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人：普通人为何变成恶魔》

　　[ 美] 詹姆斯·道斯 著
　　梁永安 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20 年11 月
　　历代以来的暴力政权一直明白这个道理：人并不是被拴住的狼，只需放开锁链便会咬人。所以，暴君和战争贩子无不处心积虑，蓄谋已久，面面俱到，下足功夫。他们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做大量的工作，来培养和维持手下的杀手，让他们可以克服阿伦特所说的“动物性的怜悯”—正常人在看见别人痛苦受伤时都会受到它的影响。
　　所以，政治运动需要做什么来打造他们所需要的恶魔呢？

个体内分化

　　每个学者都同意，你必须把他们放在一个团体里。群体认同不只是一层保护壳，可以让人在社会动荡中感到安全，它还是一种放任。尼布尔和许多人都主张，群体行为会把道德公约数砍至最小。
　　群体行动的匿名性是它的主要道德风险之一。在对匿名性和侵略性的开创性研究中，菲利普·津巴多要求一些女性大学生对另一些女性施以她们很清楚会造成痛苦的电击。结果显示，戴上兜帽和穿上宽松大衣的学生所施的电击强度比容貌可辨的学生要大一倍。津巴多从这个实验中总结道，这表示我们在“去个体化”之后会更容易做出不计后果的行为，自我聚焦或自我意识会降低。其他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几乎任何能够让人产生去个体化感觉的物品都会增加反社会行为的出现概率。
　　群体一员的身份不只可以促进去个体化，有时还会促进所谓的“个体内分化”—这时道德自我会在心理层面被细分开来。在“个体内分化”状态中，你的自我不会膨胀、散开，融入群众的一般面向。相反的，它会萎缩、僵化、隔断为一些自足的单位，隔断为一些狭窄、互不沟通甚至相互抵触的功能。“去个体化”会促进冲动性的残忍，反观“个体内分化”则会促进深思熟虑的残忍—更精确地说是它会促进残忍的合理化，让当事人不会觉得其为残忍。
　　执行纳粹大屠杀的艾希曼是“个体内分化”的好例子，但阿瑟·阿普尔鲍姆认为更好的例子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行刑官查尔斯- 亨利·桑松。有些人视桑松为冷血的恶魔，有些人视之为“困于情绪和责任之间的悲剧性人物”，但桑松本人自视为无异于律师或医生的专业人士。
　　如果社会认定有必要设置行刑官，行刑官便会存在，而如果你刚好当上行刑官，便有责任做好分内事。而把分内事做好不正是做一个好人的条件之一？当个负责的行刑官固然要求你做一些典型的与美德毫无关系的事，然而，“你不会把一个外科医生的行为称为用刀子捅人，不会把律師的行为称为抢劫，不会把检察官的行为称为绑架，对不对？”我们做这些事时不是以个人的身份去做，而是以角色扮演者的身份。所以我们不是杀人，不是漠视疼痛，不是撒谎。我们只是处决、治疗和提供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理论。所以，即便律师老是“蓄意误导视听”，他们并不是在欺骗。

制造恶魔

　　然而，不同社会角色的存在并不足以成就反社会行为。法律提供的是最小限度的授权，而人格提供的是最大限度的抵抗。两者都会说：适可而止。想要造就出战争罪犯，造就出恶魔和邪灵，就像访谈过的日本老兵形容自己的那样，你需要相反的组合：最大限度的授权和最小限度的人格。
　　你必须侵蚀掉为你执行杀戮命令的人的自我认同，不论是士兵还是施酷刑的人，通过系统化羞辱他们和撕去他们所有的正常的家庭身份。集体化他们的自我意识：给他们理平头，穿一模一样的制服，逼他们一同吃饭、睡觉和出操。把他们隔离于家人朋友和日常世界。把他们置于系统化的生理压力和睡眠剥夺之下，置于一个支配系统之下，这个系统囊括了严厉和武断的惩罚和偶尔的奖赏。几乎每个我访谈过的老兵都指出同侪压力的强大影响，提到霸凌和羞辱，特别是挨揍或被人扇耳光。他们也强调了上级乐意为他们的行动负一切后果的重要性。
　　另外，要造就恶魔，当权者还必须善用人类服从与合群的冲动—同一种天性本也可用于促进群体利他主义和群体道德—并将之导向暴力。
　　但制造恶魔不仅需要训练，还需要叙事。在那些不知忏悔的战争罪犯身上，你通常都会看到一种不切实际的自怜来帮助他们保持自我感：做这些事让我吃尽苦头。罗伯特·J. 利夫顿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纳粹医生身上看到这种叙事模板—他们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很可怕，却又认为那是为“不朽日耳曼民族”所做的自我牺牲需要的“严酷考验”。不管在德国还是别的地方，这种自我绝对化都是靠着魅力超凡的领袖所提出的历史使命和乌托邦愿景而成为可能。它是进入抽象时间甚至是神话性时间的心理入口，模糊了行为的个体性。

战争使我们迷惘

　　所以，思考暴力和社会角色的最佳方式大抵如下。问题不在于把人化约为一些被容许行使暴力的特定角色，而是这些角色还是不够具体明确。在战争中，一切都充满诡异。地貌是陌生的，看起来很不真实;我们和从小赖以进行道德判断的参照群体分隔开来;没有任何事物是熟悉的;没有现实感检验来提醒我们不要太想当然。战争使我们迷惘。而在这迷惘中，我们开始创造出新的道德现实。
　　心理学家区分出两种性质不同的“从众”，一是“认知性从众”（实验对象会怀疑自己的判断力），一是“规范性从众”（实验对象知道群体意见不对，却不想因为提出反对意见而显得异常）。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这些实验都显示出人有多容易否定自己的基本信念。
　　这可悲的真理是20 世纪极权主义给予世人的一大启示。以阿伦特的研究为基础，一名学者写道：“我们也许不顾一切地想要相信，人有一些东西是无法动摇的，一些关于人本身深处的东西：良知或责任感的声音是不可毁灭的。但自从有过极权主义之后，我们便再也无法执持这一类信念。这是迄今仍缠绕着我们的幽灵。”
　　但也许更吓人的是，极权主义并不是凶残暴行的必要条件。把一群往坏处训练过的年轻人放到一个陌生和可怕的环境，给他们安排不清楚的角色又加以较轻或干脆没有约束，如此，他们在迷惘中所犯下的每个轻微的伤害性行为都必然会让接下来的行为看起来更加正常。给他们时间，他们最终必然会蜕下原有的道德认同。但这不是因为他们是非人。他们会那样做，恰恰因为他们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