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昆仑山在何处，是因为人们对玉门关以外的世界太不熟悉了。正因为这种“不熟悉”，才一次次将昆仑山加以渲染，直至其变成一个脱离现实的巨大想象空间，昆仑神话体系才得以完成。
　　两千多年后，有当代学者在对古老语言碎片的拼凑对比中得出一个不起眼的结论：我们一直以为“祁连山”的名字来自匈奴语，意为“天山”，其实不是，“祁连”很可能来自一种更古老的语言，后来被匈奴人化用到匈奴语中，继而被译为汉语。在那个古老的语言中，“祁连”与“昆仑”是同一个词，意思是“山”。
　　至此，无穷无尽的昆仑猜想，似乎如漫漫长夜中出现了一丝光亮的缝隙。如果这个结论能够被证实，那么，2000多年来关于“昆仑山”的无数疑惑与猜测，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反转——昆仑不是一座具体的山，在西方某种古老的语言中，所有的山都被称为“昆仑”。
　　这个带来光亮的西方语言，就是印欧语系中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吐火罗语。
　　吐火罗语是一种早已消失的语言，直到20世纪初，学者们才在新疆塔里木盆地的考古中发现了用吐火罗语书写的文献，并为之做了整理与归类——使用吐火罗语的族群在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都有分布，包括塔里木盆地中的库车、焉耆、龟兹、楼兰、吐鲁番等地。在张骞西行之后，这一广大地区进入中原人的认知领域，从此被称为“西域”。
　　在使用吐火罗语的族群中，最为中原人熟知的一支，是大月氏人。而寻找大月氏，正是张骞出使西域的真正目的。
　　先秦时代，月氏人在河西走廊的西部、敦煌与祁连山之间游牧，后被崛起的匈奴所驱赶，被迫向西长途迁徙，匈奴人取代月氏占据了祁连山一带。离开的月氏人，大部分沿天山南麓西行，几经辗转，两次西迁，最终定居于帕米尔高原的西部、中亚的河间地区。西迁的月氏人，后被称为大月氏；留下的小部分月氏人，被称为小月氏。
　　与此同时，汉王朝被崛起的匈奴所威胁，试图找寻被匈奴击走的大月氏，联合抗击匈奴，于是有了张骞的西行。张骞西行的外交目的并没有达成，他找到大月氏时，这个昔日的游牧民族已经定居在帕米尔的西边、阿姆河边的水草丰沛之地，不愿再卷入战争。但张骞追寻大月氏西行的这条路，在两千多年后的19世纪70年代，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这个名字同时照亮了东方与西方的历史与文明，并将旷日持久地沿用下去——他在一本名为《中国》的书中，将这条路称为“丝绸之路”。
　　事实上，真正的“丝绸之路”既不是一条起迄点与经行处十分精确的路，也并非从张骞开始才有人行走。相反，这是一个古老的、范围广袤的巨大通道，有很多分支交叉延展，行走者会根据不同的环境和时代条件来选择。
　　在张骞之前，最早的东西方道路始自北方草原。“草原像‘未经耕种的海洋’一样，它虽然不能为定居的人类提供居住条件，却比开垦了的土地为旅行和运输提供更为巨大的方便。”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这样形容草原为交通提供的便利性。相对于农耕民族的自给自足，游牧部族有相当一部分生活必需品要与定居社会进行交换，比如粮食或纺织品，早期的贸易活动就这样诞生于游牧部族迁徙的道路上。在汉代以前的很长时间，活跃在蒙古草原、南俄草原、中亚与西亚北部的斯基泰人就在游牧过程中开辟了草原之路，这个宽广的欧亚草原大通道，东至大兴安岭，向西一直抵达黑海草原。
　　李希霍芬所命名的丝绸之路，指的就是张骞开辟的“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一条西域交通道路”。20世纪初，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进一步将丝绸之路的范围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它是中国古代经过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这条路起自长安，迄自罗马，连接了亚欧大陆的东西方文明，丝绸是这条路上最具代表性的货物。
　　丝绸之路的中国部分，有北道、中道、南道之分，当这条路向西延伸时，中道与南道却同时指向了一个区域，是整个丝绸之路上最为艰险难行、神秘莫测的一段，这就是被称作“万山之祖”的帕米尔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