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以为孝道是中华文明中一切德行的源头,是作为家产官僚制中国的统治阶层——儒士阶层的身份伦理或官僚哲学.由于韦伯祛除了儒家孝道的“孝天”维度而专注于孝亲,并且不能看到孝与仁的一体关联,所以孝道被降格为缺乏形而上学与超越性支撑的习俗伦理,这使得孝道伦理成了基于传统主义的对世界的被动适应,缺乏支配与转化世界的动能.以基督教一神教为背景,韦伯认为,儒家天命不废百神因而不能脱离巫术,不能达成自身的合理化;儒家亲亲—仁民—爱物的“爱的秩序”无法超出世内之人的常情,转而将现实世界视为所有可能世界中最美好的一个,以至于丧失改造动能;而基督教则能从超越性的普遍之爱出发,将现世与超世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最大化,从而内含改造现实世界的动能.韦伯对儒家孝道伦理的论述是从现代性的西方文明起源的问题意识出发,而在西方文明的他者中寻求旁证,因而儒家孝道不能得到如其所是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