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在山西和河南发生的黑煤窑黑砖窑事件，人的无助和冷漠给我带来的震撼是深远的，让我意识到的是人之恶的独特。动物来说仅仅按照自己的动物本能生活，在本能之外不会主动为恶；但人却不同，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的自由意志，可以超出自己的动物本能自由为善、也可以自由为恶，人可以战胜自己的恐惧和贪婪为善，也可以屈服于恐惧和贪婪为恶，这种恶也远远超出自己的本能。
　　有人认为，这事关制度或者社会的问题，但此事更应该是一次心灵事件，是一场制度无法触及的精神灾难。社会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制度不断地健全，但这种文明进步的盛宴为什么对个人的道德状况没有实质性的影响(或者迟缓)?我们的“进步”到底忽略了什么?导致这种人“心灵”止恶扬善的乏力，而把人置于道德底线失守的地步?
　　回顾过去，20世纪的中国人心常常处于民族存亡的焦虑之中，无论是晚清变局，还是80年代的改革开放，国人的眼睛要么是向“西方”看，要么是向“未来”看，而现在，则是向“经济发展”看，总之，这种国家民族层面上的焦虑，对人思想方式影响异常巨大，这导致人向内地在心灵层面上无法着力，心灵自身投入到外在的世界中去，自身却没有得到滋养。
　　这种情况下，或许看看邻居俄罗斯人的状况会有启发。说到俄罗斯精神，我们的印象都被那一些巨星占据着，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尔嘉耶夫等，其实，必须指出的是，背后支持着迄今仍进发着活力与火花的俄罗斯精神的，还有那些默默地一生不被人所知的修道院里的东正教修士，是他们身体力行地传承着一种心灵的生活，而他们中，有的有作品传世，有的默默一世。
　　长老西拉便是其中一位被历史所重新发现的修道士。这位被淹没的俄罗斯思想家在修道院里度过了自己的一生，然而他的思想在21世纪重新被人发现，并被尊为圣人。1866年出生于俄罗斯乡村的一个农民之家，从小身体强壮，乐于助人，在军队服役结束后，随即离家奔赴阿索斯山修道院，在长达45年的岁月里，长老西拉始终过着普通修士的单调生活，最后于1938年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人世。但他的一生清晰，这可以从他的著作里看出来，他的修道生活一直专注于心灵之中，这也是俄罗斯修士的一贯传统。
　　所有这些，都是通过《俄罗斯精神巨匠：长老西拉》一书，在汉语世界中得到第一次典型体现。通过这本书，可以让我们了解到俄罗斯精神的另外一面，了解这些修士们的生活和他们对心灵保持强烈关注的传统，毫无疑问，这和他们的信仰有密切关系。
　　在基督宗教的三大教派中，新教侧重于理性，注重表达，向外传播；天主教注重传统历史的传承，关注社会的公义；而俄罗斯的东正教注重心灵的修为，注重内在的和上帝的接近。我们所常常提起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西方，其实一直指在新教和天主教背景下的“西方”，而同被视为“东方”的俄罗斯，却常常在文化上被忽略，也因其深刻的内向性，很难轻易接触，这个原因是复杂的。而这个“东方”特色的俄罗斯，是和我们中国文明中的一些传统有印证之处的，有人说是“道”家，有人说是儒家的“心学”。不管怎样，我们要了解这个邻居，便不能仅仅停留在列宁或者高尔基，甚至普京身上，我们需要理解的，还应该是这个民族更加深远的心灵世界——不应只知道有红场，还要知道有修道院，而此一点或许对我们自身亦有启发。
　　《长老西拉》完美地体现了俄罗斯精神中那种流动的、承受苦难的心灵个体、长老西拉的言说和一生，与众不同却始终和人在一起，并不进入这个世界，也不离开这个世界，而是始终关注着这个世界，为这个世界祈祷、哭泣，始终在心灵上为世界守望。
　　其实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不乏关注人心的文字，比如《大学》中的“正心诚意”，如孟子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之四端，到后来王阳明的“心学”，但是儒家文化中“心学”往往沦为“外王”之学的前奏，在实践中就免不了忽略心的问题，似乎向外的“焦虑”始终在压制着心灵的发育。
　　回到开始的主题，如何让我们的思想可以稍微离开一下高速发展的世界，转向精神的培育?如何让我们的心灵再强健一些?如何让世界依旧进步，但是心灵却可以从中间自由出来，去创造一种内外平衡的文化，不再用单一的“焦虑进步观”来管制一切?或许这样，才有希望让我们的心灵变得丰富起来，让那些早已失去光彩的良善、同情心、感受他人痛苦的诸能力，回到我们关注的舞台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