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著史无外乎记言述事写人。凡一种著史体例之初创，必能框定一种写作框架，为后继史家长期沿用。地中海东部是欧亚交界处，充满哲学光芒的希腊主义与怀着对耶和华纯粹信仰的希伯来主义在此相遇，撞击的结果是基督教的诞生。基督教的发展贯穿整个西方历史的脉络，教会史学在西方一度作为显学，显赫数个世纪。优西比乌被誉为教会史之父，他的一生基本上都在耶路撒冷的凯撒城中度过，并任凯撒利亚主教。后人提及他，都称其为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Eusebius of Caesarea）。比之于奥古斯丁，优西比乌虽然缺乏深刻的哲学思想，但他将历史与宗教进行完美的整合，通过《教会史》与《编年史》为教会史确立了基本的写作范式。从他撰写的《君士坦丁本纪》入手，我们也可以整理出教会史家在撰写人物传记时关注的侧重点及写作方法。
　　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已经确定了这样一种共识：任何一位撰史者的叙述都不可能跳出自己的时代，任何一位有良知的史学家都不会在书写历史时背离自己的道德标准。优西比乌认为人的历史是上帝意志的体现，任何抑制上帝福音的传播或迫害基督徒的行为都不会长存，上帝意志的每一次胜利都会使人类历史进入一个光明的新时期。所以在《君士坦丁本纪》中，优西比乌流露出的对上帝忠贞不二的信仰以及对君士坦丁的溢美之辞，对于他本人而言都是源于内心的真情流露。在教会史家的笔下，一切的写人写事其实本意都是在印证上帝的胜利，歌颂上帝恩宠的传播。所以教会史家描写人物时，从不将重点放在个人禀性的分析与介绍上。与个人禀性最大程度地弱化相伴生的，是人物神性的极大抬升。
　　君士坦丁在位期间并没有将基督教定为国教，而且他在生命行将结束之时才迟迟地举行了洗礼。但君士坦丁在政策上对基督教的大力支持使基督教逐渐变成罗马帝国的主流宗教。优西比乌本人就是教士身份，他生活在一个基督教广为传播的时代，上帝的恩宠和神迹的显现巩固着他对上帝忠贞不二的信仰。在他眼中，君士坦丁无疑就是那个“被上帝所选中，替其传言之人”。
　　君士坦丁做为西罗马的君主，与东罗马的君主李锡尼在公元313年签订《米兰敕令》，确立基督教为合法之存在。君士坦丁统治的西罗马与李锡尼统治的东罗马在敕令签订以后有一段和平共处的时期，但是东西罗马的战争最后还是打响了。战争的结果是君士坦丁重新统一了罗马，成为地中海的帝王。优西比乌在《君士坦丁本纪》中谈及这场战争时将君士坦丁抽象成绝对善的代表，而他的政治敌人李锡尼则顺理成章地化身为绝对恶的代表。而导致这场战争的原因是暴君李锡尼始终没有放弃对基督徒的秘密迫害。优西比乌在《君士坦丁本纪》第二卷的开篇就详细记录了李锡尼在阿马萨的本都屠杀基督教大主教并拆除基督教教堂的一系列暴行。当君士坦丁得知李锡尼针对虔诚的基督徒的所作所为以后，“他再也不能容忍这些他所听到的罪恶，听取了智者的建议并凭借君主仁慈的本性，君士坦丁通过施行严厉的措施迅速地去救助那些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李锡尼的宗教暴行是东西之战的本质原因，因此发动这场战争也是上帝的意愿：“君士坦丁认为清除一个害群之马来换取大多数人的平安是上帝所能应允的正义行为”。所有的多神教都被优西比乌抽象成一种邪恶力量，在李锡尼的统领下向基督教宣战。李锡尼随意召集信仰多神教的蛮族人加入他的军队来反对高举上帝之旗的君士坦丁无疑将注定失败。当战斗打响时，君士坦丁以“上帝是最大的救主”为口号，用象征上帝标志的十字旗来鼓舞士气。上帝的力量通过军旗传递给正义之师，使君士坦丁的军队所到之处都所向披靡。“当看到哪部分部队在战斗中处于劣势，君士坦丁就下令将旗帜移到那个方向，就像某种抵制不幸的神奇的魔法，军旗所到之处都使士兵的精神受到鼓励，立刻就反败为胜。”可以通晓上帝意志的占卜家、炼金术士、先知和巫师纷纷宣称战争的胜利终将属于受上帝恩泽的君士坦丁。君士坦丁在作战过程中，身边也始终有教士的跟随，以确保心灵上时刻能感受到上帝的引导；驻军地建造了临时的礼拜堂以便可以随时向上帝祷告。
　　优西比乌眼中的君士坦丁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上帝的旨意通过君士坦丁得以贯彻。所以他在《君士坦丁本纪》中从不强调君士坦丁在面对罗马东西分立时的世俗政治利益诉求，也不对作战时君士坦丁的军事智慧及外交策略进行理性的分析。身为一个虔诚的教士，优西比乌只是秉承正义必胜的原则，一味的强调上帝十字旗的力量和君士坦丁的仁慈之心。君士坦丁的胜利是上帝意志的胜利，君士坦丁的仁慈也是上帝仁慈的间接显现。“在准备下最后的战争决定时，君士坦丁依然心怀仁慈，有意地延迟对敌人作最后的致命一击。”上帝的必胜说明当时两者军事力量的对比极其悬殊，而且基督教的信徒数量也在呈上升趋势发展。在战争过程中，君士坦丁不惜用金钱奖励来防止手下的士兵出于对多神教蛮族人的仇恨而对战俘进行不公正的对待甚至是将其虐杀。
　　优西比乌在记述历史事件时，笔调一直是从容不迫的，因为他是站在正义的立场上描述一场正义必胜的战役。虽然他在战争开始之前描写李锡尼的暴行时略显愤怒，但李锡尼毕竟只是做为君士坦丁的对立面而存在，优西比乌的描述重心依然落在他所爱戴的君主身上。他用从容的笔调记述战斗中君主在上帝的指引下气定神闲地应对越来越捉襟见肘的李锡尼。君士坦丁取得胜利以后，优西比乌的笔调在从容的基础上更多了一种轻松愉悦，喜悦溢于言表：“那些过去坐在黑暗与死亡阴影中的人们重新看到了上帝的光照”。君士坦丁在战役结束之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来安抚那些在宗教迫害中依然坚定自己信仰的人们。他通过法令召回了那些由于拒绝参加圣像崇拜而被流放或被各自行省的统治者驱逐出家园的人们。因信仰问题而被革除军职的人得以恢复军衔，公民的奴隶身份得以解除，被充公的地产得以归还。被毁坏的教堂得以修整。君士坦丁甚至下令修建新教堂使更多的人可以感受上帝的恩宠。光明的脚步逐渐延伸到各个阴暗的角落里。
　　对一种事物长期压制，反而有利于这一事物在其内部凝聚力量。基督教长期处于被压制的状态，无形中就形成了一种以下层民众为基础的力量。这种力量足可以支撑一个帝国也可以颠覆一个帝国。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扶助其实是善加利用了这种长期积攒的力量。优西比乌用他的笔将当时人们的宗教热情以君士坦丁为镜像映射了出来，后人可以以他的记述为基础对基督教的发展过程进行反思。优西比乌与君士坦丁是同龄人，君士坦丁曾经亲自召见过优西比乌，两者也因为重修基督教堂的事宜而有书信上的往来。由于亲耳聆听到君士坦丁回忆上帝的十字军旗在战场上是怎样庇护忠诚护卫它的士兵，使他在敌人的密集攻势下得以存活，优西比乌在记述这件事时极其翔实生动，言语中洋溢着对神迹的敬畏。优西比乌在《君士坦丁本纪》中全文引入君士坦丁写给他的关于修缮并新建教堂的信件，更体现出优西比乌对君士坦丁的敬重，对于君士坦丁能对他委以重任而感到十分荣幸，并对君王深深地感激着。优西比乌完整地为后人保留下来当时君士坦丁的政策法律文件，他当时在著述中原文引用这些文献并不只是功利的觉得它们具有史料价值，而是因为这些文件印证了上帝神迹的显现与上帝恩宠在俗世的推广。优西比乌的虔诚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相对更完整更严谨的历史。
　　所以，一个具有历史纵深感的人并不会觉得这种以亲身经历为基础的历史记述会因为融入了作者过多的个人情感而有失恰当，因为任何史学著述都不可能做到完全的态度中立。既然如此，那历史学家不妨将所谓的“中立态度”放到一边，按照自己的心愿有选择地调整叙述重心，将自己心目中的历史事件与人物诚实地记录下来，心胸坦荡地任后人评说，这也许才是一个历史学家应该有的胆识与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