人学术取向相仿，自是相见恨晚。他们一同游山水、谈学问，渔船唱晚，抵足而眠，写就了一段学界佳话。
戴惠相见也是戴震学术思想的拐点。
在封建社会，士子要想跳龙门，必须借助科举东风。而清朝尊奉的就是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有两派，一派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一派是以王阳明为代表的陆王理学。他们一本正经，不苟言笑，把鲜活的儒家学说腌制成僵硬的教条，苦口婆心地劝大家谈心性、灭人欲，而两派还有门户之见，相互攻讦，以致在明末即有明白人呼吁，切忌空谈误国，清初更有学者如顾炎武等跳出陈规，主张经世致用。
最初，戴震属于朱熹派，还被认定是朱熹宗的第六代弟子。但随着视野的开阔，他越来越发觉了朱学空谈义理、去欲存理的短板。尤其是，他29岁考上秀才时早已著述甚多，满腹真才实学与朝廷的选才取向发生了冲突，更让他对朱学开始了反思。
与惠栋的交往让戴震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与其言不由衷地做朱熹的弟子，不如与宋明理学彻底翻脸，向汉代经学回归。他打破宋明理学的“理欲两元论”，以人性化的“理欲一元”抨击其“诬圣乱经”，揭露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本质是“以理杀人”，更以扎实的考据学、解释学观点构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再以这种新哲学体系来研究经学、训诂。
戴震如此大胆，是看准了清廷文化的风向。
清朝以来，理学和汉学一直在争霸。康熙时期，理学独尊；雍正、乾隆时期，文字狱盛行，殃及理学，汉学乘机而起。但理学只是失宠，并没有被贬出国家意识形态，因为科举考试考的仍是程朱理学。汉学、理学此起彼伏，也是皇帝乐见其成的：正好控制朝廷生态平衡，以防一党独大；况且学术争鸣，正显我大清的文化胸襟和大国气魄。
于是，戴震一面骂程朱理学，一面着手按程朱理学的路子考举人、考贡士，直至进入翰林院——他要像好友纪晓岚那样，风风光光做人，老老实实做学问。虽然他对科举深恶痛绝，认为流弊甚多，当时的科举之士也往往是争名趋利，缺少真才实学，但吃人家的饭还打人家的脸未免让人难为情，没办法，为了前程、为了改变命运，他顾不得那么多了。
戴惠相见的第二年，惠栋就作古了。戴震在扬州断断续续住了三年，除了怀念惠栋，也是受了扬州的学术氛围所吸引。惠栋虽逝，其弟子仍在，他们学术观点师承乃师，和戴震相处很和谐，双方都从交往中获益良多。之后，戴震返乡参加乡试，却无功而返，直到他38岁时，才考中了举人。这对他也算是个很大的鼓舞。
人生还长，38岁不算太晚。戴震一鼓作气，继续参加会试，却次次铩羽而归，直到被选入四库馆工作。在南来北往如候鸟一样的迁徙中，他为报师恩，为江永老师作传；为稻梁谋，修过《汾州府志》《直隶河渠书》等书，还在浙东金华书院讲过学；当然，更多的时间，他还是用在著述上。
戴震知道，自己仕途难料，立功不成，立德又没有足够的资本，唯一能让自己名垂青史的就是立言了。于是，艰难时世中，《孟子字义疏证》初稿横空出世。这本书反对理学，回归原始儒学，是戴震哲学体系的核心。但新思想乍出，吹皱一池春水，喜者誉之，厌者毁之，连好友纪晓岚也不理解，反应是“攘臂扔之”：你这是诽谤“清净洁身之士”、助长流俗浊行啊！
处在那样一个功名至上的时代，立言归立言，科举如鸡肋，只能继续考。但考的次数多了，戴震也觉得不好意思……终于，在他厚着脸皮第六次参加会试后，托乾隆的福，他终于获得了能拿得出手的仕途出身。
解连环
四库馆里，一袭长袍的戴震端坐于案前。一卷书，一支笔，一盏灯，一杯茶……这才是他想要的生活。忽然间得中同进士，戴震对自己的多年苦读算是有了个交代，他心里却实在高兴不起来，像是对着虚空打了一记空拳，空落落的。功名已经到手，他对理学的多年反思占据心头，让他的内心更加煎熬。
偏偏来祝贺的人很多，祝福声声声盈耳。戴震听不进去，只是堆着笑敷衍。实在受不了，他就躲进四库馆里编书去。
乾隆的厚爱，戴震自然感戴不已。他已经51岁，成了一个真正的老头子，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他能做的，就是编撰、考订、校正更多的书，以酬君恩。戴震是个活字典，馆中有奇文异义，都去咨询他，他全都悉心解惑。他兢兢业业，无论晨夕寒暑，文字就像一个魔方，在他手里永不疲倦地旋转、组合、还原，多部训诂学名著、古代算经和对宋明理学的批判著作纷纷出炉，使他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乾嘉大师之列。
他的读者中，有粉丝，也有冥顽不化的人。陆王学派的进士彭允初给他写信，抨击他反对理学。戴震于病榻上奋笔撰写了著名的反理学著作《答彭进士允初书》，对其悖谬处一一批驳。
如此拼命，身体自然吃不消。一个月后，获得同进士身份刚刚两年的戴震就病逝于北京。其时，《四库全书》仍在紧张的编纂中，戴震可以说是生生被累死的。他的弟子也感慨地说：“先生鞠躬尽瘁，死于官事可也。”
戴震去世后，那些曾经的朋友或敌人都写诗悼念。纪晓岚早忘了曾有的不快，剩下的唯有对好友真切的怀念：“披肝露胆两不疑，情话分明忆旧时。”
1782年，《四库全书》杀青。乾隆偶尔看到戴震所校的《水经注》，想起自己曾写诗表扬和破格提拔过他，便问起戴震的现状。此时，戴震已去世五年，坟头草木青青矣。乾隆得知，默然无语，此后便忘了他。
但后世之人没有忘记他。直到一百多年后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期，这位乾嘉学派的考证大师又被知己发掘出来——“横看成岭侧成峰”，单从“以理杀人”上，章太炎便读出了反清，梁启超读出了反理学，胡适则读出了反礼教。
清末的革命家们经过深思熟虑，都从戴震这个武器库中找到了合适的武器，并呼啸着把它们投向腐朽的旧时代。这大概是一心要经世致用、报效清朝的戴震从未想到的。这个文弱的书生一辈子解经，想为朝廷解连环、找出一条新的学术之路，却没料到，时过境迁，自己的思想反成了推翻清廷、构建新文化的重要一环。
编辑/葡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