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你最近正在完成一部关于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专著，我们能否从它开始？
　　文：好。这本书主要研究二、三十年代文学与妇女的关系，确切地讲，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新女性与新文学”的关系。“新女性”是一个性别化的新概念。在这之前，文学与女性不大相容，文学只是男性的特权——“女子无才便是德”嘛。我看过一些中国学者研究明、清的书，了解到孔教的“男女有别”自明代开始盛行；“德”与“才”在男性身上是统一的，但在女性身上愈来愈对立，例证之一是关于“女德”的书愈来愈多，“贞女传”之类的故事也愈来愈多。
　　王：在民间，“文化”似乎主要就是以这种“讲故事”的方式进行的。
　　文：那么先来看“德”，我发现它主要是对女性身体的要求：比如贞洁，裹脚，身体不能外露，最极端的就是自杀。所以“德”主要体现为对身体的考验、控制。这是一种“实践”——从女性来看，谁接受了社会的这种要求，谁就要以身体来实践它。那些自杀的女性，现在看来是被迫害者，但她们自己会否认这一点。冯骥才的《三寸金莲》，那里面的女性就不能说是百分之百的受害者；作者写出了她们承受的压力，但也刻划了她们支持那个制度的心理。
　　王：这也就是你们常说的“身体的政治”。看来哪里都一样，男性权力的实现，是需要女性以身体来配合的；而在中国，这种权力实施却往往以天理人伦也就是“德”的名义进行。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叙事策略”。那么“才”呢？
　　文：“才”不受身体的束缚。“才”是超越身体的一种能力——以文字来超越。因此要压制它。“才”只被视为男性的领域。女人可以写作，但不宜发表。如发表，那就等于暴露了身体和隐私，等于裸体在街上走。因此又有了“火中救书”之类的故事。我们被告知之所以有女人的书流传下来，那是因为从火中把它救了出来，而女人的本意是要烧掉它的！
　　王：是吗？看来你有点像福柯，也是在从事一种“关于沉默的考古学”呵。
　　文：我只是想看得更透一点。因为到了二十世纪，“德”与“才”在女性那里仍是对立的。比如冰心、庐隐、丁玲等人的早期作品，如果那里有一个作家，那一定是个男的；而女性写的东西，往往以日记、书信的形式出现，处在文学与半文学之间，她们就是不能直接写出一个女作家来。这说明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依然强大。如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那里的女性一是有病，二是关在屋子里，三是写写日记，她不能发展自己的生活，更不能发展自己的文学。庐隐的《丽石的日记》也是这样。谢芜量写过一本《中国妇女文学史》，用文言文写的，大概出版于一九一六年。他认为中国文学中女的要比男的贡献大，例证是《诗经》中女性写的比男性写的多，而且最好的诗是女性写的。并且他认为在中国文学中“婉约”派的成就要大于“豪放”派的。
　　王：这是不是说男性在这方面的成功，是因为“偷”了女性的声音？
　　文：对，他是这个意思。但是到了左翼文学出来后，女性写作就受到了压抑。他们批评女性写作过于个人化，不去写社会，等等。可见“德”与“才”仍是一个基本模式，一直支配到二十世纪。但是这个模式是与现代化的要求相矛盾的。王：那么现代女性写作，是对这一模式的消解为前提的？文：我认为如此。我认为中国现、当代女作家们大都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例如残雪的一篇小说以隐喻手法写一老太太身体里长草，这暗示着身体的荒废。陈染的小说也有很强的女性意识。
　　王：你对大陆女性主义批评怎么看？
　　文：我很佩服她们，比如李小江、戴锦华她们做的工作。她们既能介入国际上的女性主义，又能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既能搞理论，又能从事实际调查，而我在这里却不能这样做。在中国时我到天津师大，那里的妇女中心给我看了一些录相，记录她们到乡下调查，和妇女们一起谈话，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工作。还有像残雪这样的女作家，在美国也是少见的。她的女性视角很隐蔽，但作品很有分量。《大家》杂志上戴锦华与王干的对话也很有意思。无论王干提出什么，戴锦华都不同意。她很有个性，讲起话来有自己的锋芒。总之，我相信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参加社会和文化的实践中，会创造出一种中国的女性话语来。
　　王：中国当代女诗人的作品你是否也接触过一些？
　　文：接触过一些，她们的作品，从当时来看是“非理性”的，但现在看来是“理性”的。过于理性易于理论分析，但是太容易分析也就失去了它的真实性。女性主义批评也有个公式化问题：好，这是女性主义，通过了，盖个章。这样的批评不行。
　　王：还有一个“差异性”问题。女性写作同其它写作一样，不会只是一个模式吧？
　　文：我同意。在女权主义开始之际，在美国，出于政治目的，强调女性是一个整体。现在，我们不能牺牲这个目的，但要意识到差异性。在美国，六十年代的女性主义者很容易认出，现在便不那么清楚了。这样我认为更真实，也更有意思。但是今天的女性主义者也存在着问题，那就是她们不太尊重上一代女性主义者。她们认为今天的男女平等是理所当然的，没意识到它是经过斗争争取来的。她们现在主要关心文化，而不是社会和政治。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比如，为什么现在女性犯罪的较多？
　　王：即使研究文化，也很难把它与社会和政治隔绝开来。就像弗洛伊德研究梦时发现，“梦”总是由一系列看上去互不相干的事件或因素所决定的。我想在今天一些中国的批评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那就是只有当我们开始面对现实，我们才开始面对文学。当然，这里的“现实”主要指的是牵制文本生产的语境，是目前中国动荡、复杂的话语实践。面对这样的现实，封闭的文学研究就有点失效，人们在考虑怎样打破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传统界限。这次我到美国，感到“文化研究”(CulturaStudies)在美国各大学中已成为一种风气，对此你能否谈谈？
　　文：我走向“文化研究”是不那么大胆的。今天在我们美国大学中的文学、历史等学科，都是从十九世纪德国教育模式那里来的，从任何意义上看，这种模式都不自然了。即使有学科限制，在研究中也不必过多考虑。那些能够跨越各种限制，又精通各学科惯例的人能被轻视吗？问题不在理论，而在时间和专业。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像我这样的人，得花很多时间来学习语言阅读原文，所以在真正可以做的事情上总是受限制的。几年来对于“地区研究”也有一些争论，我同意任何范畴都应建立在学科基础之上，比如“历史”与“文学”应包括所有历史与文学。但对我这个文学教授来说，却没有精力去读世界上所有的文学，只有中国才是我基本的研究范畴。“中国”这个概念比“文学”这个概念对我来说更重要。我对参加关于中国的任何讨论都有兴趣，但当涉及到文学，我只有阅读过文本并且熟悉了与之相关的文化时，才能介入讨论。因此，“文化研究”这个设想本身有它内在的限制。另外，我的担心是，从事“文化研究”往往意味着对地区文化深度的稀释，有时它也意味着用全球性话语取代地方话语，也就是用西方话语代替非西方话语。
　　王：好，现在我们转入另一个话题。文棣，作为一个汉学家，你能否谈谈美国的汉学界正在关心什么，或者说你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文：我想最大的问题是一个研究者的“立场”或“视角”问题。客观性已不被相信，但在(非西方)研究中似乎又是必要的立足点。特别是在人类学的研究中，那种“客观观察”的观念已争论了多年。你知道人类学领域比其它学科更能显示出权力政治来，因为西方的人类学研究的是非西方和非现代社会——这些都属于“他者”(TheOther)。那么面对非西方社会，你是参与、介入呢，还是仅仅提供报告与分析？杜克大学出版的《位置》(《Positions》)是一份很重要的杂志，经常发表研究中国的文章。在去年冬季号有一篇斯蒂芬·哈瑞尔(StevenHarrell)的文章，他是搞人类学的，这篇文章写他到云南、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去考察。那么，他想保持客观而不能——文章中透出一种不断地尝试又不断地失败的挫败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