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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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普通话写作的兴起与壮大成为新的人民文艺的潮流,对乡土小说创作则以语言纯洁为名,讲究语言的规范与有序,与曾经的群众语言作为最佳书写工具之观念有了显著的差异,其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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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阳5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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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普通话写作的兴起与壮大成为新的人民文艺的潮流,对乡土小说创作则以语言纯洁为名,讲究语言的规范与有序,与曾经的群众语言作为最佳书写工具之观念有了显著的差异,其中对方言母语的压制较为明显.湘籍作家周立波坚持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讲话”精神,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都是选择从农村题材入手,一以贯之地强调向工农兵群众学习,在语言上认同群众语言,追求口语化、方言化,与普通话写作潮流并不一致.面对这一错位的文学语言观念与实践,评论界与工农兵读者发出了肯定与否定杂糅并呈的意见,不相上下.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认识195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在语言上的“一体化”进程富有启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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