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受到《华盛顿条约》限制，十几年没有对外采取特别大的军事行动。1923年突然发生了关东大地震，日本损失90亿日元，用了4年才恢复受重创的经济。紧接着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出现，日本依赖出口的经济又一次受到沉重打击，两年间出口竟下降76%，进口又下降71%，主要工业部门开工率只有50%，工业总产值下降三分之一，农业总产值也下降了40%。

侵略的红利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在世界列强中仍保持着比例最高的军费支出，改善民生的投入很少，结果导致20世纪20年代有不少人跑到中国来找饭吃，那些在中国城市东游西窜的“东洋浪人”，大都是在日本没生活出路的流浪汉。笔者在1986年曾到济南调查过日军在1928年制造大屠杀时的史料，了解到当时城内有3000多名日侨，绝大多数在本国是穷困潦倒者，跑到中国后，夜间挤在一起睡大通铺，白天利用中国军警不敢惹的身份走私或做小买卖。还有许多日本妓女跑到中国来卖淫，抗战前中国东北和沿海大城市都有众多的“东洋窑子”，日本当局还向她们征税作为“报国奉献”。
　　面对经济危机，日本军阀尤其是少壮军官主张再以对外扩张来解决，公开叫嚷要“武力解决满蒙问题”，为“过剩人口寻找出路”。1931年，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轻易得手，中国富庶的东北大地落入侵略者之手，日本在当地大肆掠夺和开发工矿业，迅速结束了经济危机并迎来大发展。从1932年至1937年，日本国民总收入增长一倍半，创造了20世纪内的最高纪录。
　　侵占中国东北后的几年间，日本国民的生活也有很大改善。1937年，工人每月平均工资达到50日元（当时日元同中国的银圆基本等值，1日元折合0.3美元），这相当于当时中国大城市工人平均工资的3倍左右，却只相当于美国工人平均工资的八分之一，英、法、德等国的五分之一。这一年，日本城市家庭基本普及了收音机，职工大都有了手表，这是那个年代的中国人不能想象的。日本农村经济条件也有所改善，当局制订了一个“移民百万户”的计划，就是把500万山区贫苦农民作为“开拓团”搬到满洲（中国东北），这样既可以在那里实行“日本化”，又可以解决国内矛盾。
　　对外侵略，尤其是侵华，使日本获利巨大，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也随之有所提高，更让日本国内叫嚣扩张的主张很有市场。每当日军出征时，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举着太阳旗高呼“万岁”、夹道欢送。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日本众多民众也认为对外“开拓”能解决自己的经济困难，开创美好未来。在他们看来，每次出征都能为其国家和个人带来丰厚利益，日本当局正是靠这一点把大多数民众绑到侵略的战车上。
　　出于“物质变精神”这一原理，日本人在一定时期大多拥护政府的扩张政策，并非是因其国民天性好战，而是战争提升了国力并改善了民众生活，掠夺成果也能使蛊惑宣传激发许多官兵和平民的军国主义狂热。处于非法地位的日本共产党和反战团体的反对军国主义的主张，反而不能被多数人接受，许多人还纷纷向特高课、警视厅举报他们。只是后来自己尝到侵略战争的苦果时，广大民众才认识到穷兵黩武政策的危害。

陷入中国泥潭

　　回顾日本从发动侵华战争到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可以说从发动甲午战争到卢沟桥战事爆发前，战争使日本越打越富，这就促成其极度的扩张性和冒险性，结果自然是物极必反。1937年夏天，日本当局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出动50多万军队到华北、上海两个方向，军界头目杉山元等人向天皇保证“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认为届时能打垮或彻底压服中国政府，占领华北和华中富庶地区，并向南京政府提出媾和，其条件还包括“赔偿日本兵费”。
　　此时，日本遇到的主要对手不是腐败的中国当局，而是觉醒的中国人民。尽管日军开战后一年间占领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中国多个城市，蹂躏了占中国人口一半即2亿多人的地区，却陷入中国人民的持久抗战之中无法自拔。
　　1937年夏天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日本只保持着35万常备军，民间虽有预备役军人400多万，却不需要用军费供养。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了第一期动员，5个月内将军队扩充到150万人。1938年内，日本陆军的大多数部队都投入到中国关内战场，兵力达到85万人，加上对苏、对美关系也随之紧张，日本又不得不扩充关东军和海军，军费投入在一两年内增长几倍，发展经济的投入只得大大縮减。
　　从经济统计数字看，1937年日本的国民总收入为200亿日元，政府财政收入为47亿日元，同年，因开始全面侵华战争而花费了33亿日元的军费，这等于是对中国开战的头半年就把政府全年财政收入花了三分之二。不过这时日本民间毕竟还有一些积蓄，于是政府靠动员民众参加战争储蓄和发行公债，勉强支撑了经济正常运转。只是那时日本老百姓生活并不富裕，拿出的积蓄有限。随着战争长期化，政府财政连年入不敷出，国民总收入中军费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例如，1939年日本的军费占国民总收入19%，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即1941年就高达28%。这一年，政府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是用于军事。
　　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日本当局提出在华“以战养战”策略，也就是就地掠夺解决军资，然而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一直在打僵持战，日军后面又燃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火焰，其交通线到处受到破坏，掠夺计划大多不能实现。于是从1939年开始，日本经济开始下滑，掠夺已弥补不了消耗。侵华战争又使日本出口大受影响，1938年的贸易额下降了四分之一，这对依赖外来资源的日本经济自然形成不小的打击。按后来日本经济界的计算，1938年日本实际产值达到太平洋战争前的顶峰，随后逐年下降，表面上的产值增长主要系军工业增长所致，民用工业已处于停滞下降状态。

走上崩溃之路

　　全面侵华战争只打了大半年，1938年4月28日，日本政府便以发布《国民精神总动员基本方针》为开端，开始实施消费品配给。从1939年至1941年，日本进一步压缩民用，集中财力发展军工，当时强调的“非常时期国民生活方式”对国民特别提出几点要求：禁止相互送礼;禁止举行私务宴会;禁止穿奢华服装，提倡节俭的“国民服”;禁止乱浪费，提倡将余钱用于储蓄。
　　据日本一些官员回忆，1941年秋天就任首相的东条英机为了监督民间是否贯彻政府要求的“国民生活方式”，晚间还特意到街边的垃圾箱检查，如果发现有倒掉的鱼、肉和剩饭，便会暴跳如雷，要求予以惩处。首相检查垃圾箱一事曾在日本传为笑话。
　　1941年12月，日本对美国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还只有中国这一个战场，但已导致其经济生活的严重恶化。此时，政府每日配给居民的主食大米、大麦只有330克，普通人靠薯类等杂粮补充才避免挨饿，一些人已陷入营养不良状态。中国实行持久战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此刻已充分显现出来。
　　按照通常的社会规律，强盗抢劫失手后往往要实施更大的抢劫，当年的日本侵略者便是如此。按日本的用语，1937年至1941年这4年并没有对华宣战，属于“支那事变”时期，经济就已经陷入困境，平民生活水平大降，于是当局希望夺取南洋广大富庶区，从而走上发动太平洋战争之路，而太平洋战争使日本经济走上崩溃之路。
　　（摘自《档案揭秘：抗战第一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