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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动力和结构转型不到位，就意味着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竞争优势形成都难以实现，走出经济低谷也会很难实现。关键在于制度变革和技术进步。
并未出乎预料，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已成不争之事实。经济增速和通胀双降意味着什么？有人据此读出了中国经济“软着陆”。然而，“软着陆”的前提是随着经济增速下滑，经济结构得到顺利调整，新的增长点逐步形成。国研中心资环所副所长李佐军指出，如果随着经济增速下滑，经济结构没有顺利调整，新增长点没有形成，而是企业亏损破产增加、债务负担加重、金融风险增加，就是“硬着陆”。
在此背景下，防止更多社会问题的发生，振兴实体经济被决策层空前关注。上半年国务院提出了“稳增长”的举措，现在又将其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而非议颇多的央行连续密集降息，鼓励银行增加放贷，呼声较高的结构性减税以及全面减税，为民间投资争取更多空间的“新36条”，推出汽车下乡、家电节能补贴等政策以促进消费等，都是“稳增长”政策下的蛋。此前，房地产调控不动摇已强调数次。
近期，地方版产业规划密集出台，涉及投资额动辄上万亿元，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新一轮投资潮来临。据不完全统计，7月以来已公布的地方投资计划涉及金额达七万亿元。毋庸讳言，其与数年前的四万亿是一脉相承的，实则让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再度陷入僵局。
依赖投资驱动，经济质量下滑之祸
2008年前，中国依靠改革开放释放的制度红利、加入WTO带来的全球化红利以及凭借原有的人口红利（市场空间）释放、要素红利（土地、劳动力）的释放等，带来繁荣的制造加工出口、火爆的房地产市场和基础设施投资，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当上述红利的作用逐渐递减之时，恰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当时，中国经济在此打击下迅速萧条，出口不振、制造业企业大量倒闭、工人大量失业，GDP增速创下17年以来的低位。为此，中国推出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而效果也可谓立竿见影：经济触底反弹，GDP不断飙升，一时引得西方国家竞折腰。
但其带来的副作用，却也让凯恩斯主义的忠实执行者始料未及。四万亿为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提供了政治背书。结果，地方政府投资在地方融资平台的掩护下全面失控，银行新增贷款更创下震惊市场的天量规模。
同时，过度的刺激还使房价快速飙升，通胀卷土重来。但这却使决策层又陷入更大的挑战：通货膨胀、高房价引发公众不满、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应对上述状况，中央采取了多管齐下的策略。几帖猛药下去，效果自是明显，但如此疗法的副作用也令人揪心。
如今，回头重新审视四万亿元的成败，一个普遍被接受的观点是，其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失衡状态，主要体现在产能过剩以及结构不合理等，使中国经济白白浪费了宝贵的三年调整时间，而换来的只是“短期漂亮而虚幻的有毒数字”。事实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经让许多企业下定决心转型升级，但四万亿元无疑打乱了企业的计划。而更为千夫所指的是，四万亿元进一步增强了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而相应的最需要扶持也最重要的中小民营企业的地位则进一步弱化。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指出，从投资驱动向消费拉动的转型，本身就意味着经济高速增长期正在过去。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经济发展的自然法则，在人为启动一轮大规模的投资，就会像一个老长跑运动员靠服大量兴奋剂来维持自己过去的速度一样，那会大伤身体的，甚至会导致没跑到终点就突然倒下，那就是大的经济衰退。
评论人士指出，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导致地方政府热衷于促成新的投资项目。这一直以来都是地方政府的通病，主要原因就是相比其他促发展的方式，投资的见效最快。各地为了迅速做大产值，以在同僚的竞争中胜出，都喜欢开展大投资，大项目。于是，地方政府对于官办垄断企业和资源性企业的依赖亦日益加重，而民营中小企业的生死无人问津。
可以理解，培育本土产业需要漫长时间，与央企联姻，背靠大树，则可以迅速做大蛋糕，提升总量，也能抬高增速。但在相关人士看来，判断一个地方经济的活力，要的指标是民营经济的比重。中国各省份中，广东和浙江的民营经济比重高，与此对应的是，其固定资产投资率也低，为全国极少数固定资产投资不到一半的省市。
相关人士认为，大项目崇拜的流行，亦表明中国经济的倒退。垄断官办企业，尤其是中央级官办企业势力越来越大，对地方的挤压力量越来越强。由此，地方的发展，不得不依靠它们，出现了大面积的战略联盟，造成的后果不言而喻。
热衷于大项目、工程，或许还意味着更大的寻租空间。好好的一座桥，要拆了重修，好好的一条马路，隔了半年就要重铺。为什么？难道是这项工程只有一年的保修期，还是想掩盖这原本的豆腐渣？为何铁道部会出现一部价格达上千万元的宣传片项目？
如果说，动辄大手笔投资和大项目崇拜，都是当下地方政府为贯彻落实“稳增长”而采取的重要举措，那么，其显然忽略了“十二五”时期“调结构”这条更重要的主线。因为稳增长比较容易出成绩，而调结构则不能速成。地方在落实中央政策过程中，很多都已貌合神离。
更多情况下，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阳奉阴违。这在房地产调控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地方政府坚决拥护房地产调控不动摇的政策；另一方面，不断地挖空心思，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适时放松房地产调控。前有东莞、珠海、芜湖、扬州、郑州，后有南京。
这一切要归根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并未改变。可喜的是，现在，监管机构令银行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减少对国企的贷款，努力引导资金流向更具生产性的领域。财政体制改革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其目的，就在于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的依赖。
而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冠冕堂皇地获得电价优惠，则是地方政府阳奉阴违的另一表现。媒体评论指出，在稳增长和降能耗之间，地方政府和中央又出现了类似于房地产调控的博弈格局。
部分地方政府的逆行倒施，一次次浮出水面，又一次次被按压下去，此起彼伏的背后，是政府官员考核机制，政绩机制的问题。如何解决？或许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不失为有效的解决方案。但绿色GDP核算体系谈何容易？如今，国家层面的绿色GDP核算体系至今沉寂，可能被一个更为“软性”的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替代。 垄断难言破局，
民间资本何以接棒
对于拯救中国经济，人们并不担心政策设计，而担心的却是，政策设计的初衷能否惠及民营企业。前车之鉴是，2008年的四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更偏向国有企业，而中小、民营企业的作用显然被忽视了。这一次，民资能否接力政府投资成为“稳增长”主力？
与宏观CPI数据与人们生活感受并不符类似，尽管处在同一屋檐下，国企与民企的冷暖也不尽相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将国企比作高油耗白牌车：当用管理学方法来看一辆高油耗白牌车时，就会得出“这是一部好车”的结论，因为它开得快，还可以闯红灯；但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这些高油耗白牌车消耗了过多的汽油，而且它们横冲直撞，影响其他机动车的正常行驶并破坏了交通规则。
现实也是，垄断国企因获得政府的资源、特权倾斜而饱受诟病。正如张文魁指出的：国企与政府有着天然的政商关联，它们能得到更多资源、特权和保护，出了事有人罩着，常常以各种堂而皇之的名义排斥竞争、构筑垄断。下一步，恐怕连江上清风和山间明月也要配置给国企了。如此国企于中国经济是何作用？一言以蔽之，扭曲资源配置、妨害公平竞争。
相关人士建议，向民营资本开放产业上游，为民企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开放产业上游就是允许民营资本自由进入国有企业占据的能源资源领域。一是不设置门槛或设置很低的门槛，二是所有领域都要开放，三是不搞试点。如果仍然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思维，产业上游向民营资本开放先搞试点，总结经验教训后再全面开放，会再次延误时机。同时，政府要着手进行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力促一部分国有资本从产业上游退出。也有人建议，放宽私人资本从事私募股权投资的限制，引导更多资本进入实体经济。
值得欣慰的是，民间资本遭遇的玻璃门、弹簧门状况正逐步减少。在本轮经济刺激计划下，中央各部委对民间资本也持开放态度，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健康发展而制订的细则相继出台。如此，民间资本进一步进入各个行业的道路可谓已经铺平。“新36条”实施细则的可操作性以及未来打破民资准入限制的实质进展，成为民营资本以及相关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
有关专家表示，垄断格局不破，是广大民间资本迟迟不进入实体经济的关键因素。分析人士指出，“新36条”细则颁布之前面临的问题是，政策缺乏细则、准入门槛过高、体质改革不到位、执行中有苛刻障碍。现在实施细则基本出台完毕，应该尽快解决公平准入问题、可操作细则要陆续完善、降门槛的过程要尽量缩短，同时深化各领域改革，清理“附加条件”，让在各个领域中各种所有制投资能够公平享受各种待遇。
一些民企负责人称：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这些细则的出台非常及时，对政府来说，重要的是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作为民企必须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这样才能在政府引进门后继续生存下去。尽管各部委出台的细则仍有待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但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的确更为宽松，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金融行业对民资开放，民资进入银行业，不但拓宽了民资的投资渠道，也拓宽了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
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表示，要真正吸引民间投资，政策应持之以恒，不能朝令夕改。建议相关部门应该制定出更细的有关民资投资配套制度以及优惠扶持政策、搭建一些投资平台，如类似于投融资洽谈会等信息平台；并应推出一些好项目，让民间资本能够得到合理的投资回报，逐渐吸引民资进入更多的领域。
政策红利有限，
寄望中长期制度改革
权衡各部门的利益，需要有顶层的制度设计。经济学家李佐军认为，需从国务院层面进行统筹协调，让各部门内部自行协调肯定效果不太好。他谈到各种政策工具的组合时指出，政策能否有效执行还取决于各部门（如央行、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等部门协作、联动。
的确，无论是解决当务之急的“稳增长”举措，还是“十二五”时期的“调结构”主线，抑或更宏大的经济复苏计划，一定要设计一套好的政策体系。这个政策体系应该涉及货币政策、财税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外汇政策等。
决策层在货币政策的使用上看似更加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前期，央行连续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后又连续降息，时间密集得超乎很多人预料，连续的逆回购又打开降准的窗口。对此，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指出，关于货币政策，弗里德曼有一“绳子理论”，抽紧管用，放松没用，推一根绳子并不能将力量传导到实体经济。经济下行时，企业的资金需求跟着下降，市场上不缺钱，这时放松银根，相当于下雨天满街洒水。
财经评论员马光远也表示，在一定程度上，通过降息和下调存款准备金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刺激经济回升是有一定作用的。但他担心的是，由于物价的回落，管理层将不再担心放松货币导致恶性通胀，因而将稳增长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货币政策，而不是寄托在以减税为核心的财政政策，以推动民间投资、加快收入分配、资源价格改革为核心的深层领域的改革政策，以加大结构调整和升级为核心的产业政策。
相关人士认为，当前面对正在回落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求放松货币政策而保经济增长的呼声越来越强，货币政策如何着力，仍是中国经济着陆的调控难点。在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性与物价回落不确定性之间，货币政策应侧重于控制通胀。更好地平衡保增长与控通胀之间的关系，虽然体现了货币政策使用的技术性与艺术性，但是，对控制通胀的要求应更坚定。
在产业政策方面，决策层已经打出了系列组合拳。近几年来，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工业转型升级规划、战略新兴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先后出台。一方面，坚持不懈地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另一方面，积极地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生根落地。
在稳定投资与扩大消费需求方面，决策层也毫不懈怠。在欧债危机不断发酵的背景下，过多奢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然不现实，投资和需求被推到风口浪尖。在相关人士看来，目前赖以支撑经济的手段比较有限，投资还是稳增长最大最有效的武器；且在短期内调动投资在体制上也有优势，尽管可能会带来一些后遗症。但韦森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过度投资”，而是大量“错误投资”和“不当投资”。投资更多体现为地方政府和国企扩张，以及一些民企在发改委产业政策鼓励下，在尚不能盈利的产业盲目扩张。这与其他国家企业根据利润预期而自行扩张有本质区别。
以李佐军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走出危机必须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出现重大的技术变革；二是出现重大的制度变革。这是走出危机的根本出路，但现在这两个条件还没有完全具备。而欧美国家危机后的复苏路径，就是最好的经验证明。在李佐军看来，增长动力、结构转型不到位，对中国经济增长而言，意味着新的增长点形成、新兴产业成长、新竞争优势形成都难以实现，走出经济低谷也就很难实现。增长动力、结构转型的关键是制度变革和技术进步，其中制度变革又是重中之重。
然而，重大的技术变革不能一蹴而就，而制度的变革已经走到要么自身改革，要么被改革的十字路口。向来屡试不爽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已经歇菜，而投资也饱受诟病，只有靠消费支撑。消费实际上取决于内需，而扩大内需取决于深层次制度变革。
然而，改革谈何容易。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指出：改革的深入触及了一些部门自身的利益，因此动力不足，阻力增大；需要特别警惕的是，那些掌握着权力资源的既得利益集团与极端落后的思想合流，打着维护国家利益、反对私有化的旗号，反对改革，以摸索中国特色为由来回折腾，因此当前改革主要任务是政府部门自身改革。
编辑：陈畅鸣 charmingchin@163.com
并未出乎预料，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已成不争之事实。经济增速和通胀双降意味着什么？有人据此读出了中国经济“软着陆”。然而，“软着陆”的前提是随着经济增速下滑，经济结构得到顺利调整，新的增长点逐步形成。国研中心资环所副所长李佐军指出，如果随着经济增速下滑，经济结构没有顺利调整，新增长点没有形成，而是企业亏损破产增加、债务负担加重、金融风险增加，就是“硬着陆”。
在此背景下，防止更多社会问题的发生，振兴实体经济被决策层空前关注。上半年国务院提出了“稳增长”的举措，现在又将其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而非议颇多的央行连续密集降息，鼓励银行增加放贷，呼声较高的结构性减税以及全面减税，为民间投资争取更多空间的“新36条”，推出汽车下乡、家电节能补贴等政策以促进消费等，都是“稳增长”政策下的蛋。此前，房地产调控不动摇已强调数次。
近期，地方版产业规划密集出台，涉及投资额动辄上万亿元，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新一轮投资潮来临。据不完全统计，7月以来已公布的地方投资计划涉及金额达七万亿元。毋庸讳言，其与数年前的四万亿是一脉相承的，实则让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再度陷入僵局。
依赖投资驱动，经济质量下滑之祸
2008年前，中国依靠改革开放释放的制度红利、加入WTO带来的全球化红利以及凭借原有的人口红利（市场空间）释放、要素红利（土地、劳动力）的释放等，带来繁荣的制造加工出口、火爆的房地产市场和基础设施投资，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当上述红利的作用逐渐递减之时，恰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当时，中国经济在此打击下迅速萧条，出口不振、制造业企业大量倒闭、工人大量失业，GDP增速创下17年以来的低位。为此，中国推出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而效果也可谓立竿见影：经济触底反弹，GDP不断飙升，一时引得西方国家竞折腰。
但其带来的副作用，却也让凯恩斯主义的忠实执行者始料未及。四万亿为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提供了政治背书。结果，地方政府投资在地方融资平台的掩护下全面失控，银行新增贷款更创下震惊市场的天量规模。
同时，过度的刺激还使房价快速飙升，通胀卷土重来。但这却使决策层又陷入更大的挑战：通货膨胀、高房价引发公众不满、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应对上述状况，中央采取了多管齐下的策略。几帖猛药下去，效果自是明显，但如此疗法的副作用也令人揪心。
如今，回头重新审视四万亿元的成败，一个普遍被接受的观点是，其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失衡状态，主要体现在产能过剩以及结构不合理等，使中国经济白白浪费了宝贵的三年调整时间，而换来的只是“短期漂亮而虚幻的有毒数字”。事实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经让许多企业下定决心转型升级，但四万亿元无疑打乱了企业的计划。而更为千夫所指的是，四万亿元进一步增强了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而相应的最需要扶持也最重要的中小民营企业的地位则进一步弱化。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指出，从投资驱动向消费拉动的转型，本身就意味着经济高速增长期正在过去。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经济发展的自然法则，在人为启动一轮大规模的投资，就会像一个老长跑运动员靠服大量兴奋剂来维持自己过去的速度一样，那会大伤身体的，甚至会导致没跑到终点就突然倒下，那就是大的经济衰退。
评论人士指出，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导致地方政府热衷于促成新的投资项目。这一直以来都是地方政府的通病，主要原因就是相比其他促发展的方式，投资的见效最快。各地为了迅速做大产值，以在同僚的竞争中胜出，都喜欢开展大投资，大项目。于是，地方政府对于官办垄断企业和资源性企业的依赖亦日益加重，而民营中小企业的生死无人问津。
可以理解，培育本土产业需要漫长时间，与央企联姻，背靠大树，则可以迅速做大蛋糕，提升总量，也能抬高增速。但在相关人士看来，判断一个地方经济的活力，要的指标是民营经济的比重。中国各省份中，广东和浙江的民营经济比重高，与此对应的是，其固定资产投资率也低，为全国极少数固定资产投资不到一半的省市。
相关人士认为，大项目崇拜的流行，亦表明中国经济的倒退。垄断官办企业，尤其是中央级官办企业势力越来越大，对地方的挤压力量越来越强。由此，地方的发展，不得不依靠它们，出现了大面积的战略联盟，造成的后果不言而喻。
热衷于大项目、工程，或许还意味着更大的寻租空间。好好的一座桥，要拆了重修，好好的一条马路，隔了半年就要重铺。为什么？难道是这项工程只有一年的保修期，还是想掩盖这原本的豆腐渣？为何铁道部会出现一部价格达上千万元的宣传片项目？
如果说，动辄大手笔投资和大项目崇拜，都是当下地方政府为贯彻落实“稳增长”而采取的重要举措，那么，其显然忽略了“十二五”时期“调结构”这条更重要的主线。因为稳增长比较容易出成绩，而调结构则不能速成。地方在落实中央政策过程中，很多都已貌合神离。
更多情况下，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阳奉阴违。这在房地产调控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地方政府坚决拥护房地产调控不动摇的政策；另一方面，不断地挖空心思，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适时放松房地产调控。前有东莞、珠海、芜湖、扬州、郑州，后有南京。
这一切要归根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并未改变。可喜的是，现在，监管机构令银行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减少对国企的贷款，努力引导资金流向更具生产性的领域。财政体制改革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其目的，就在于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的依赖。
而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冠冕堂皇地获得电价优惠，则是地方政府阳奉阴违的另一表现。媒体评论指出，在稳增长和降能耗之间，地方政府和中央又出现了类似于房地产调控的博弈格局。
部分地方政府的逆行倒施，一次次浮出水面，又一次次被按压下去，此起彼伏的背后，是政府官员考核机制，政绩机制的问题。如何解决？或许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不失为有效的解决方案。但绿色GDP核算体系谈何容易？如今，国家层面的绿色GDP核算体系至今沉寂，可能被一个更为“软性”的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替代。 垄断难言破局，
民间资本何以接棒
对于拯救中国经济，人们并不担心政策设计，而担心的却是，政策设计的初衷能否惠及民营企业。前车之鉴是，2008年的四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更偏向国有企业，而中小、民营企业的作用显然被忽视了。这一次，民资能否接力政府投资成为“稳增长”主力？
与宏观CPI数据与人们生活感受并不符类似，尽管处在同一屋檐下，国企与民企的冷暖也不尽相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将国企比作高油耗白牌车：当用管理学方法来看一辆高油耗白牌车时，就会得出“这是一部好车”的结论，因为它开得快，还可以闯红灯；但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这些高油耗白牌车消耗了过多的汽油，而且它们横冲直撞，影响其他机动车的正常行驶并破坏了交通规则。
现实也是，垄断国企因获得政府的资源、特权倾斜而饱受诟病。正如张文魁指出的：国企与政府有着天然的政商关联，它们能得到更多资源、特权和保护，出了事有人罩着，常常以各种堂而皇之的名义排斥竞争、构筑垄断。下一步，恐怕连江上清风和山间明月也要配置给国企了。如此国企于中国经济是何作用？一言以蔽之，扭曲资源配置、妨害公平竞争。
相关人士建议，向民营资本开放产业上游，为民企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开放产业上游就是允许民营资本自由进入国有企业占据的能源资源领域。一是不设置门槛或设置很低的门槛，二是所有领域都要开放，三是不搞试点。如果仍然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思维，产业上游向民营资本开放先搞试点，总结经验教训后再全面开放，会再次延误时机。同时，政府要着手进行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力促一部分国有资本从产业上游退出。也有人建议，放宽私人资本从事私募股权投资的限制，引导更多资本进入实体经济。
值得欣慰的是，民间资本遭遇的玻璃门、弹簧门状况正逐步减少。在本轮经济刺激计划下，中央各部委对民间资本也持开放态度，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健康发展而制订的细则相继出台。如此，民间资本进一步进入各个行业的道路可谓已经铺平。“新36条”实施细则的可操作性以及未来打破民资准入限制的实质进展，成为民营资本以及相关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
有关专家表示，垄断格局不破，是广大民间资本迟迟不进入实体经济的关键因素。分析人士指出，“新36条”细则颁布之前面临的问题是，政策缺乏细则、准入门槛过高、体质改革不到位、执行中有苛刻障碍。现在实施细则基本出台完毕，应该尽快解决公平准入问题、可操作细则要陆续完善、降门槛的过程要尽量缩短，同时深化各领域改革，清理“附加条件”，让在各个领域中各种所有制投资能够公平享受各种待遇。
一些民企负责人称：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这些细则的出台非常及时，对政府来说，重要的是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作为民企必须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这样才能在政府引进门后继续生存下去。尽管各部委出台的细则仍有待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但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的确更为宽松，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金融行业对民资开放，民资进入银行业，不但拓宽了民资的投资渠道，也拓宽了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
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表示，要真正吸引民间投资，政策应持之以恒，不能朝令夕改。建议相关部门应该制定出更细的有关民资投资配套制度以及优惠扶持政策、搭建一些投资平台，如类似于投融资洽谈会等信息平台；并应推出一些好项目，让民间资本能够得到合理的投资回报，逐渐吸引民资进入更多的领域。
政策红利有限，
寄望中长期制度改革
权衡各部门的利益，需要有顶层的制度设计。经济学家李佐军认为，需从国务院层面进行统筹协调，让各部门内部自行协调肯定效果不太好。他谈到各种政策工具的组合时指出，政策能否有效执行还取决于各部门（如央行、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等部门协作、联动。
的确，无论是解决当务之急的“稳增长”举措，还是“十二五”时期的“调结构”主线，抑或更宏大的经济复苏计划，一定要设计一套好的政策体系。这个政策体系应该涉及货币政策、财税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外汇政策等。
决策层在货币政策的使用上看似更加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前期，央行连续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后又连续降息，时间密集得超乎很多人预料，连续的逆回购又打开降准的窗口。对此，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指出，关于货币政策，弗里德曼有一“绳子理论”，抽紧管用，放松没用，推一根绳子并不能将力量传导到实体经济。经济下行时，企业的资金需求跟着下降，市场上不缺钱，这时放松银根，相当于下雨天满街洒水。
财经评论员马光远也表示，在一定程度上，通过降息和下调存款准备金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刺激经济回升是有一定作用的。但他担心的是，由于物价的回落，管理层将不再担心放松货币导致恶性通胀，因而将稳增长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货币政策，而不是寄托在以减税为核心的财政政策，以推动民间投资、加快收入分配、资源价格改革为核心的深层领域的改革政策，以加大结构调整和升级为核心的产业政策。
相关人士认为，当前面对正在回落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求放松货币政策而保经济增长的呼声越来越强，货币政策如何着力，仍是中国经济着陆的调控难点。在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性与物价回落不确定性之间，货币政策应侧重于控制通胀。更好地平衡保增长与控通胀之间的关系，虽然体现了货币政策使用的技术性与艺术性，但是，对控制通胀的要求应更坚定。
在产业政策方面，决策层已经打出了系列组合拳。近几年来，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工业转型升级规划、战略新兴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先后出台。一方面，坚持不懈地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另一方面，积极地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生根落地。
在稳定投资与扩大消费需求方面，决策层也毫不懈怠。在欧债危机不断发酵的背景下，过多奢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然不现实，投资和需求被推到风口浪尖。在相关人士看来，目前赖以支撑经济的手段比较有限，投资还是稳增长最大最有效的武器；且在短期内调动投资在体制上也有优势，尽管可能会带来一些后遗症。但韦森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过度投资”，而是大量“错误投资”和“不当投资”。投资更多体现为地方政府和国企扩张，以及一些民企在发改委产业政策鼓励下，在尚不能盈利的产业盲目扩张。这与其他国家企业根据利润预期而自行扩张有本质区别。
以李佐军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走出危机必须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出现重大的技术变革；二是出现重大的制度变革。这是走出危机的根本出路，但现在这两个条件还没有完全具备。而欧美国家危机后的复苏路径，就是最好的经验证明。在李佐军看来，增长动力、结构转型不到位，对中国经济增长而言，意味着新的增长点形成、新兴产业成长、新竞争优势形成都难以实现，走出经济低谷也就很难实现。增长动力、结构转型的关键是制度变革和技术进步，其中制度变革又是重中之重。
然而，重大的技术变革不能一蹴而就，而制度的变革已经走到要么自身改革，要么被改革的十字路口。向来屡试不爽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已经歇菜，而投资也饱受诟病，只有靠消费支撑。消费实际上取决于内需，而扩大内需取决于深层次制度变革。
然而，改革谈何容易。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指出：改革的深入触及了一些部门自身的利益，因此动力不足，阻力增大；需要特别警惕的是，那些掌握着权力资源的既得利益集团与极端落后的思想合流，打着维护国家利益、反对私有化的旗号，反对改革，以摸索中国特色为由来回折腾，因此当前改革主要任务是政府部门自身改革。
编辑：陈畅鸣 charmingchi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