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站在一望无际的绿色田间小路，身穿粉红色蕾丝泡泡裙、以白色膝袜配衬，手上拿着同样可爱的粉色提包和阳伞，哦，还有绑在脖子上的缎带，在卷曲的金褐色长发下若隐若现。她像是一个无辜的、仍未长大的小女孩。
　　“不管是多么不合常理的生活方式，只要觉得幸福不就好了，只要觉得开心不就好了，洛可可精神就是这样告诉我的。”
　　这是日本导演中岛哲也的电影《下妻物语》中17岁龙崎桃子（深田恭子饰）的打扮，也就是所谓的萝莉塔风格—源自维多利亚和洛可可时代的女童服装，加上哥德与朋克文化影响而来。
　　如果你去过日本，一定对这样的装扮不陌生，街上很容易找到各种身着萝莉塔风格服装的可爱女孩们。但“萝莉塔”仅仅是一种服装风格吗？

谁是萝莉塔？

　　萝莉塔是一种审美，不仅是对服装的审美，更是对女性的审美。这种审美从“男性凝视”中慢慢内化为“女性对自己的凝视”。当然，你可以说女性自此“物化”了自己，也可以说女性从这种“凝视”中长出了自己的力量，但我们现在要讲的不是一个“女权”问题。
　　在当代中国的互联网语汇里， “萝莉（萝莉塔的简称）”意为“可爱的、萌萌的小女孩”，而这个“可爱的女孩子”来自1982年日本漫画《甜甜仙子》中的MOMO公主，在日本二次元世界中不断发展，并成为一种“舶来品”漂洋过海。
　　虽然“萝莉塔”和日本有着深远的关系，但从二次元世界至今不过才几十年，早在1955年的法国，俄罗斯裔美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就出版了《萝莉塔》（Lolita）一书，并引发20世纪文坛的争议，却仍不失为一部经典。
　　这本书讲述了中年男子亨伯特无可救药地爱上一个12岁女孩朵拉芮丝的故事。亨伯特一直都对9-14岁的女孩著迷，他称她们为“小魔女”，但并不是每个小女孩都是小魔女，她们必须具有某种特质，例如“飘忽、难以捉摸、诡谲多变、粗野又不失优雅”。亨伯特一直在克制自己的欲望，直到遇见朵拉芮丝，他迎娶朵拉芮丝的母亲夏洛特并成为她的继父，却一直暗藏对小女孩不可告人（或无可告解）的“密谋”。夏洛特发现了这个秘密后愤怒地冲出家门，意外遭遇车祸死亡。自此，亨伯特终于“占有”了这个12岁的女孩，并和她展开一场公路、性与爱的旅途。
　　“清晨时，她是萝（Lo），平凡无奇的小萝，四尺十寸高，只穿一只袜子；身穿宽松长裤时，她是萝拉（Lola）；在学校她是朵丽（Dolly）；正式签名时她是朵拉芮丝（Dolores）。然而，在我怀抱里，她永远都是萝莉塔（Lolita）。”
　　“Dolores”作为一个西班牙语名字（女孩的亲生父母非常喜欢墨西哥），可以被爱称为“Lo”“Lola”或“Lolita”。虽然在小说中没有别人称女孩为“Lolita”，这实际上是主人公亨伯特对小女孩的私人爱称。尔后“Lolita”进入流行文化也用于描述“性早熟”的女孩。
　　这部作品被当时美国的五大出版社拒绝出版，因为《萝莉塔》被视为一部“不够色情的色情小说”。用纳博科夫自己的话说：“现实社会中，‘色情’这个词已意味着通俗化、商业化，并且严格遵循某些规则。淫秽必须与平庸交合，所有美学乐趣都必须被简单的性刺激完全取代。性刺激的达成，则需要一些能让接受者产生直接作用的传统语汇。”

这部作品被当时美国的五大出版社拒绝出版，因为《萝莉塔》被视为一部“不够色情的色情小说”。

　　不过，纳博科夫并不是唯一一个在文学世界里创作这种对小女孩审美的人，在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1925年出版的《痴人之爱》中，28岁的河合让治收养了15岁拥有混血气质的少女奈绪美（Naomi），希望把她“调教”为理想中的女性并娶为妻子。相比《萝莉塔》，《痴人之爱》中谷崎润一郎的文字更为放肆和大胆，文中描绘了很多Papa与Baby的游戏，而比“爱”更满溢的，是河合让治的“痴”。
　　不仅是男性作家，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也在《情人》中描绘了30多岁的华人男性与15岁法国少女，关于爱、欲求、孤独与绝望的故事。而出生于1959年的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则以一部熟女调教少年的《贤者之爱》挑战谷崎润一郎的《痴人之爱》。
　　在文学的世界里，作家们可以在笔下放纵他们的疯狂想法，在艺术的殿堂里为所欲为，在现实与虚构中交融出美与恶之花朵。但请注意，前提是，在文学的世界里。

“小魔女”还是“受害者”？

　　即便在文学的世界里，《萝莉塔》和《痴人之爱》都是备受争议的作品，但这若发生在现实生活，那结果只有一个—犯罪。
　　在中国，与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行为，无论是否自愿，均按强奸罪从重处罚。在其他国家，合法性交年纪都不同，从12岁到21岁都有，这与国情和当地宗教皆有关系。
　　即便有人委屈地认为自己也许就是现实中的亨伯特，只是热烈地爱上他的女儿、他未来的妻子。但这好比文青咖啡店谁都会去，但真正会写诗和写小说的人并没有几个，而可以写出伟大小说和诗歌的人也不等同于不会犯罪。艺术可以美化一切，但那也只发生在艺术的世界。
　　在《萝莉塔》中，朵拉芮丝是个任性、早熟甚至有些狂野的“小魔女”，青春期的女孩有她们特别的魔力，她早就看穿了亨伯特的意图，虽然亨伯特试图给她下安眠药而未遂，她却是主动挑逗并向亨伯特投怀送抱。但朵拉芮丝也是个自幼丧父、接着又失去母亲的孤儿，她与母亲的关系并不好，青春期的女孩不是关在笼子里的小鸟，她们有各种渠道了解“外面的世界”“大人的世界”。对朵拉芮丝来说，也许那不过是一场反叛母亲的冒险、一次走向成人世界的尝试、一个游戏、一种她自己都还没想明白的事情。但亨伯特不同，他是个快40岁的中年人，他清楚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他知道如何威胁小女孩让她乖乖听话，他告诉朵拉芮丝如果和别人说他强暴了她，她最终只能去福利院，甚至因行为偏差去矫正学校、感化院、少年拘留所。也许对朵拉芮丝来说，亨伯特是她唯一的、绝望的、沧桑的依靠。 　　在公路旅途中，朵拉芮丝有几次猛烈的哭泣，但整本书都是亨伯特视角的自述，他的心理、他的爱意、他的官能感受，朵拉芮丝是他深深凝视着的对象。他从自己男性的角度建构了朵拉芮丝的性格，却没有揣测女孩的内心，而书中的亨伯特也承认这一点—除了可爱的外表外，他并未观照过朵拉芮丝的内心世界。
　　朵拉芮丝离开了，带走她的剧作家Q也是个“恋童癖”，当亨伯特找上Q去“复仇”，Q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是她要求我带她到比较快乐的家庭。”也许这是朵拉芮丝的又一次谎言，也许是她的真心话。亨伯特最后一次见到朵拉芮丝时，她嫁给了一个单纯年轻的退役男子，怀着孕，亨伯特形容她“17岁就无可救药地沧桑”。
　　谷崎润一郎的《痴人之爱》也是全然的男性凝视的视角，而在中国，一部轰动海峡两岸的文学作品里，恰好有一个全然女性角度的叙事。虽然相隔百年，或许在无论文学还是现实中有一些“有趣”又沉重的对话，这本书是台湾已故女作家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在这本书出版后林奕含自杀离世，引发诸多猜测。
　　林奕含死后，很多人都认为书中的故事就是她本人的亲身经历，我想林奕含也许更愿意人们去谈论这本书的文学性—关于她在访谈中所说的“审美的快感”。很可惜这里无法详尽地讨论这本书的文学性，而小说不是纪实文学，它是虚构的天堂，所以在此我还是只会用书中人物房思琪来举例。
　　在《房思琪的初恋花园》里，已婚的补习班老师李国华常年诱奸、强暴、性虐待13岁的女学生房思琪。她曾仰慕他，也曾以为这样就是爱情，但事实是她独自生活在暗仄的深渊，从彩虹般的童年乐园被硬生生打落至成人罪恶的失乐园。她说“不行，我不会”，她仍不断说“对不起”，她在网络上求救却被霸凌，她求助无门……

朵拉芮丝离开了，带走她的剧作家Q也是个“恋童癖”，当亨伯特找上Q去“复仇”，Q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是她要求我带她到比较快乐的家庭。”

　　“如果这是爱情，为什么觉得暴力？为什么觉得被折断？为什么老师要一个女学生换过一个女学生？如果这不是爱情，那满口学问的李老师怎么能做了以后，还这么自信、无疑、无愧于心？”

　　林奕含生前在接受采访时曾说：“Primo Levi说过一句话，他说集中营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但我要说，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她说自己真正想在李国华这个角色上叩问的问题是，“艺术它是否可以含有巧言令色的成分？”反过来问则是，“会不会，艺术从来就只是巧言令色而已？”
　　那么，那些现实生活中的萝莉塔们，她们到底是“小魔女”还是“受害者”？我想，这是个显而易见的问题。

文学与现实的边界

　　我们当然无法轻易揣度人性幽谷的“深不可测”，丹麦导演托马斯·温特伯格的电影《狩猎》中的男主角，就因为早熟女孩的报复性谎言而背负性侵女童的罪名。有网友说，“天真无邪才是最大的邪，童言无忌才是最大的忌。”
　　我们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一棍敲在孩子身上，一棍敲在成人身上，那么这个世界没有几个道德纯洁的人。人人都背负原罪匍匐在地。
　　现实世界没有艺术的“审美”，它更残酷、单一、龌龊，强奸幼女的事件层出不穷，单单就是“改编自真实故事”的作品（例如韩国电影《熔炉》《素媛》）就让人不忍卒睹，又何况是赤裸裸的真实新闻报道。
　　社会丛林总有弱肉强食，在强暴幼女这件事上，人们很容易愤怒，而幼女也确实承接不起来自天平另一端的力量。那么，如果性暴力发生在成年女性身上呢？
　　“是你主动勾引的吧？”“为什么不反抗？”“这是仙人跳吧？”人们很容易谴责受害者，就像房思琪在网络上寻求帮助时被嘲弄，日本女记者伊藤诗织在控诉山口敬之后遭到人身攻击和威胁，韩国“MeToo”运动如火如荼之际，韩国女艺人却一个接着一个疑似遭性暴力而自殺离世，而近期韩国的“N号房”事件和之前的儿童色情暗网也让世界哗然。
　　如果人人都用旁观者的态度对现实进行武断的推断，那么受害者只会被二度、三度甚至数度伤害。然而，谴责受害者也是最容易的，因为弱势的一方往往无力反击，她们面对的可能是力量、资本、权位都比自己更高的人，更有可能是来自熟人性侵的难以言说。人们总以为性暴力发生在月黑风高的夜晚，受害者被拉进小树林被暴力对待，但那只是电视剧的桥段。

谴责受害者也是最容易的，因为弱势的一方往往无力反击，她们面对的可能是力量、资本、权位都比自己更高的人，更有可能是来自熟人性侵的难以言说。

　　我们不能总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但也不能对暴力视而不见，沉默也是犯罪，集体沉默是一场集体犯罪。那么如何为受害者发声？我们有法律，我们有互联网，有了从2017年一路从欧美燃烧至亚洲的“MeToo”运动，韩国更是衍生出“SchoolMeToo”，有超过70所学校的学生响应、上街游行，指控老师对学生的性暴力。
　　我们还有媒体。媒体担负着维护基本社会伦理和公共利益的责任，媒体的使命是揭露真实，而非文学创作。
　　回到文学与现实的边界问题，“萝莉塔”是文学世界中的一种审美，“萝莉”是从二次元世界延伸至线下的一种次文化，但这绝对不能美化现实世界中的犯罪，也无法挑战法律和社会道德，更不能吞噬人们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别无耻地像亨伯特一样说“是她主动引诱了我”，你大可以拒绝。
　　更何况，亨伯特也早在文本中对自己作了审判：“如果交由我自己裁决，我会以强暴罪行判处亨伯特至少35年徒刑，并驳回其余控诉。”
　　让萝莉塔站回到一望无际的旷野间、云雾缭绕的山川中、清澈如镜的湖泊里，让她自由生长，保持童年与青春本来的活力、任性、粗野、好奇与纯真。给她一点正确的教育，让她在成年后可以自信地去探索那神秘世界里的浪漫、激情、奇幻、性与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