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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哈姆莱特》通过王子复仇的故事展开了对理想与现实、生存与毁灭、真与假等问题的探索。王子哈姆莱特为探求真相以无畏的姿态偷偷采取行动，他从一个相信真善美，相信自由和平等的极富乐观精神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到对真实与虚无的矛盾的质询者，再到痛苦的守望者，他被自己所属的群体放逐，走向毁灭，最终成为痛苦的守望者，他用自己行动言说着理性的力量。
【关键词】哈姆莱特；复仇；理性；隐逸与进取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3-0085-1.5
莎士比亚的经典悲剧之一《哈姆莱特》自问世以来享誉世界，它讲述了王子哈姆莱特为寻求真相的复仇故事。哈姆莱特是全剧的核心人物，也是该剧作中最具血肉丰满的矛盾统一体。作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形象，他歌颂人与人之间平等、自由、互爱的关系，同时他充满智慧而又相信理性的力量。所以他满怀信心，有蓬勃的朝气和乐观精神，又有巨大的创造力。全剧开始，老国王鬼魂的出现让王子明白了新国王就是那个杀其父娶其母夺其位的罪魁祸首。既然有人制造假象，便有人寻求真相。强烈的不真实感让他踏上了追寻真相的征程，只为了不被假象蒙蔽，尽管其过程充斥着难与不能。寻求真相是需要行动的，哈姆莱特偷偷的窥探，“瞒和骗”成为他的手段。本文试从三方面分析：
一、秘密的约定
哈姆莱特得知老国王的鬼魂出现时，他表现得非常沉着冷静，他立刻意识到父王的死恐怕有恶人的奸计，他让看到鬼魂的两位将军和自己的一位好友替他保持沉默，偷窥从此开始。秘密本身意味着偷窥行动的源发，企图窥探别人的秘密固然可恨，而要防止秘密被别人偷窥就不得不时刻注意他人的行踪，不经意之间秘密的持有者变成了偷窥者，王子哈姆莱特以后的行动（无论是装疯还是安排戏中戏等）是自己陷入“被窥—偷窥”怪圈的有力证明。
二、装疯
哈姆莱特对新国王克劳狄斯等人口是心非道貌岸然的卑劣行径深恶痛绝，但为父复仇，他采取了以假乱真的战术，他舍弃尊严，通过装疯卖傻来逃避敌人的怀疑。他把自己伪装成了一个“盲点”，盲点原指的是一种奇特的光学现象，人们清楚的知道盲点下有东西存在，但却因为它过于耀眼而不能看见它覆盖下的任何存在。身处于耀眼的黑暗下的人就如同“盲点”一样可以借助这一优势窥视外在世界发生的一切。通过装疯，哈姆莱特掩人耳目迷惑敌人，借以保护自身进行巧妙斗争。人本哲学家马斯洛曾说“生活中作为生命个体的人，常常是经过一个伪装的虚假形象生活着出现在人面前。就像一个演员扮演了一個与他的自然人格不一致的角色一样。”哈姆莱特用这样的手段伪装自己，他在虚伪者面前创造一个“虚假的自我”来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以有利于行动。他的复仇一定意义上取得了成功，比如说他于盛怒之下挥剑刺死了躲在挂毯后的窃听者；还曾有意识甚至是富于技巧的杀死过两位意图谋害他的朝臣，这些都是新国王卑劣行径的帮凶。不得不承认，哈姆莱特这种以假还假、以毒攻毒的举动是一种“疯子”的理性和勇敢。当时处境的艰难让王子只能作此，其一他的敌人过于强大。新国王克劳狄斯弑兄、篡位、娶嫂的行径卑劣，同时他是一个权力的拥有者，玩弄权术于股掌之间，友情、爱情、亲情等这些人类最崇高的感情也无力以它们的真善美来抵御权力背后假恶丑的吞噬，反而为后者亵渎，在权力面前，它们显得如此苍白，纷纷沦为作假的伪装，王子的敌人衍生为一个群体。
有评论者认为哈姆莱特的装疯卖傻更是一种“清醒的疯狂”，这是一种处世哲学。都说清醒的人是不痛快的，哈姆莱特用疯狂来掩盖清醒以调和他生命中的痛与喜，以达到一种非理性的状态，破坏日常规范。这不禁使我们联想到中国古代士人有关“隐逸”的论述，东晋士人邓粲说过，“夫隐之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于物。”这种思想可上溯于老庄哲学中那种混迹人间而心离世俗的思想，调和出世与入世的对立。而一般认为，在西方传统的思想中，“隐逸与进取”是对立的，他们不能将二者混乱在一起并使其相互转换。其实不尽然，从哈姆莱特“清醒的疯狂”这样的非理性状态，我们看到了西方人品格中将进取与隐逸糅合的范例。首先，作为一个对人生充满美好信念的人文主义者形象，他带着理想与信念积极进取，在这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勇敢的担负起了重整乾坤的重任。他从个人的不幸，联想到整个社会，他超越了狭隘的家族复仇，具有了变革社会的使命意识，企图挽狂澜于既倒！面对亲情的背叛、爱情的不忠、小人的鄙视……孤立无援的王子犹疑过，但是他的犹豫正反映了一个勇者和智者的审慎，他同时思索常人所不屑于思索的有关真与假、生与死的命题。三思而后行，他用智慧选择了担起重担，决定之后就不再犹豫，为此付出行动，直至自己的生命结束。其次，哈姆莱特选择“装疯”这一手段，用“清醒的疯狂”调和他的生命中集悲痛与欣喜于一己的矛盾，他戴着面具生活于世界，保持着精神上的高贵和心灵上的纯洁，踽踽独行。这与中国古代隐逸思想的“隐初在我，不在于物”暗合。他以退为进，用心去审视生者的世界，尽管他正遭受着世人的鞭挞和讥嘲，傲慢者的冷眼，压迫者的凌辱。
三、安排戏中戏
王子哈姆莱特被看成文艺复兴时期一个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典型，他一向积极进取而又极富乐观精神，相信真相被假象的蒙蔽只是暂时的，坚信真相终会被发现。最后他通过上演自己精心策划改编的《贡扎古之死》，在好友的帮助下，用虚构与真实成功的使“有罪的人发狂，使无罪的人惊骇，使愚昧无知的人张皇失措”，最终证实了父亲亡故的真相。当代学者田民曾论述：“在这出戏中戏里，哈姆莱特一个人身兼四种职能：剧作家、导演、演员和观众。……作为演员，他是克劳狄斯注意的中心；作为观众，他更加关注克劳狄斯对戏中戏的反应。”哈姆莱特巧妙的手段（一身兼四职）更衬托出千方百计企图窥探出使王子疯狂原因的新国王的滑稽与可笑，真正的“疯子”不是对事物现象进行追根究源的思考的哈姆莱特，而是新国王克劳狄斯本人。
无论是他“装疯”还是安排“戏中戏”，他将生者的存在状态了然于心，所以他一次又一次的掮起，企图建立一个充满真善美和公平正义的新秩序。但是，他不能，当他身处这个“荒芜不治、长满莠草的花园”，人性的堕落只能迫使他逃离。哈姆莱特的复仇经历了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他选择的最终指向，就是以自己的毁灭换取生命价值的最大化。我们可以假想，王子哈姆莱特在死亡的那一刻，他的灵魂摆脱肉体，回顾过往，先是感到世俗的羁绊，继而灵魂得以持续的净化和简化，重返自己所来自的精神家园。就像译者朱生豪先生在他的序言里所说的那样“他终于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对邪恶勇敢地发出了最后一击，最后他被恶毁灭了，但是他用自己的行动昭告世人，人文主义的精神和理想散发出灿烂的光辉……”所以说，从行动到精神，由外而内，他以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事情，哈姆莱特很好地糅合了进取与隐逸的精神。
哈姆莱特只是试图用行动证明理性的力量。他从一个相信真善美，相信自由和平等的极富乐观精神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到对真实与虚无的矛盾的质询者，再到痛苦的守望者，他被自己所属的群体放逐，最后走向了毁灭。但他以无畏者的姿态，笑面死亡，告别了丹麦这个大染缸。学者田民说“他凝视着死亡的骷髅结束了这出戏剧”。
【参考文献】
［1］〔美〕马斯洛著，成明译．斯洛人本哲学［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
［2］赵澧．莎士比亚传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3］马晓乐．〈庄子〉与东晋文学［J］．齐鲁学刊，2007（5）：71-74．
［4］〔英〕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哈姆莱特［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
［5］田民．莎士比亚与现代戏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柴锦锦：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
【关键词】哈姆莱特；复仇；理性；隐逸与进取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3-0085-1.5
莎士比亚的经典悲剧之一《哈姆莱特》自问世以来享誉世界，它讲述了王子哈姆莱特为寻求真相的复仇故事。哈姆莱特是全剧的核心人物，也是该剧作中最具血肉丰满的矛盾统一体。作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形象，他歌颂人与人之间平等、自由、互爱的关系，同时他充满智慧而又相信理性的力量。所以他满怀信心，有蓬勃的朝气和乐观精神，又有巨大的创造力。全剧开始，老国王鬼魂的出现让王子明白了新国王就是那个杀其父娶其母夺其位的罪魁祸首。既然有人制造假象，便有人寻求真相。强烈的不真实感让他踏上了追寻真相的征程，只为了不被假象蒙蔽，尽管其过程充斥着难与不能。寻求真相是需要行动的，哈姆莱特偷偷的窥探，“瞒和骗”成为他的手段。本文试从三方面分析：
一、秘密的约定
哈姆莱特得知老国王的鬼魂出现时，他表现得非常沉着冷静，他立刻意识到父王的死恐怕有恶人的奸计，他让看到鬼魂的两位将军和自己的一位好友替他保持沉默，偷窥从此开始。秘密本身意味着偷窥行动的源发，企图窥探别人的秘密固然可恨，而要防止秘密被别人偷窥就不得不时刻注意他人的行踪，不经意之间秘密的持有者变成了偷窥者，王子哈姆莱特以后的行动（无论是装疯还是安排戏中戏等）是自己陷入“被窥—偷窥”怪圈的有力证明。
二、装疯
哈姆莱特对新国王克劳狄斯等人口是心非道貌岸然的卑劣行径深恶痛绝，但为父复仇，他采取了以假乱真的战术，他舍弃尊严，通过装疯卖傻来逃避敌人的怀疑。他把自己伪装成了一个“盲点”，盲点原指的是一种奇特的光学现象，人们清楚的知道盲点下有东西存在，但却因为它过于耀眼而不能看见它覆盖下的任何存在。身处于耀眼的黑暗下的人就如同“盲点”一样可以借助这一优势窥视外在世界发生的一切。通过装疯，哈姆莱特掩人耳目迷惑敌人，借以保护自身进行巧妙斗争。人本哲学家马斯洛曾说“生活中作为生命个体的人，常常是经过一个伪装的虚假形象生活着出现在人面前。就像一个演员扮演了一個与他的自然人格不一致的角色一样。”哈姆莱特用这样的手段伪装自己，他在虚伪者面前创造一个“虚假的自我”来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以有利于行动。他的复仇一定意义上取得了成功，比如说他于盛怒之下挥剑刺死了躲在挂毯后的窃听者；还曾有意识甚至是富于技巧的杀死过两位意图谋害他的朝臣，这些都是新国王卑劣行径的帮凶。不得不承认，哈姆莱特这种以假还假、以毒攻毒的举动是一种“疯子”的理性和勇敢。当时处境的艰难让王子只能作此，其一他的敌人过于强大。新国王克劳狄斯弑兄、篡位、娶嫂的行径卑劣，同时他是一个权力的拥有者，玩弄权术于股掌之间，友情、爱情、亲情等这些人类最崇高的感情也无力以它们的真善美来抵御权力背后假恶丑的吞噬，反而为后者亵渎，在权力面前，它们显得如此苍白，纷纷沦为作假的伪装，王子的敌人衍生为一个群体。
有评论者认为哈姆莱特的装疯卖傻更是一种“清醒的疯狂”，这是一种处世哲学。都说清醒的人是不痛快的，哈姆莱特用疯狂来掩盖清醒以调和他生命中的痛与喜，以达到一种非理性的状态，破坏日常规范。这不禁使我们联想到中国古代士人有关“隐逸”的论述，东晋士人邓粲说过，“夫隐之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于物。”这种思想可上溯于老庄哲学中那种混迹人间而心离世俗的思想，调和出世与入世的对立。而一般认为，在西方传统的思想中，“隐逸与进取”是对立的，他们不能将二者混乱在一起并使其相互转换。其实不尽然，从哈姆莱特“清醒的疯狂”这样的非理性状态，我们看到了西方人品格中将进取与隐逸糅合的范例。首先，作为一个对人生充满美好信念的人文主义者形象，他带着理想与信念积极进取，在这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勇敢的担负起了重整乾坤的重任。他从个人的不幸，联想到整个社会，他超越了狭隘的家族复仇，具有了变革社会的使命意识，企图挽狂澜于既倒！面对亲情的背叛、爱情的不忠、小人的鄙视……孤立无援的王子犹疑过，但是他的犹豫正反映了一个勇者和智者的审慎，他同时思索常人所不屑于思索的有关真与假、生与死的命题。三思而后行，他用智慧选择了担起重担，决定之后就不再犹豫，为此付出行动，直至自己的生命结束。其次，哈姆莱特选择“装疯”这一手段，用“清醒的疯狂”调和他的生命中集悲痛与欣喜于一己的矛盾，他戴着面具生活于世界，保持着精神上的高贵和心灵上的纯洁，踽踽独行。这与中国古代隐逸思想的“隐初在我，不在于物”暗合。他以退为进，用心去审视生者的世界，尽管他正遭受着世人的鞭挞和讥嘲，傲慢者的冷眼，压迫者的凌辱。
三、安排戏中戏
王子哈姆莱特被看成文艺复兴时期一个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典型，他一向积极进取而又极富乐观精神，相信真相被假象的蒙蔽只是暂时的，坚信真相终会被发现。最后他通过上演自己精心策划改编的《贡扎古之死》，在好友的帮助下，用虚构与真实成功的使“有罪的人发狂，使无罪的人惊骇，使愚昧无知的人张皇失措”，最终证实了父亲亡故的真相。当代学者田民曾论述：“在这出戏中戏里，哈姆莱特一个人身兼四种职能：剧作家、导演、演员和观众。……作为演员，他是克劳狄斯注意的中心；作为观众，他更加关注克劳狄斯对戏中戏的反应。”哈姆莱特巧妙的手段（一身兼四职）更衬托出千方百计企图窥探出使王子疯狂原因的新国王的滑稽与可笑，真正的“疯子”不是对事物现象进行追根究源的思考的哈姆莱特，而是新国王克劳狄斯本人。
无论是他“装疯”还是安排“戏中戏”，他将生者的存在状态了然于心，所以他一次又一次的掮起，企图建立一个充满真善美和公平正义的新秩序。但是，他不能，当他身处这个“荒芜不治、长满莠草的花园”，人性的堕落只能迫使他逃离。哈姆莱特的复仇经历了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他选择的最终指向，就是以自己的毁灭换取生命价值的最大化。我们可以假想，王子哈姆莱特在死亡的那一刻，他的灵魂摆脱肉体，回顾过往，先是感到世俗的羁绊，继而灵魂得以持续的净化和简化，重返自己所来自的精神家园。就像译者朱生豪先生在他的序言里所说的那样“他终于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对邪恶勇敢地发出了最后一击，最后他被恶毁灭了，但是他用自己的行动昭告世人，人文主义的精神和理想散发出灿烂的光辉……”所以说，从行动到精神，由外而内，他以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事情，哈姆莱特很好地糅合了进取与隐逸的精神。
哈姆莱特只是试图用行动证明理性的力量。他从一个相信真善美，相信自由和平等的极富乐观精神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到对真实与虚无的矛盾的质询者，再到痛苦的守望者，他被自己所属的群体放逐，最后走向了毁灭。但他以无畏者的姿态，笑面死亡，告别了丹麦这个大染缸。学者田民说“他凝视着死亡的骷髅结束了这出戏剧”。
【参考文献】
［1］〔美〕马斯洛著，成明译．斯洛人本哲学［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
［2］赵澧．莎士比亚传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3］马晓乐．〈庄子〉与东晋文学［J］．齐鲁学刊，2007（5）：71-74．
［4］〔英〕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哈姆莱特［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
［5］田民．莎士比亚与现代戏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柴锦锦：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