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思想家李贽留下了一副名联：“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是一副名联，也是很好的格言。吕端为官称相40年，经历了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他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原则，英明果敢，匡正祛邪，得到了后人赞颂，留下“吕端大事不糊涂”的美名。但很少有人知道，吕端还是一个为官清廉的典范。他当宰相时，看到一些大臣置田产，思安逸，不理国事，就多次劝谏皇帝要在大臣中力戒奢靡之风，以正朝纲。他不仅为官清廉，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而且从来不置产业，就是应得的那份俸禄也常常拿出一些，周济照顾别人，以至于他去世后，两个儿子竟因生活困难，没钱结婚，只好把房产抵押给别人。真宗皇帝知道这个事情后，很受感动，从皇宫的开支中支出五百万钱帮他们把房产赎了回来，另外又賞了不少金银和丝绸，替吕家还清了旧账。以宰相之尊，而让后人贫困至此，在常人的眼里，吕端又是多么“糊涂”。
　　吕端真糊涂吗？其实不然。吕端这种对个人利益、对自身名利淡然处之的“糊涂”，是一种可贵的“糊涂”，是值得后人称道的“糊涂”，是值得后人学习的“糊涂”。从古到今，官员能否处理好国家大事与家庭小事，是检验官品高下的标尺。官员操办婚丧嫁娶等红白喜事都不是简单的小事，它反映出不同的权力观。是从简操办，还是大操大办，持不同权力观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但凡把权力视为肩挑天下责任的人，都会以清简为务，克勤克俭，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力去照顾子孙。从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教子“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到唐代的诗人罗隐留下“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再到清朝的林则徐给子孙“留钱做什么”，他们节俭的行为、纯朴的家风，千百年来一直为后人称颂。
　　在家庭小事上不糊涂，做到“家财不为子孙谋”，是我们共产党人一贯的品格和作风，更是一种境界与追求。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处理个人家庭问题上向来是谨慎行事，对子女严格要求，不仅在操办婚丧嫁娶等私事上带头移风易俗，力求简而又简，而且不给后代留下金钱与权位，而是留下精神、志向和美德。朱德曾对女儿朱敏说：“我是无产者。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缴。我没有什么遗物遗产，只有读过的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你们可以拿过去学习。”后来，写朱德传记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要将95008.30马克的稿费交给书中的主人公朱德。朱德得知后指示有关部门：“用稿费买些自然冶金科学新书、化学新书寄回，全部分给北京各大图书馆和有关科研单位。”朱老总节衣缩食，积攒了近两万元的存款，也明确交代这笔存款不是为后代预备的，而是交最后一次党费。朱德逝世后，夫人康克清又补上一点钱，凑够两万元，替朱老总了却了遗愿。朱敏深情地说：“父亲留给我们的财富是世界上最富有、最丰厚的，它让我们生活充实，让我们心地纯净，让我们拥有一颗贴近人民的平常心。”直到今天，当我们体会老一辈革命家在权力面前清简于己、挚爱人民的崇高品格时，总会感到心灵的震撼，总会感到那是在与伟大的灵魂交流。从他们身上，我们懂得了共产党的干部之所以清廉简朴，正是因为他们心中只装着人民群众，只装着天下人的忧乐。
　　然而，近些年来，有些党员干部忘记了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心里只想着自己，利用手中权力为子女谋利益，大操大办红白喜事，借机敛财；有的公款消费，享受超标准待遇，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人民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对此，中央纪委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狠刹“四风”，并且及时在网上通报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案件，这充分证明我们共产党人决不允许奢靡之风存在。这些被通报的党员领导干部很有必要学一学吕端的清廉，坚决做到小事也不糊涂。
　　我们提倡的清廉朴素，与封建官吏的嘉行懿德有着本质区别，它不仅是领导干部的人格需要，更是领导干部的党性要求，是自觉地站在向党负责、向人民负责的立场上掌好权、用好权的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历来是我党的最高宗旨，领导干部历来就是人民的公仆。为官以清简为务，就能够在权力与金钱面前，始终保持内在的约束力，清醒地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安于平淡和清贫，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