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有时候喜欢用前人的诗句作为题目，再加上“赋得”两个字，叫“赋得体”。最为知名的赋得体诗恐怕是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而他写这首诗，是用来干谒的。
　　 为什么唐朝人如此注重人脉，如此注重结交权贵？都是为了以后晋身方便。一旦攀附上了权贵，就可以用自己的诗文干谒——给权贵们送上诗文，他们若觉得你有文采，就会推荐你去做官，也体现了唐人对于诗文才学的重视。
　　 干谒成功的例子有很多，白居易是个典型。他到长安那年刚刚十六岁，先准备好自己的诗文集，托人引荐到老诗人顾况那里。顾况已经六十多了，自然没把中学生一样的白居易放在眼里，甚至调侃道：“长安米贵，居之不易啊。”在唐代，用对方的名字开玩笑，甚至提到对方先人的名字，都是很不尊重人的事。很快顾况就觉得自己失言了——他看到了《赋得古原草送别》这首诗。一看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顾况就忍不住叫好，于是他连忙改口说，能写这样的好诗，在哪里都能“居易”了。这首诗也就成了白居易的成名作。唐人惟“诗”是从，可见一斑。不过，白居易的名字是从《中庸》里“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而来，不是居住容易的意思。
　　 而白居易也是在干谒的基础上奋斗了十几年，在二十九岁那年才中了进士，还是同科中最年轻的。为此他感慨道：“袖里新诗十首余，吟看句句是琼琚。如何持此将干谒，不及公卿一字书。”（《见尹公亮新诗，偶赠绝句》）
　　 当初杜牧走的也是这条道路，他用的文章是《阿房宫赋》。杜牧家里世代为高官，托人方便一点，找的人是太学博士吴武陵。吴武陵一看文章好，就直接找了管招生考试的礼部侍郎崔郾，崔郾也说是好文章，但吴武陵张口就要把杜牧选为状元，这让他为难。前来托人的已经很多了，他顶多能把杜牧排到第五名进士。吴武陵不干，觉得丢人，要拿着《阿房宫赋》走人，最后对方好说歹说他才同意。等到发榜一看，杜牧果然是第五名进士。为什么要排在第五名呢？因为前五名的试卷是要交给皇帝看的，他们会多一分升官的机会。
　　 这一招非常实用，比今天的微博还管用。诗人项斯拿着自己的作品找杨敬之寻求推荐，杨敬之就写了一首诗称赞他：“几度见诗诗尽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没多久，这首诗传遍了长安城，人人都知道项斯的大名，项斯第二年就榜上有名了。到后来，用来干谒的行卷太多了，根本看不完，公卿之家的子弟都用它们来点火。那时甚至有人抄袭了别人的作品，在干谒时被发现揭穿。蕲州郎中李播见有个人送来行卷，接过来一看，是自己二十年前的作品，来人只能说，这是在书店里买的。
　　 这一切在唐代，都不被认为是“考场舞弊”，因为唐代选进士非常看重出身和推荐。白居易的祖父白锽、父亲白季庚都出身明经科，白锽是河南巩县县令。根据罗振玉和陈寅恪的考证，白居易的父母是亲舅舅与外甥女的关系，结婚时分别是四十一岁和十五岁，白母后来因为社会礼法的压力，患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而坠井自杀身亡。这一点在古代很忌讳，白居易一向为此苦恼，从来不提。
　　 杜牧的祖父杜佑是宰相，父亲杜从郁是左补阙，是个谏官。朝臣们还说这样不好，儿子没法在朝堂上给父亲进谏，于是改为秘书丞、员外郎。他们都是官宦人家出身。
　　 王维走的也是干谒的道路，他找到了岐王想办法，岐王把王维精心打扮一番，直接带入了九公主的府邸，看机會让王维弹奏了一首琵琶曲《郁轮袍》，然后又给公主看了他的诗作，于是公主就被他的美貌和才学所迷倒了，王维就这样中了状元。据说，他这个状元抢的是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的。不过，王维的父亲王处廉做过汾州司马，虽然早逝，但出身于太原王家，母亲崔氏出身于博陵崔家，有两大望族的支持，无怪乎能走公主的门路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唐代科举的中举者中，有一半都出身官宦世家，这也是魏晋遗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