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组织化方式的角度看,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从"被组织化"的单位社会向"自组织化"的公民社会转型的过程。两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化方式对社会秩序的影响是不同的。在单位社会,因单位组织与政权组织的生成及运作逻辑同质同构,单位对国家、个人对单位自下而上的纵向依附以及各类单位之间的横向分割避免了两种异质秩序的冲突,抑制了集体抗争的可能,从而使单位组织成为化解社会冲突,维护社会总体秩序的"减压阀";在公民社会,由于与政权组织有着根本不同的生成及运作逻辑,加上在资源获取上的日益多元化、市场化,社会自组织成为相对独立于国家政权组织的社会实体。这种独立性使得建立在社会组织基础上的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与建构的政治秩序不会像单位时代那样自动对接,社会自组织既有可能是理性的合作者,也有可能是秩序的潜在挑战者。应对社会组织化方式变迁带来的秩序挑战,根本出路在于通过从"统治"到"治理"的转换,把社会组织从管控的对象变成合作共治的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