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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说处女作发表在《郑州文艺》1978年第2期。写这篇小说的时间更早一些，是1972年的秋天。从写出到发表，中间隔了六年。有朋友会问，一篇小说的发表怎么拖了这么长的时间？
那时，我在河南一座煤矿的支架厂当工人。因恋爱的事，闹出了一些小小的不愉快。我们的恋爱很正常，并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可当时的“气候”很不正常，人家说我们被资产阶级的香风吹晕了，掉到泥坑里了，要拉我们一把。拉的办法就是批判我们。为了找到批判所需的材料，人家把我写给女朋友的信和诗也要走了。我和女朋友虽然在一个厂，但我愿意给她写信，愿意用文字表达我的心情。除了写信，我还给她写一些断开的短句，也可以说是诗吧。那些诗并不是直接赞美女朋友，主要是写山川的秀丽，表达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我们厂附近有高高的伏牛山，有深深的山沟。春来时，残雪还未化尽，我们一起踏雪去寻访黄灿灿的迎春花。秋天，我们一起到山沟里摘柿子、摘酸枣，到清澈见底的水边捉小虾。初冬，我们登上山的最高处，聆听千年古塔上的风铃声，眺望山下一望无际的麦田。从山里回来，美好的印象还保留在脑子里，让人感到一种愉悦的滋味。突然想到，何不把美好的感受写出来呢？于是就趴在床上以诗的形式写起来了。那时脑子可真好使，出手也快，也就是人们说的文思如泉涌吧，一会儿就写了好几页，恐怕一百行都不止。写完了甚为得意，就拿给女朋友看。女朋友读得小脸通红，一再说好。她也说不出好在哪里，只是说好。得到第一读者也是唯一读者的赞赏，我来劲儿了，写得更多，多了就送给她邀赏。女朋友很珍视地一一收藏起来，时间不长就攒下了一大摞。
车间指导员在批判我时，说了一句使我深感惊异的话，以致把别的长篇批判的话都忽略了，只记住了这一句话。指导员说我写的东西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加在一起简直就是一部黄色小说。当时我脑子里放光似的闪了一下，心想，我难道会写小说？他说我写的东西是黄色的，我一点儿也不在意，因为我心里有底，知道自己写的东西非常纯洁，连亲呀爱呀情呀这样的字眼儿都没有。不但格调不低，好像还很“革命”。我重视的是他说的“小说”这两个字。在此之前，我从没敢想过要写小说，从没意识到自己有写小说的天赋，是人家批判的话从反面提醒了我，在我心里埋下了从事小说创作的种子。
批判我们毕竟是瞎胡闹，很快就过去了。但不能不承认，是批判巩固了我们的爱情，使我们的爱情经历了阻挠和波折，带有风雨同舟的意思。冷静下来后，我想得多一些。我问自己：你有什么可爱的？因你父亲的历史问题，你不能当兵，不能入党。你父亲早故，母亲领着你们兄弟姐妹五个过日子，家境很不好，你不过是一个穷人。我想到了自己的今后，想到了作为一个男人的责任。为了使自己在精神上胜过别的男人，为了不让自己所爱的人失望，自己应该有所作为。除了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还应在业余时间为自己的生命派一些别的用场。于是我选择了写小说。以前我虽然没写过小说，但我写过别的。我在农村老家时给县里广播站写过几篇稿子，都广播了。在厂里宣传队，我还写过对口词和一个小豫剧。这些都为我写小说打下了一些基础。当时书店里没有小说卖，无从借鉴。我的破木箱里虽然藏有一本《红楼梦》，但和时尚相去甚远，一点儿也用不上，只好瞎写。写完一篇小说我心里打鼓，这是小说吗？给女朋友看，她说真好。当时没有文学刊物，或许有，我们在山沟里看不到。小说没地方寄，我就敝帚自珍，存在箱子里。写了东西没地方发，积极性很难维持。我不写小说了，调到矿务局宣传部后，我就写通讯报道。通讯工作给我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使我有机会走遍矿区各个角落，下遍全局各个矿井，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人。我喜欢写人物通讯，写了不少，为后来的创作积累了不少素材。
说话到了1978年，各地的文艺刊物相继办起来了。我看到一本《郑州文艺》，上面有小说、散文、诗歌等。我马上想到了沉睡箱底的那篇小说，翻出来看了一遍，觉得和刊物上发表的小说比也不差。我稍微改了一遍，抄清，就寄走了。寄出后并没有整天挂在心上。那时，我正扑在新闻工作上，一心想当记者。不料编辑部很快来信，认为小说不错，准备采用。我把这消息赶快告诉我爱人（我们已结婚，并有了一个女儿），她高兴得脸都红了。现在看来，这篇小说写得很一般。但六年前写的第一篇小说就发表了，而且还是当期刊物的头条，对我的鼓舞和推动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同年，我调到了北京，在一家煤矿工人杂志当编辑。
1980年3月，我在《奔流》发表了第二篇小说《看看谁家有福》。因这篇小说描述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些真实的生活情景，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还有争议。几种不同观点的评论在刊物上连续发了两三期。此后，美国的一位汉学家把这篇小说翻译到了美国。《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还为这篇小说列了一条。对这篇小说的批评，给我思想上造成一些压力，但并没有减低我的创作热情，反而激发了我的执拗的创作意志，使我在创作上更加自觉和勤奋，并逐步建立了自信。
从发表处女作至今，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已二十多年了，发表了將近三百万字的文学作品。我的创作主要取材于农村生活和煤矿生活，这是我比较熟悉、感受比较深切的两个题材领域。我创作的目的主要是给人以美的享受，希望能够改善人心，提高人们的精神品质。我对自己的创作意志充满自信，会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刘庆邦：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哑炮》先后获第二届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中篇小说《到城里去》和长篇小说《红煤》分别获第四届、第五届北京市政府奖，长篇小说《平原上的歌谣》获第三届老舍文学奖提名奖，长篇小说《遍地月光》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七次获《北京文学》奖，三次获《小说选刊》奖，五次获《小说月报》百花奖，三次获《十月》文学奖，两次获《人民文学》奖，四次获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等。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等三十余个国际奖项。在法国《电影》杂志评出的2003年全球十佳影片中，《盲井》排名第二。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
那时，我在河南一座煤矿的支架厂当工人。因恋爱的事，闹出了一些小小的不愉快。我们的恋爱很正常，并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可当时的“气候”很不正常，人家说我们被资产阶级的香风吹晕了，掉到泥坑里了，要拉我们一把。拉的办法就是批判我们。为了找到批判所需的材料，人家把我写给女朋友的信和诗也要走了。我和女朋友虽然在一个厂，但我愿意给她写信，愿意用文字表达我的心情。除了写信，我还给她写一些断开的短句，也可以说是诗吧。那些诗并不是直接赞美女朋友，主要是写山川的秀丽，表达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我们厂附近有高高的伏牛山，有深深的山沟。春来时，残雪还未化尽，我们一起踏雪去寻访黄灿灿的迎春花。秋天，我们一起到山沟里摘柿子、摘酸枣，到清澈见底的水边捉小虾。初冬，我们登上山的最高处，聆听千年古塔上的风铃声，眺望山下一望无际的麦田。从山里回来，美好的印象还保留在脑子里，让人感到一种愉悦的滋味。突然想到，何不把美好的感受写出来呢？于是就趴在床上以诗的形式写起来了。那时脑子可真好使，出手也快，也就是人们说的文思如泉涌吧，一会儿就写了好几页，恐怕一百行都不止。写完了甚为得意，就拿给女朋友看。女朋友读得小脸通红，一再说好。她也说不出好在哪里，只是说好。得到第一读者也是唯一读者的赞赏，我来劲儿了，写得更多，多了就送给她邀赏。女朋友很珍视地一一收藏起来，时间不长就攒下了一大摞。
车间指导员在批判我时，说了一句使我深感惊异的话，以致把别的长篇批判的话都忽略了，只记住了这一句话。指导员说我写的东西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加在一起简直就是一部黄色小说。当时我脑子里放光似的闪了一下，心想，我难道会写小说？他说我写的东西是黄色的，我一点儿也不在意，因为我心里有底，知道自己写的东西非常纯洁，连亲呀爱呀情呀这样的字眼儿都没有。不但格调不低，好像还很“革命”。我重视的是他说的“小说”这两个字。在此之前，我从没敢想过要写小说，从没意识到自己有写小说的天赋，是人家批判的话从反面提醒了我，在我心里埋下了从事小说创作的种子。
批判我们毕竟是瞎胡闹，很快就过去了。但不能不承认，是批判巩固了我们的爱情，使我们的爱情经历了阻挠和波折，带有风雨同舟的意思。冷静下来后，我想得多一些。我问自己：你有什么可爱的？因你父亲的历史问题，你不能当兵，不能入党。你父亲早故，母亲领着你们兄弟姐妹五个过日子，家境很不好，你不过是一个穷人。我想到了自己的今后，想到了作为一个男人的责任。为了使自己在精神上胜过别的男人，为了不让自己所爱的人失望，自己应该有所作为。除了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还应在业余时间为自己的生命派一些别的用场。于是我选择了写小说。以前我虽然没写过小说，但我写过别的。我在农村老家时给县里广播站写过几篇稿子，都广播了。在厂里宣传队，我还写过对口词和一个小豫剧。这些都为我写小说打下了一些基础。当时书店里没有小说卖，无从借鉴。我的破木箱里虽然藏有一本《红楼梦》，但和时尚相去甚远，一点儿也用不上，只好瞎写。写完一篇小说我心里打鼓，这是小说吗？给女朋友看，她说真好。当时没有文学刊物，或许有，我们在山沟里看不到。小说没地方寄，我就敝帚自珍，存在箱子里。写了东西没地方发，积极性很难维持。我不写小说了，调到矿务局宣传部后，我就写通讯报道。通讯工作给我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使我有机会走遍矿区各个角落，下遍全局各个矿井，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人。我喜欢写人物通讯，写了不少，为后来的创作积累了不少素材。
说话到了1978年，各地的文艺刊物相继办起来了。我看到一本《郑州文艺》，上面有小说、散文、诗歌等。我马上想到了沉睡箱底的那篇小说，翻出来看了一遍，觉得和刊物上发表的小说比也不差。我稍微改了一遍，抄清，就寄走了。寄出后并没有整天挂在心上。那时，我正扑在新闻工作上，一心想当记者。不料编辑部很快来信，认为小说不错，准备采用。我把这消息赶快告诉我爱人（我们已结婚，并有了一个女儿），她高兴得脸都红了。现在看来，这篇小说写得很一般。但六年前写的第一篇小说就发表了，而且还是当期刊物的头条，对我的鼓舞和推动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同年，我调到了北京，在一家煤矿工人杂志当编辑。
1980年3月，我在《奔流》发表了第二篇小说《看看谁家有福》。因这篇小说描述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些真实的生活情景，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还有争议。几种不同观点的评论在刊物上连续发了两三期。此后，美国的一位汉学家把这篇小说翻译到了美国。《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还为这篇小说列了一条。对这篇小说的批评，给我思想上造成一些压力，但并没有减低我的创作热情，反而激发了我的执拗的创作意志，使我在创作上更加自觉和勤奋，并逐步建立了自信。
从发表处女作至今，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已二十多年了，发表了將近三百万字的文学作品。我的创作主要取材于农村生活和煤矿生活，这是我比较熟悉、感受比较深切的两个题材领域。我创作的目的主要是给人以美的享受，希望能够改善人心，提高人们的精神品质。我对自己的创作意志充满自信，会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刘庆邦：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哑炮》先后获第二届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中篇小说《到城里去》和长篇小说《红煤》分别获第四届、第五届北京市政府奖，长篇小说《平原上的歌谣》获第三届老舍文学奖提名奖，长篇小说《遍地月光》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七次获《北京文学》奖，三次获《小说选刊》奖，五次获《小说月报》百花奖，三次获《十月》文学奖，两次获《人民文学》奖，四次获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等。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等三十余个国际奖项。在法国《电影》杂志评出的2003年全球十佳影片中，《盲井》排名第二。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