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1月18日至12月初，余程万率虎贲师8000余名官兵坚守常德，与3万多日寇浴血拼杀，以全师仅83人生还的巨大牺牲，牢牢牵制了日军主力，为援军合围赢得了主动。为了纪念常德会战，余程万派两个部下到重庆张恨水的茅屋内，恳请他写虎贲师的壮烈事迹。张恨水欣然接受。他经过深入、细致、严谨的调查采访，掌握了丰富的感人事迹，一改他写言情小说时的虚构手法，以浓郁的纪实文学风格叙写抗战中这光辉的一页。《虎贲万岁》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军事纪实小说，也是张恨水众多小说中一本罕见的、完全以真实资料为基础创作的作品。他在该书的自序中写道：“在南温泉夏季，白天是逼人的阳光，射进草屋檐下，热气蒸人。晚上坐在菜油灯下，蚊子像针管一样，在大腿上吸我的血。”可见先生是付出了巨大心血的。张恨水一生创作中长篇小说100多部，但在心里总是免不了有养家糊口的负担，独写《虎贲万岁》时，心里有的只是爱国情怀和民族责任。
　　《虎贲万岁》完稿时，余程万派人送来一笔颇为丰厚的酬金。尽管张恨水当时生活十分清贫，但他分文未收。只破例接受了余程万送来的一件礼物：一把缴获的日军战刀。张恨水说：“抗战胜利，国耻得雪，就是最好的酬谢。”
　　清华大学开创初期作为留美预备学校，学生主要学习欧美文化知识，谈吐着装都仿照西式，学校充满着浓浓的西方文化氛围。这天，大教室里坐满了学生，听说国学院新近聘请了一名海归导师，知识渊博，连梁启超都极力推崇。学生们不禁对这位导师神往不已。铃声一响，数百双眼睛齐刷刷地看着门口，只见进来一位身着棉布马褂，脚踩布履，脖间缠一条五尺围巾的“土秀才”。学生们张大了嘴巴。“土秀才”站在讲台上，放下书本，开始自我介绍：“同学们好，我是陈寅恪。”话音落下，学生们更加惊讶，他们有些不相信眼前这土得掉渣儿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陈寅恪。陈寅恪扫了大家一眼，在众人怀疑的目光中开始了他的课程。在这节课里，他给学生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一出口就用了20种语言，听得学生目瞪口呆。接着谈到欧洲文化的时候，他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讲得一清二楚。这时，学生们才相信了这位“土秀才”的确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师。
　　最后，陈寅恪说：“我们的国家曾经被侵略过。但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我不穿洋装，就是为了记住，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要让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下去。”从此，清华大学的国学风日盛。
　　1952年3月，上海电影厂决定将京剧大师周信芳主演的《宋士杰》搬上银幕。导演在给他说戏时问：“您认为宋士杰这个人物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周信芳脱口而出：“老辣。宋士杰既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物，同时又是一名刀吏，由于在官场混过，他既有豪爽侠义的一面，又有桀骜世故和狡黠的一面。”導演在听了周信芳的分析后，叫道：“我断定，这部戏成了！”
　　说归说，但到了具体拍摄时，两个人在一个细节上还是产生分歧。按常规，演员都喜欢让导演为自己多拍一些正面镜头，多拍些近景和特写，但周信芳与众不同，他只根据剧情的需要，该拍背影的时候，一定要拍背影。一次，导演按照分镜头剧本，需要给周信芳拍一组背影镜头，但考虑他是名角，就决定另做打算改拍成正面镜头。在与周信芳商量时，周信芳说：“我们这是在搞艺术，不是在玩过家家，不能为了我个人的所谓名气，就擅自修改剧情，这样做很不严肃。无论从整个剧情看，还是从现在拍这几个分镜头看，主戏都不在我身上，我就应当拍个背面嘛！来，开拍，这有什么好为难的。”说着，就站到了属于自己的配角位置上。
　　经常有记者采访“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对于记者的采访稿，袁隆平每次都要认真审阅，并经常会就一些细节与记者较真。一次，一位记者带着清样请袁隆平审定。为了写好这篇文章，记者下足了功夫，字字推敲，句句斟酌，文稿也通过了层层审核。记者本以为请袁隆平审定不过是走个程序。可是，出乎他的意料，袁隆平拿到稿子后，竟然端端正正地坐在书桌前，一字不漏地阅读起来，一会儿点点头，一会儿又摇摇头。
　　记者一阵紧张，心想：“难道文稿有什么问题？不应该呀！领导都已经审核过了呀！”觉察到记者的不安，袁隆平抬起头，安慰他：“小伙子，别怕，写文章您是老师。只是，有几个小地方还要商榷。你看，这一句，‘我梦见谷粒像花生那样大’。怎么可能呢？谷粒怎么长也不会像花生那样大，我记得我当时的原话应该是‘像花生米那样大’。”听袁隆平这样说，记者不以为然，忍不住问：“这样写不更好吗？不是更能突出您的梦想吗？”袁隆平笑了：“凡事都得讲科学，得实事求是。别看花生和花生米只是一字之差，差了一个字，梦想就变成了空想。这个米字，还真不能去掉。”记者忍不住为先生的较真拍手叫好。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