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的主椁室西室中出土了一件造型颇为奇特的龙形玉饰M1：1483-1（图1），玉饰高8.9、宽5.6厘米，玉龙龙首前伸，圆眼闭口，下颌上翘，上颌外卷，表面通体浅浮雕蟠虺纹、卷云纹，出土时套在一青铜杵上。龙首造型及浮雕纹饰带有典型的春秋时期玉器风格，晚期墓葬中出现早期器物的现象并不为奇，这件器物有意思之处在于其独特的造型。玉龙尾部围拢成半圆，身躯与左右两侧弯转的足部呈直角，背部高起一方形短凸棱，凸棱上有一横穿孔，从上向下俯视，外轮廓为正方形，内壁呈圆形曲面，总体呈现内圆外方之态。这件玉龙最初是一件早期的玉琮，流传至春秋时期被改制为一龙形玉饰，再传至西汉时期被安置于一铜杵之上作为铜杵的装饰，后随着钵杵一起作为陪葬品送入海昏侯墓中。
　　旧玉改制在古代玉器流传过程中是较为常见的现象，由于生产力的限制或是交通的隔绝，导致古人对于玉料获取不易。因此出于对玉料的珍惜及对古玉的珍视，古代玉工往往会对早期遗留的玉器（一般是残损玉器）进行改制加工使之成为当时人们使用的新玉器。这當中古人对前朝遗留的玉琮所进行的二次加工，其方式之多、用途之广，很是符合“物尽其用”一词。本文就古人对于玉琮的改制使用试举例略作分类，古人对前朝遗留旧玉琮的改制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加刻纹饰，增加审美装饰功能。这一类的改制并不改变玉琮的具体形状，玉琮表面所加刻的纹饰为其增添了时代感。比如2017年陕西渭南澄城刘家洼春秋芮国遗址出土的一件玉琮M49：3（图2），玉琮通高5.9、直径3.4厘米，这件玉琮与常见的内圆外方玉琮不同，仅两侧见两个折角，折角雕饰有立人，其他部分雕刻抽象兽面和几何纹。“此类形制的琮以往仅见于齐家文化，但纹饰为两周之际所见，当是由齐家玉器改形而成”。2012年山东沂水纪王崮春秋墓出土的玉琮M1：190（图3），玉琮高5.2、宽8.1厘米，为矮方柱形，玉琮表面四周均饰有双勾阴线蟠虺龙纹，这种明显春秋风格的双勾阴线蟠虺龙纹在墓葬出土的其他玉器上都有镌刻，可能是当时玉工统一加工。1978年湖北擂鼓墩战国曾侯乙墓中出土有一件兽面纹玉琮（图4），玉琮通高5.4、直径6.6、孔径5.5厘米，这件玉琮同样被认为是由一件早期的玉琮上加刻了东周时期所流行的兽面纹。
　　二、依形改器，改变其原有造型，使其成为新的玉器式样。这类现象在玉琮流传过程中最为普遍，在玉石原料匮乏的古人看来，前人所遗留的体型硕大的玉琮可谓是用来制作新玉的极好玉料，1986年苏州吴县严山春秋吴国玉器窖藏中即出土有当时作为玉料储存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半边玉琮。这类改制成品除开头提到海昏侯墓中出土的玉龙饰外，还见有1978年湖北曾侯乙墓中出土的玉方镯（图5），方镯长7.2、高1.5、孔径6.2厘米，方镯四角浮雕有蟠虺纹，镯面各浮雕有两行卷云纹，这件玉镯是当时的玉工将一件玉琮裁切加工制成。另外曾侯乙墓中还出土有一件V形镂雕加工的玉半琮（图6），半琮高4.8、边长6.9厘米，虽只是玉琮残剩的一角，但依旧被春秋时期的玉工精心琢磨加工为一艺术品。
　　古人不仅将玉琮改制为装饰玉器，也将其改制成为实用器。台北故宫博物院中收藏有一件清宫旧藏的汉代螭凤纹玉卮（图7），玉卮高7.7、口径6.8厘米。玉卮呈圆筒状，全器以高浮雕技法镂刻两只双身朱雀，其间穿插五只透雕螭虎。朱雀后方另有两只螭，形态不一。玉卮从上向下俯视呈现出内圆外方的形态，因此这件汉代玉卮也被学者认为是由新石器时代的素琮改制的，所凸现的朱雀螭龙正是由玉琮的四个方形折角雕琢而成。汉代人将玉琮一端镶嵌圆玉片作封底，制成饮酒的实用器具可谓是古人的匠心妙用。此外，这种情况还见于玉琮被作为葬玉时，如河北满城汉墓西汉中山靖王刘胜金缕玉衣上的生殖器罩，便是将一件旧玉琮的一端封闭改制而成。
　　三、增加配件，改变玉琮礼器的色彩，突出其陈设功能。这种方式最不改变玉琮本身的形状，典型的例子是1965年江苏涟水三里墩汉墓中出土的银坐玉琮（图8），器物通高9、琮宽6.9、孔径5.5厘米，这件早期的玉琮造型基本保留了原始形制，但流传至战国时期被人加配了鎏金银盖及鹰形底座，并且从其腔壁中发现有烟炱痕迹看，这件玉琮在战汉时期已经成为一件具有古董装饰功能的陈设香熏。这一点也说明至少到战国时期，玉琮已经不再承担玉礼器的功用了。到清代乾隆时期，由于乾隆皇帝一直不明白所收藏的玉琮究竟为何物，而将当时清宫中所藏早期玉琮加配了铜胆，使之作为香熏花插之类的文房器（图9），也算是乾隆皇帝对于古玉收藏古为今用的创新了。
　　玉琮是《周礼》中所记载的用以祭祀天地四方的“六器”之一，古人将“六器”之一的玉琮不断改制加以创作，使之焕发出新的艺术生命，这既是古人智慧的凝结，也是中国玉文化源远流长的最好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