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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的一生是坎坷而多难的，但他也是幸运的，因为在无数次人生磨难与挫折中，他始终拥有一份来自妻子的坚贞的爱情，这份来自俄罗斯的爱在残酷的政治考验中显示了它的珍贵和崇高
李立三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共和国工运先驱，又是一位一生坎坷、几经浮沉的坚强勇士，他曾和刘少奇一起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担任过上海总工会委员长，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他还参与并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一度成为中国革命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他的夫人李莎是我国著名的俄语教学专家，为中国的教育事业辛勤耕耘了半个多世纪。
李莎为了追随爱情而来到中国，又为了忠于爱情而加入中国国籍。在中国这片热土上，她的感情和事业都深深扎根并结下硕果。晚年，这位“中国俄语教母”生前谈起自己的“跨国之恋”与“中国情结”，她一次次表示无悔当初的选择。
嫁给“犯了错误”的外国人
1914年，李莎出生在古老的俄罗斯巴拉绍斯基县。她从小就产生了“为革命”的信念。早在10岁的时候，她就劝说妈妈摘掉挂在墙上的圣像，14岁便投身革命；17岁从莫斯科出版印刷技术学校毕业时，又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号召支援西伯利亚建设，被分配到前苏联远东哈巴洛夫斯克边区出版社做版面设计工作。
有一天，她在校对一本书单。蓦地，一个书名映入了她的眼帘：《反对列宁主义的斗争》。当时，她吓懵了，共产国际出版的书，怎么会反对列宁呢？她连忙拿起书单，一路小跑，找到出版社的负责人。原来这是从一本中国读物翻译过来的，一个粗心的翻译把“立三主义”译成了“列宁主义”。“‘立三主义’是什么主义？”年轻的姑娘心中充满了疑问。
不久，从一个朋友那里，李莎得知了“立三”就是李立三，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曾经犯过“大错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说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也应该有一定年纪了吧。”就这样，“李立三”这个名字开始留在她的脑海里。
两年后的一个冬日，李莎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去看望一个女友。这个女友的爱人是一个中国人，在共产国际工作。李莎一进门，一眼看到沙发上坐着一个30多岁的中国青年。个子高大、密发蓬松，清瘦的脸上镶着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彬彬有礼，笑容可掬。“这是李明。”女友向李莎作介绍。这时，李明向她投来热情的目光。
共同的理想缩短了陌生人间的距离，从此，不同肤色的异国青年成了好朋友。每逢周末，李莎就和中国朋友们一起郊游、划船。
一次，还是在那个女友家里，李莎听到有人问：“立三今天会来吗？”她顿时反问：“怎么，李立三在苏联？他什么时候来的？”这句话惹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李立三就是李明呀！你同他那么好，还会不知道？”李莎一时愣住了，李明就是李立三？这个待人和蔼、谦虚可敬的人怎么会是机会主义分子？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像潮水似地涌上她的心房。
那时的莫斯科，很多人一听到李立三的名字，就马上警惕起来，离他远远的，唯恐沾上“机会主义”的病毒。但几个月的相处，李莎真切感受到，这个人不管叫李明也好，叫李立三也好，都是个正直可爱的青年。
李莎有时会去找李立三，而李立三也曾去过李莎家里，见过她的母亲和兄嫂，这样经过将近一年的相处，他们之间已经产生了感情。李莎喜爱鲜花，当时的李立三买不起，他常常为此感到遗憾；李莎喜欢看话剧、芭蕾舞和音乐会，李立三就陪她去。看话剧，李莎曾担心他看不懂，但出乎意料的是，李立三看得津津有味。然而，他对古典交响乐十分陌生，在音乐会上有时也会打瞌睡，可只要是李莎喜欢的，他每次必到。
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李立三毫无隐瞒，他身上那种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和惊人的意志力吸引住了李莎。在她的眼里，李立三有着中国人特有的含蓄自制的性格，但也正是这种微妙的表达方式使她触摸到了那内在的激情与火焰。李莎知道他当时受打击和排挤，很多人都不敢和他交往，但是她并不把这个放在心上。她知道自己爱的是这个人而不是什么革命领导者。
李莎虽然与李立三相爱了，但却不敢考虑婚姻问题。两人年龄上存在较大差距，加上李莎考上了莫斯科外语师范学院，同时她又担心李立三随时可能回国，丢下她自己。她听说不少俄国姑娘嫁给外国革命者，还没有一个人被带回国去。对此，李立三向她表白：“你和我结合应该明白，我是一个革命家。对我来说，革命永远是第一，家庭只能是第二。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李立三的干劲、魄力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令李莎心动。他锲而不舍、一往情深的追求促使她不再犹豫，作出相伴终生的無悔决定。
听说李莎要和李立三结婚，不少亲戚朋友都表示不理解甚至是反对，只有李莎的妈妈没说什么，她支持女儿的婚姻，也能理解女儿的选择。由于母亲的出面，亲友不便再加阻拦。婚期临近，母亲这才不安地对中国女婿说：“我的女儿可是什么嫁妆也没有呀！”李立三笑着摊开双手，回敬他十分慈善的俄国岳母：“您看我也是什么聘礼也没有呵！”“我们都是标准的无产者！”李莎的哥哥在一旁风趣地说。
1936年2月，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留克斯公寓七层楼上的一间14平方米的房间里，这对异国情侣举行了俭朴的婚宴。陈云、欧阳钦及《救国时报》的十几位中国同志参加了这个吃中国菜的婚宴。随后，李立三还在李莎母亲那里宴请了李莎的家人和亲友。
多年以后，李莎仍对自己的这个决定表示认同。她说：“年轻人不善于多想长远的事情，最重要的还是眼前的生活，顾不得那么许多了！”李莎晚年珍藏着他们婚后的通信，那些情意深长的话语是她终身不能忘怀的——“亲爱的，我无限爱戴的您：最近一段时间，我心里只有一个思念，我就是想尽早看到你。我收到你的来信不仅不使我不高兴，相反今天我感到幸福得不得了。亲爱的，我简直是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形容我的情感……” 丈夫与团籍之间的选择
斯大林的时代到来了。那是1934年的冬天，苏联掀起了著名的“肃反”运动，许多革命元老、红军将领被戴上“反党托派”“反革命”“外国间谍”的帽子，锒铛入狱或遭到枪决。于是，成千上万的人受到迫害，被监禁劳改，或葬身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大批居住在苏联的共产国际的外国人也不能幸免，像李立三这样本来就戴着“机会主义者”帽子的人早已被列入“黑名单”。
1938年2月23日凌晨，一队全副武装的苏联军警闯进了李立三住的共产国际留克斯公寓，他们脚下的马靴撞击地面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响。有人在敲门，李立三打开房门，几名军警闯进来。其中一名头头斜睨着李立三问：“你就是李立三？”“是的，我就是！”李立三用俄语回答。“你被捕了，穿好衣服，跟我们走！”那个头头出示了逮捕证。李立三摘下手上的瑞士表交给李莎，换上一身旧衣服。几名军警一拥而上，强行推他出门。李莎猛撲过来，护住李立三，大声分辩：“你们凭什么抓人？他是个好人，他没罪！”李立三早已预料到会有这一天，他平静地对妻子说：“李莎，我是清白的。我没有做过对不起苏联人民和对不起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请你把这些话转告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李莎强抑住泪水，冲出房门，把李立三的话一字不漏地记在纸上。她敲开隔壁中共代表陈潭秋的门，用颤抖的声音告诉他：“李立三被捕了！”并将纸条交给陈潭秋。第二天一早，有关人员将李莎撵出留克斯公寓，让她搬进院子里一个阴森、窄小的房间里。这是苏联“肃反”中被捕人员家属的集体宿舍。
然而，对李莎的株连并未到此结束。她所在的学院团支部书记把她叫到办公室，态度强硬地说：“你丈夫是一个外国特务，是人民的敌人，你是一个共青团员，必须同他划清界限、脱离关系！”几天以后，学院团组织召开了全体团员大会。临散会时，大会主席逼着李莎当场表态，在团籍和丈夫之间作出选择：“是要团籍，还是要丈夫？”
这是艰难的抉择，但李莎下定了决心：“我和李立三共同生活了两年，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可疑的行为，他是无罪的，我等待对他的审判结果！！”倔强的李莎眼中含着泪花，默默地掏出团证，轻轻放在主席台的桌子上，头也不回地走了。
李莎不知道丈夫被关在哪里，没有一点他的消息。在家里，她拒绝了亲友善意的劝告，她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要找到他、解救他。整整四个月，李莎冒着严寒跑遍了莫斯科的每一个监狱。每个监狱都排着长长的队，李莎到每个监狱去询问他是否被关在那里，得到的答复都说“没有这个人”或“已经转到别处去了”。在寻找丈夫的过程中，李莎时常听到各种关于囚犯被处死或流放的消息，这些传闻令她心惊胆寒。每次从监狱出来，她就在街上徘徊到深夜，心中充满着悲伤和绝望。
终于有一天，当她来到一个叫塔卡干的监狱，老看守翻了好一阵本子，然后用低沉的声音告诉她：“有这个人，以后可以按月给他送些钱来。”找到了丈夫，她的心里是多么狂喜啊。虽然自己每个月只有250个卢布的助学金，而且还要管母亲的生活，但在监狱里的丈夫更需要关爱。李莎每个月拿出50个卢布给李立三，还时常买些食物如西红柿、胡萝卜、洋葱等新鲜蔬菜送去。对当时远离祖国、身陷囹圄的李立三来说，这微薄的50卢布所带来的不只是生活上的改善，而且是一份来自挚爱的亲人的思念，其中包含着无限的信任、支持和坚贞的爱。后来李立三提起这段日子，总是说，假如没有夫人李莎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他就可能熬不过来。
李立三蹲了将近两年的监狱，肃反委员会实在查不出他有什么反革命罪行。加之来苏联医治臂伤的周恩来知道李立三的情况后，为了援救战友，周恩来不避嫌疑，多次与苏联当局交涉此事，他们不得不释放李立三。
1939年11月4日晚上，忙碌了一天的李莎刚刚躺到床上，突然听见门铃骤响。“这么晚了，谁会来呢？”她这么嘀咕着，下床打开房门。一名内务部的官员站在门口望着李莎微笑着问：“您就是李莎同志吗？”李莎觉得这话有些意外，因为自从李立三被捕后，很少有人称她“同志”，她木然地点头。“我给您送来了十月革命的礼物。”那名官员说完，闪身一旁，在他的身后站着李立三。“亲爱的，是你！”李莎喜出望外，猛扑过来，紧紧地拥抱住李立三，泪水流过面颊。晚年，她回忆起这个场面，说：“这是我一生中最欢喜的时刻。”
黑色岁月烙下永远的痛
1945年12月31日，李立三应召去苏联对外联络部谈话，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潘友新兴奋地告诉李立三：“你已当选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而且得票相当可观，名列当选委员的第14位，祝贺你！”并且无条件地准许李立三回国。李立三激动不已，夜不能寐，一遍又一遍地对李莎说：“亲爱的，我得回中国去，回到我的祖国去！”“回去吧，我支持你！过一段时间，我带着女儿也去中国。”李莎这样说着，眼泪流了下来。
新年过后，归心似箭的李立三打点行装，办好手续，暂别妻女，乘上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启程回国了。15年屈辱的侨居国外的生活从此结束。
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以后，特别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大跃进”之后，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中苏两国的“蜜月”即将结束。作为当时不仅是苏联公民，而且是中共华北局书记李立三的妻子——李莎来说，她的处境要困难得多。同其他苏联专家相比，李莎在许多问题上，特别是在与意识形态有关的问题上，多半是按照“沉默是金”的原则行事。
1956年夏天，庐山会议传出“李立三是里通外国分子”之谣言，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李立三1938年被捕坐牢一事大做文章，更有甚者，说李莎是苏修特务，连长女英男也被说有修正主义言论，有人竟以中央名义强令李立三与李莎离婚。面对这一切，李立三如雷轰顶。
有道是，知妻莫若夫，李立三最了解他的李莎。他满怀义愤，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力诉李莎是他的志同道合者，对革命从未有二心，对社会主义中国满腔热爱、忘我工作。周恩来很关心李立三的问题，也很了解他的为人和坎坷经历。他亲自找李立三谈话，建议如果不愿和李莎离婚，就一定要让她加入中国籍。李立三欣然接受，并动员李莎作出申请。 李莎对赫鲁晓夫一些做法和反华勾当是很不满意的，但是她对俄罗斯祖国是深深眷恋的；另一方面，她对中国共产党和李立三是高度信任的，多年培养起来的感情也是深厚的。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在认识到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她毅然决定放弃自己祖国的国籍，于1964年的夏天交出手中的苏联护照，加入了中国籍，表达了她对李立三坚贞不渝的感情。同年，经周恩来批准，李莎正式成为中国公民。中央调查组也没有发现她“和苏修有联系”的任何证据。“李莎问题”暂告一段落。
尽管如此，也没能抵挡得住更大灾难的袭击——“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李立三首当其冲，作为“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接受群众的批斗，红卫兵小将对这位“黑帮”更是集中火力。戴高帽、游街、“坐飞机”，成了李立三的家常便饭。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黑色岁月，李莎以惊人的耐力迎对这一切，尽一个妻子的所能去安慰和理解丈夫，她主动要求陪斗，以争得保护与照顾丈夫的机会，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
1967年6月19日，李立三被造反派从家中带走。两天后华北局的一次批斗会上，李莎被迫站在台上，没想到在台上却见到了丈夫。他面色苍白、消瘦不堪，步履十分艰难。两人站在一起，却不能说话。散会后，李莎快步向前，拉住丈夫的手，扶他出门。李立三说口渴，李莎连忙找到水壶，把一杯开水送到他嘴边。老夫妻面面相对，百感交集，但只能用目光相互勉励和安慰。他们被押上汽车后，李莎心里产生了一丝希望：莫非会让他们一起回家了？但是，汽车开到府右街，“嘎”地停下，坐在前排的人向她喊了一声：“出来！”李莎试图抗议，却硬被拽出去。李立三伸出手来和她告别，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你多保重！”车门被猛然关掉，李莎站在路旁，深沉地望着快速驶走的汽车，心中充满了无限痛苦……她万万没有想到，这是她和心爱的丈夫最后一次会面。
第二天，李莎也被赶下了“修正主义讲台”，被赶出香山住宅，扭送到公安部，关进秦城监狱单人牢房。女儿英男、雅兰也以“谈话”为名，被骗到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软禁起来，同年10月被正式逮捕转入秦城监狱。据李莎回忆，她的逮捕证是谢富治签署的，在1968年审讯高潮期间，谢还亲临现场督阵，表明了中央文革小组对此案的重视。九年后，她才从女儿英男口中得知——就在她入狱的当天下午，李立三在身体的病痛和精神的压力再也支持不住的境况下，愤然吞服大量安眠药，又没得到及时救治而逝世。
李立三的冤案终于在1975年得到平反。在1980年的追悼会上，中共中央充分肯定了他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贡献，并指出他是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李立三一家彻底得到平反。
劫后余生的李莎，深刻理解与同情饱经忧患的中国，她只觉得中国再度获得解放，亟待有志之士去修复、去振兴，中国俄语教育正渴盼重整旗鼓。对中国至死不渝的热爱与革命者的责任使得李莎青春与活力再度焕发，她在晚年又激情喷涌地投身于她心爱的俄语教学事业。
责任編辑 王碧清
李立三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共和国工运先驱，又是一位一生坎坷、几经浮沉的坚强勇士，他曾和刘少奇一起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担任过上海总工会委员长，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他还参与并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一度成为中国革命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他的夫人李莎是我国著名的俄语教学专家，为中国的教育事业辛勤耕耘了半个多世纪。
李莎为了追随爱情而来到中国，又为了忠于爱情而加入中国国籍。在中国这片热土上，她的感情和事业都深深扎根并结下硕果。晚年，这位“中国俄语教母”生前谈起自己的“跨国之恋”与“中国情结”，她一次次表示无悔当初的选择。
嫁给“犯了错误”的外国人
1914年，李莎出生在古老的俄罗斯巴拉绍斯基县。她从小就产生了“为革命”的信念。早在10岁的时候，她就劝说妈妈摘掉挂在墙上的圣像，14岁便投身革命；17岁从莫斯科出版印刷技术学校毕业时，又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号召支援西伯利亚建设，被分配到前苏联远东哈巴洛夫斯克边区出版社做版面设计工作。
有一天，她在校对一本书单。蓦地，一个书名映入了她的眼帘：《反对列宁主义的斗争》。当时，她吓懵了，共产国际出版的书，怎么会反对列宁呢？她连忙拿起书单，一路小跑，找到出版社的负责人。原来这是从一本中国读物翻译过来的，一个粗心的翻译把“立三主义”译成了“列宁主义”。“‘立三主义’是什么主义？”年轻的姑娘心中充满了疑问。
不久，从一个朋友那里，李莎得知了“立三”就是李立三，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曾经犯过“大错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说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也应该有一定年纪了吧。”就这样，“李立三”这个名字开始留在她的脑海里。
两年后的一个冬日，李莎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去看望一个女友。这个女友的爱人是一个中国人，在共产国际工作。李莎一进门，一眼看到沙发上坐着一个30多岁的中国青年。个子高大、密发蓬松，清瘦的脸上镶着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彬彬有礼，笑容可掬。“这是李明。”女友向李莎作介绍。这时，李明向她投来热情的目光。
共同的理想缩短了陌生人间的距离，从此，不同肤色的异国青年成了好朋友。每逢周末，李莎就和中国朋友们一起郊游、划船。
一次，还是在那个女友家里，李莎听到有人问：“立三今天会来吗？”她顿时反问：“怎么，李立三在苏联？他什么时候来的？”这句话惹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李立三就是李明呀！你同他那么好，还会不知道？”李莎一时愣住了，李明就是李立三？这个待人和蔼、谦虚可敬的人怎么会是机会主义分子？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像潮水似地涌上她的心房。
那时的莫斯科，很多人一听到李立三的名字，就马上警惕起来，离他远远的，唯恐沾上“机会主义”的病毒。但几个月的相处，李莎真切感受到，这个人不管叫李明也好，叫李立三也好，都是个正直可爱的青年。
李莎有时会去找李立三，而李立三也曾去过李莎家里，见过她的母亲和兄嫂，这样经过将近一年的相处，他们之间已经产生了感情。李莎喜爱鲜花，当时的李立三买不起，他常常为此感到遗憾；李莎喜欢看话剧、芭蕾舞和音乐会，李立三就陪她去。看话剧，李莎曾担心他看不懂，但出乎意料的是，李立三看得津津有味。然而，他对古典交响乐十分陌生，在音乐会上有时也会打瞌睡，可只要是李莎喜欢的，他每次必到。
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李立三毫无隐瞒，他身上那种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和惊人的意志力吸引住了李莎。在她的眼里，李立三有着中国人特有的含蓄自制的性格，但也正是这种微妙的表达方式使她触摸到了那内在的激情与火焰。李莎知道他当时受打击和排挤，很多人都不敢和他交往，但是她并不把这个放在心上。她知道自己爱的是这个人而不是什么革命领导者。
李莎虽然与李立三相爱了，但却不敢考虑婚姻问题。两人年龄上存在较大差距，加上李莎考上了莫斯科外语师范学院，同时她又担心李立三随时可能回国，丢下她自己。她听说不少俄国姑娘嫁给外国革命者，还没有一个人被带回国去。对此，李立三向她表白：“你和我结合应该明白，我是一个革命家。对我来说，革命永远是第一，家庭只能是第二。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李立三的干劲、魄力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令李莎心动。他锲而不舍、一往情深的追求促使她不再犹豫，作出相伴终生的無悔决定。
听说李莎要和李立三结婚，不少亲戚朋友都表示不理解甚至是反对，只有李莎的妈妈没说什么，她支持女儿的婚姻，也能理解女儿的选择。由于母亲的出面，亲友不便再加阻拦。婚期临近，母亲这才不安地对中国女婿说：“我的女儿可是什么嫁妆也没有呀！”李立三笑着摊开双手，回敬他十分慈善的俄国岳母：“您看我也是什么聘礼也没有呵！”“我们都是标准的无产者！”李莎的哥哥在一旁风趣地说。
1936年2月，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留克斯公寓七层楼上的一间14平方米的房间里，这对异国情侣举行了俭朴的婚宴。陈云、欧阳钦及《救国时报》的十几位中国同志参加了这个吃中国菜的婚宴。随后，李立三还在李莎母亲那里宴请了李莎的家人和亲友。
多年以后，李莎仍对自己的这个决定表示认同。她说：“年轻人不善于多想长远的事情，最重要的还是眼前的生活，顾不得那么许多了！”李莎晚年珍藏着他们婚后的通信，那些情意深长的话语是她终身不能忘怀的——“亲爱的，我无限爱戴的您：最近一段时间，我心里只有一个思念，我就是想尽早看到你。我收到你的来信不仅不使我不高兴，相反今天我感到幸福得不得了。亲爱的，我简直是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形容我的情感……” 丈夫与团籍之间的选择
斯大林的时代到来了。那是1934年的冬天，苏联掀起了著名的“肃反”运动，许多革命元老、红军将领被戴上“反党托派”“反革命”“外国间谍”的帽子，锒铛入狱或遭到枪决。于是，成千上万的人受到迫害，被监禁劳改，或葬身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大批居住在苏联的共产国际的外国人也不能幸免，像李立三这样本来就戴着“机会主义者”帽子的人早已被列入“黑名单”。
1938年2月23日凌晨，一队全副武装的苏联军警闯进了李立三住的共产国际留克斯公寓，他们脚下的马靴撞击地面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响。有人在敲门，李立三打开房门，几名军警闯进来。其中一名头头斜睨着李立三问：“你就是李立三？”“是的，我就是！”李立三用俄语回答。“你被捕了，穿好衣服，跟我们走！”那个头头出示了逮捕证。李立三摘下手上的瑞士表交给李莎，换上一身旧衣服。几名军警一拥而上，强行推他出门。李莎猛撲过来，护住李立三，大声分辩：“你们凭什么抓人？他是个好人，他没罪！”李立三早已预料到会有这一天，他平静地对妻子说：“李莎，我是清白的。我没有做过对不起苏联人民和对不起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请你把这些话转告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李莎强抑住泪水，冲出房门，把李立三的话一字不漏地记在纸上。她敲开隔壁中共代表陈潭秋的门，用颤抖的声音告诉他：“李立三被捕了！”并将纸条交给陈潭秋。第二天一早，有关人员将李莎撵出留克斯公寓，让她搬进院子里一个阴森、窄小的房间里。这是苏联“肃反”中被捕人员家属的集体宿舍。
然而，对李莎的株连并未到此结束。她所在的学院团支部书记把她叫到办公室，态度强硬地说：“你丈夫是一个外国特务，是人民的敌人，你是一个共青团员，必须同他划清界限、脱离关系！”几天以后，学院团组织召开了全体团员大会。临散会时，大会主席逼着李莎当场表态，在团籍和丈夫之间作出选择：“是要团籍，还是要丈夫？”
这是艰难的抉择，但李莎下定了决心：“我和李立三共同生活了两年，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可疑的行为，他是无罪的，我等待对他的审判结果！！”倔强的李莎眼中含着泪花，默默地掏出团证，轻轻放在主席台的桌子上，头也不回地走了。
李莎不知道丈夫被关在哪里，没有一点他的消息。在家里，她拒绝了亲友善意的劝告，她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要找到他、解救他。整整四个月，李莎冒着严寒跑遍了莫斯科的每一个监狱。每个监狱都排着长长的队，李莎到每个监狱去询问他是否被关在那里，得到的答复都说“没有这个人”或“已经转到别处去了”。在寻找丈夫的过程中，李莎时常听到各种关于囚犯被处死或流放的消息，这些传闻令她心惊胆寒。每次从监狱出来，她就在街上徘徊到深夜，心中充满着悲伤和绝望。
终于有一天，当她来到一个叫塔卡干的监狱，老看守翻了好一阵本子，然后用低沉的声音告诉她：“有这个人，以后可以按月给他送些钱来。”找到了丈夫，她的心里是多么狂喜啊。虽然自己每个月只有250个卢布的助学金，而且还要管母亲的生活，但在监狱里的丈夫更需要关爱。李莎每个月拿出50个卢布给李立三，还时常买些食物如西红柿、胡萝卜、洋葱等新鲜蔬菜送去。对当时远离祖国、身陷囹圄的李立三来说，这微薄的50卢布所带来的不只是生活上的改善，而且是一份来自挚爱的亲人的思念，其中包含着无限的信任、支持和坚贞的爱。后来李立三提起这段日子，总是说，假如没有夫人李莎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他就可能熬不过来。
李立三蹲了将近两年的监狱，肃反委员会实在查不出他有什么反革命罪行。加之来苏联医治臂伤的周恩来知道李立三的情况后，为了援救战友，周恩来不避嫌疑，多次与苏联当局交涉此事，他们不得不释放李立三。
1939年11月4日晚上，忙碌了一天的李莎刚刚躺到床上，突然听见门铃骤响。“这么晚了，谁会来呢？”她这么嘀咕着，下床打开房门。一名内务部的官员站在门口望着李莎微笑着问：“您就是李莎同志吗？”李莎觉得这话有些意外，因为自从李立三被捕后，很少有人称她“同志”，她木然地点头。“我给您送来了十月革命的礼物。”那名官员说完，闪身一旁，在他的身后站着李立三。“亲爱的，是你！”李莎喜出望外，猛扑过来，紧紧地拥抱住李立三，泪水流过面颊。晚年，她回忆起这个场面，说：“这是我一生中最欢喜的时刻。”
黑色岁月烙下永远的痛
1945年12月31日，李立三应召去苏联对外联络部谈话，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潘友新兴奋地告诉李立三：“你已当选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而且得票相当可观，名列当选委员的第14位，祝贺你！”并且无条件地准许李立三回国。李立三激动不已，夜不能寐，一遍又一遍地对李莎说：“亲爱的，我得回中国去，回到我的祖国去！”“回去吧，我支持你！过一段时间，我带着女儿也去中国。”李莎这样说着，眼泪流了下来。
新年过后，归心似箭的李立三打点行装，办好手续，暂别妻女，乘上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启程回国了。15年屈辱的侨居国外的生活从此结束。
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以后，特别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大跃进”之后，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中苏两国的“蜜月”即将结束。作为当时不仅是苏联公民，而且是中共华北局书记李立三的妻子——李莎来说，她的处境要困难得多。同其他苏联专家相比，李莎在许多问题上，特别是在与意识形态有关的问题上，多半是按照“沉默是金”的原则行事。
1956年夏天，庐山会议传出“李立三是里通外国分子”之谣言，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李立三1938年被捕坐牢一事大做文章，更有甚者，说李莎是苏修特务，连长女英男也被说有修正主义言论，有人竟以中央名义强令李立三与李莎离婚。面对这一切，李立三如雷轰顶。
有道是，知妻莫若夫，李立三最了解他的李莎。他满怀义愤，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力诉李莎是他的志同道合者，对革命从未有二心，对社会主义中国满腔热爱、忘我工作。周恩来很关心李立三的问题，也很了解他的为人和坎坷经历。他亲自找李立三谈话，建议如果不愿和李莎离婚，就一定要让她加入中国籍。李立三欣然接受，并动员李莎作出申请。 李莎对赫鲁晓夫一些做法和反华勾当是很不满意的，但是她对俄罗斯祖国是深深眷恋的；另一方面，她对中国共产党和李立三是高度信任的，多年培养起来的感情也是深厚的。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在认识到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她毅然决定放弃自己祖国的国籍，于1964年的夏天交出手中的苏联护照，加入了中国籍，表达了她对李立三坚贞不渝的感情。同年，经周恩来批准，李莎正式成为中国公民。中央调查组也没有发现她“和苏修有联系”的任何证据。“李莎问题”暂告一段落。
尽管如此，也没能抵挡得住更大灾难的袭击——“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李立三首当其冲，作为“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接受群众的批斗，红卫兵小将对这位“黑帮”更是集中火力。戴高帽、游街、“坐飞机”，成了李立三的家常便饭。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黑色岁月，李莎以惊人的耐力迎对这一切，尽一个妻子的所能去安慰和理解丈夫，她主动要求陪斗，以争得保护与照顾丈夫的机会，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
1967年6月19日，李立三被造反派从家中带走。两天后华北局的一次批斗会上，李莎被迫站在台上，没想到在台上却见到了丈夫。他面色苍白、消瘦不堪，步履十分艰难。两人站在一起，却不能说话。散会后，李莎快步向前，拉住丈夫的手，扶他出门。李立三说口渴，李莎连忙找到水壶，把一杯开水送到他嘴边。老夫妻面面相对，百感交集，但只能用目光相互勉励和安慰。他们被押上汽车后，李莎心里产生了一丝希望：莫非会让他们一起回家了？但是，汽车开到府右街，“嘎”地停下，坐在前排的人向她喊了一声：“出来！”李莎试图抗议，却硬被拽出去。李立三伸出手来和她告别，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你多保重！”车门被猛然关掉，李莎站在路旁，深沉地望着快速驶走的汽车，心中充满了无限痛苦……她万万没有想到，这是她和心爱的丈夫最后一次会面。
第二天，李莎也被赶下了“修正主义讲台”，被赶出香山住宅，扭送到公安部，关进秦城监狱单人牢房。女儿英男、雅兰也以“谈话”为名，被骗到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软禁起来，同年10月被正式逮捕转入秦城监狱。据李莎回忆，她的逮捕证是谢富治签署的，在1968年审讯高潮期间，谢还亲临现场督阵，表明了中央文革小组对此案的重视。九年后，她才从女儿英男口中得知——就在她入狱的当天下午，李立三在身体的病痛和精神的压力再也支持不住的境况下，愤然吞服大量安眠药，又没得到及时救治而逝世。
李立三的冤案终于在1975年得到平反。在1980年的追悼会上，中共中央充分肯定了他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贡献，并指出他是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李立三一家彻底得到平反。
劫后余生的李莎，深刻理解与同情饱经忧患的中国，她只觉得中国再度获得解放，亟待有志之士去修复、去振兴，中国俄语教育正渴盼重整旗鼓。对中国至死不渝的热爱与革命者的责任使得李莎青春与活力再度焕发，她在晚年又激情喷涌地投身于她心爱的俄语教学事业。
责任編辑 王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