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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上海市推出了扶持青年编剧的新举措，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经市委宣传部的同意，面对全国45周岁及以下的青年，出台了《青年编剧项目资助扶持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着力表达上海市振兴舞台剧和影视剧、长期培养青年创作人才的意愿。
上海的此次发力，激励了青年编剧人才的创作，可以促进他们在一个良好的文艺生态环境中成长。这不仅与中国电影集团从2008年开始推出的“青年导演电影制作计划”，以及在这之后有些民营公司、名人明星用民间力量扶持青年导演的各种计划相呼应，更体现了上海与当下影视剧、舞台剧发展、体制转型、市场化建设进程的高度配合的意图。当下国产影视剧、舞台剧创作问题突出，上海市文艺人才培养机制的战略性任务不容回避，创作型青年编剧的培养迫在眉睫，此举措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影视剧、舞台剧新生产力培养的必要及其困境
世界电影史、话剧史的演进，证明了其生产力的生成、生长和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是艺术自身的形态发展和外部社会、政治、经济等变革交织作用下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的冲击，中国影视剧、舞台剧的创作视野、观赏心理随着社会改革、经济快速增长……这些时代特征的变化而变化，在这样的环境下，探索影视剧、舞台剧的新生产力是无法回避和阻挡的趋势。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消费主义在上海渐渐建立起一套强大完整的逻辑体系，而作为中国电影的发源地、中国话剧的先锋试验田，上海当下的文化建设亟待提高，需要一套培养人才有效的机制，但是文化发展的新生产力在社会中获得话语权并不容易，办法推出之前，上海青年编剧的生存现状囊括了编剧这个行业所遇瓶颈。
第一，编剧们个人化创作和商业命题之间的冲突。除上海京剧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SMG）影视剧创作中心、上海克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国有或民营企业的专职编剧有稳定的收入之外，其他专职或业余编剧基本靠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方式“海漂”着，或者从“海漂”去做“北漂”。商业化剧本的写作保障的是编剧的基本生存，但命题作文式的写作又同时影响了青年编剧的个人创作。就像业余编剧张钰诚所说，宁财神七年磨一剑的《龙门镖局》，对青年编剧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没有基本的物质保障，谁有勇气“七年磨一剑”？
第二，编剧相互之间，编剧与行业里其他环节人员缺乏必要交流。在创作艺术人才培养方面，中国内地各大艺术院校、综合性院校向影视剧、话剧输送了创作人才，尤其是在培养理论型人才方面，成果非常显著。笔者所求学的上海戏剧学院，在本科的教育阶段就分设了相关话剧艺术的专业，导表演、戏文（话剧编剧）、舞台灯光、舞台设计、人物造型、剧场管理等各专业紧密相扣，在内部建构了一套完整的话剧生产体系，青年艺术人才之间通过大量的课堂实践、在锻炼实际操作能力之外，与行业内部各个专业的同学熟悉交流，学院为（尤其导演专业）同学开设的课程涵盖了话剧的每个环节。 但是在业余或者非科班出身的编剧中，如何熟悉掌握编剧以外的门道，如何“卖”掉自己的剧本，可以实现剧本的二度创作到舞台呈现，对青年人来说，真的是一件棘手的事情。除了专门培养话剧人才的戏剧学院，在北京电影学院这样电影创作型人才辈出的院校，文学系也没有一门课程是要教会编剧们如何在产业竞争中“不吃亏、不上当”。
影视剧、舞台剧新生产力培养的上海模式探索
2012年的《失恋33天》、《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2013年《北京遇上西雅图》、《致我们终将失去的青春》，2013年的引起争议 的话剧《蒋公的面子》、《驴得水》传递给我们的清楚明确的信息是：中国电影、话剧新生产力的发展已如破竹之势，社会呼唤关注现实、触及人性非 “人情”之作，面对观赏心态早已不同的青年消费人群，他们必然是新生产力成熟发展的推动力。
上海此次培养新生产力措施，着重在几个方面形成有利特色：
1.与参加评审通过、获得扶持的青年编剧签订协议，保证扶持中的后续配套工作，具有法律效应。
2.对申报青年编剧给予宽容、充分信任的态度。材料送报具有选题和剧本两种方式，且资金拨付方面，尤其优秀的作品组织二次评审讨论，追加扶持资金；作品通过评审决议之后，一次性将资金拨付扶持对象，新举措的这些条款增强青年编剧创作的积极性。
3.除了给予青年编剧资金扶持之外，和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一般文艺项目的资助有所不同，青年编剧的扶持重点在于对其后续的全程跟踪，组织专家成立评审会，通过观摩、研讨等多种形式指导、提高青年编剧的作品。
4.在作品推荐宣传方面，支持青年编剧创作的剧目出版成集、召开剧本朗读会，提高作品知晓力度。剧本朗读会作为院团发现新人新作的有效活动，改变的是编剧命题式写作的局面，在青年编剧扶持项目中，此承诺针对编剧个人化创作和商业写作的冲突，保护青年编剧个性、把握剧本思想深度。
5.对青年编剧的剧作落地做大量准备。办法决定将优秀作品推荐给本市文化生产制作单位，配备制作费用，促成作品的二度创作。
相较第一期申报对象，第二期的申报对象呈现出了更加年轻化的特点，申报作品的题材不仅仅有青年视角描绘青年生活，还有以一个青年的视角反映的当代生活，甚或反观历史、时代生活，在视野上更加开阔。青年编剧文雅形容自己两三年的商业写作就是在“填字格”，而此次她个人提出的剧本选材是有关“失独家庭”，用个人化的视角描绘此类家庭承受的压力，给社会上的失独家庭，关心失独家庭的群体提供一个正面的、积极的精神取向作为创作初衷。有些以青年自身的阅历无法把控的宏大视野题材，通过评审讨论结果，给与青年编剧配备合适导师联合进行创作，努力提高进度，实现剧本完整呈现的目标。
基于以上，笔者也提出自己的隐忧。当代文艺创作需要靠青年人才，在提供一个包容、宽松的创作环境之外，还需要青年人才对艺术的坚持和勤奋，内部和外部的因素联合作用是推动促进文化产业良性循环的关键。人称“公安编剧”的海岩在身兼多职的同时，将写作作为一门兴趣坚持了十几年， 在现代社会讲求经济的大环境中，超出于自己的温饱生计对自己的一点兴趣执著追求的人并不多见，青年人在对自己写作事业的追求，面对困难要想办法克服，在上海推出新举措，保证物质扶持的同时，不能忘记优秀作品的核心在于对写作的坚持。
本着对青年编剧宽容、积极推新人新作的态度，办法制定选题和完整剧本两种申报方式，选题要求成熟的创意和构思，具体操作时只要提交5000字剧本大纲。对于此类申报对象，虽然已经推出制定的后续扶持工作，而青年编剧办法本身是以孵化青年创作作品为重点，后续的配套扶持是关键，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性。在长期的扶持过程中，双方如何协调沟通、打磨提高剧本是一个值得探索，并且讨论进行中的问题。
中国电影新生产力的建构，离不开新生产力的培养，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任务明确地摆放在我们眼前，我们需要不断探索、更新，向实现这一任务的目标不断迈进。
上海的此次发力，激励了青年编剧人才的创作，可以促进他们在一个良好的文艺生态环境中成长。这不仅与中国电影集团从2008年开始推出的“青年导演电影制作计划”，以及在这之后有些民营公司、名人明星用民间力量扶持青年导演的各种计划相呼应，更体现了上海与当下影视剧、舞台剧发展、体制转型、市场化建设进程的高度配合的意图。当下国产影视剧、舞台剧创作问题突出，上海市文艺人才培养机制的战略性任务不容回避，创作型青年编剧的培养迫在眉睫，此举措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影视剧、舞台剧新生产力培养的必要及其困境
世界电影史、话剧史的演进，证明了其生产力的生成、生长和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是艺术自身的形态发展和外部社会、政治、经济等变革交织作用下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的冲击，中国影视剧、舞台剧的创作视野、观赏心理随着社会改革、经济快速增长……这些时代特征的变化而变化，在这样的环境下，探索影视剧、舞台剧的新生产力是无法回避和阻挡的趋势。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消费主义在上海渐渐建立起一套强大完整的逻辑体系，而作为中国电影的发源地、中国话剧的先锋试验田，上海当下的文化建设亟待提高，需要一套培养人才有效的机制，但是文化发展的新生产力在社会中获得话语权并不容易，办法推出之前，上海青年编剧的生存现状囊括了编剧这个行业所遇瓶颈。
第一，编剧们个人化创作和商业命题之间的冲突。除上海京剧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SMG）影视剧创作中心、上海克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国有或民营企业的专职编剧有稳定的收入之外，其他专职或业余编剧基本靠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方式“海漂”着，或者从“海漂”去做“北漂”。商业化剧本的写作保障的是编剧的基本生存，但命题作文式的写作又同时影响了青年编剧的个人创作。就像业余编剧张钰诚所说，宁财神七年磨一剑的《龙门镖局》，对青年编剧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没有基本的物质保障，谁有勇气“七年磨一剑”？
第二，编剧相互之间，编剧与行业里其他环节人员缺乏必要交流。在创作艺术人才培养方面，中国内地各大艺术院校、综合性院校向影视剧、话剧输送了创作人才，尤其是在培养理论型人才方面，成果非常显著。笔者所求学的上海戏剧学院，在本科的教育阶段就分设了相关话剧艺术的专业，导表演、戏文（话剧编剧）、舞台灯光、舞台设计、人物造型、剧场管理等各专业紧密相扣，在内部建构了一套完整的话剧生产体系，青年艺术人才之间通过大量的课堂实践、在锻炼实际操作能力之外，与行业内部各个专业的同学熟悉交流，学院为（尤其导演专业）同学开设的课程涵盖了话剧的每个环节。 但是在业余或者非科班出身的编剧中，如何熟悉掌握编剧以外的门道，如何“卖”掉自己的剧本，可以实现剧本的二度创作到舞台呈现，对青年人来说，真的是一件棘手的事情。除了专门培养话剧人才的戏剧学院，在北京电影学院这样电影创作型人才辈出的院校，文学系也没有一门课程是要教会编剧们如何在产业竞争中“不吃亏、不上当”。
影视剧、舞台剧新生产力培养的上海模式探索
2012年的《失恋33天》、《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2013年《北京遇上西雅图》、《致我们终将失去的青春》，2013年的引起争议 的话剧《蒋公的面子》、《驴得水》传递给我们的清楚明确的信息是：中国电影、话剧新生产力的发展已如破竹之势，社会呼唤关注现实、触及人性非 “人情”之作，面对观赏心态早已不同的青年消费人群，他们必然是新生产力成熟发展的推动力。
上海此次培养新生产力措施，着重在几个方面形成有利特色：
1.与参加评审通过、获得扶持的青年编剧签订协议，保证扶持中的后续配套工作，具有法律效应。
2.对申报青年编剧给予宽容、充分信任的态度。材料送报具有选题和剧本两种方式，且资金拨付方面，尤其优秀的作品组织二次评审讨论，追加扶持资金；作品通过评审决议之后，一次性将资金拨付扶持对象，新举措的这些条款增强青年编剧创作的积极性。
3.除了给予青年编剧资金扶持之外，和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一般文艺项目的资助有所不同，青年编剧的扶持重点在于对其后续的全程跟踪，组织专家成立评审会，通过观摩、研讨等多种形式指导、提高青年编剧的作品。
4.在作品推荐宣传方面，支持青年编剧创作的剧目出版成集、召开剧本朗读会，提高作品知晓力度。剧本朗读会作为院团发现新人新作的有效活动，改变的是编剧命题式写作的局面，在青年编剧扶持项目中，此承诺针对编剧个人化创作和商业写作的冲突，保护青年编剧个性、把握剧本思想深度。
5.对青年编剧的剧作落地做大量准备。办法决定将优秀作品推荐给本市文化生产制作单位，配备制作费用，促成作品的二度创作。
相较第一期申报对象，第二期的申报对象呈现出了更加年轻化的特点，申报作品的题材不仅仅有青年视角描绘青年生活，还有以一个青年的视角反映的当代生活，甚或反观历史、时代生活，在视野上更加开阔。青年编剧文雅形容自己两三年的商业写作就是在“填字格”，而此次她个人提出的剧本选材是有关“失独家庭”，用个人化的视角描绘此类家庭承受的压力，给社会上的失独家庭，关心失独家庭的群体提供一个正面的、积极的精神取向作为创作初衷。有些以青年自身的阅历无法把控的宏大视野题材，通过评审讨论结果，给与青年编剧配备合适导师联合进行创作，努力提高进度，实现剧本完整呈现的目标。
基于以上，笔者也提出自己的隐忧。当代文艺创作需要靠青年人才，在提供一个包容、宽松的创作环境之外，还需要青年人才对艺术的坚持和勤奋，内部和外部的因素联合作用是推动促进文化产业良性循环的关键。人称“公安编剧”的海岩在身兼多职的同时，将写作作为一门兴趣坚持了十几年， 在现代社会讲求经济的大环境中，超出于自己的温饱生计对自己的一点兴趣执著追求的人并不多见，青年人在对自己写作事业的追求，面对困难要想办法克服，在上海推出新举措，保证物质扶持的同时，不能忘记优秀作品的核心在于对写作的坚持。
本着对青年编剧宽容、积极推新人新作的态度，办法制定选题和完整剧本两种申报方式，选题要求成熟的创意和构思，具体操作时只要提交5000字剧本大纲。对于此类申报对象，虽然已经推出制定的后续扶持工作，而青年编剧办法本身是以孵化青年创作作品为重点，后续的配套扶持是关键，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性。在长期的扶持过程中，双方如何协调沟通、打磨提高剧本是一个值得探索，并且讨论进行中的问题。
中国电影新生产力的建构，离不开新生产力的培养，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任务明确地摆放在我们眼前，我们需要不断探索、更新，向实现这一任务的目标不断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