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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礼伟教授简介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与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暨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广东人文学会副会长，时事评论员，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祖籍：广东省汕头市；出生地：江西省井冈山市；现居广州。
英文中用单词“class”来统称阶级或阶层，国外关于class的研究非常多，相关学者对class的理解也是多种维度的，比如像生活方式，即社会成员拥有什么样的生活习惯与品位；社会地位，即作为某个阶层的成员受人尊重的程度；同时class也意味着这样一个群体，他们通常会采取集体行动，来塑造自己的集体命运。因此在国外存在阶层，也可能存在阶级。
尽管在英文中只用单词“class”来统称“阶级”或“阶层”，但是在中文中阶级和阶层的含义并不相同。阶级有较强的政治性，有强烈的政治对抗涵义，带有主观认同和主观意识，甚至一个阶级还需要有自己的观念内核，比较核心的意识形态，如果一个社会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具有了一个相同的阶级意识，那么我们说这一群人是一个阶级；而阶层是一个社会分层，阶层是以社会客观指标来描述的一个概念，它往往从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价值观念等方面来考察。
中国目前有阶层但无阶级。中国阶级的发育远未成熟，阶级意识不浓厚，未形成共同的核心观念；但是从划分阶层的经济收入这个指标来看，目前中国有中等收入人群，这些人大部分属于社会的中等阶层。随便一个人，往上看看，如果还有一些人在他上面，往下看看，还有一些人经济、社会地位不如他，那他就是属于社会中等阶层。
中国中等阶层未成熟
西方近代以来，经历了从等级社会到阶级社会，从阶级社会到阶层社会的过程。英语中的“middle class”我们译为“中产阶级”，但是它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有不同的理解。“middle class”最初出现的时候，并没有“中产”的意思，而是“中等”的意思。当19世纪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也提出“middle class”这个概念，他认为“class”指社会群体和生产资料的距离，离生产资料最近的那群人掌握生产资料，这群人叫“资产阶级”；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不直接掌握生产资料，但是他们是资产阶级的附庸，这就是middle class。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讲中产阶级这个“产”，不仅只是生产资料，比如现在西方国家的政客要降低中产阶级的税收，这里的“中产阶级”就是指中等收入人群。
现代社会关于中等阶层的划分标准是多维的，在阶层划分方面有许多学者作出贡献，比如马克思·韦伯认为，社会阶层的划分有三个维度：财富、权力、声望。在西方社会有些宗教神职人员，虽然没钱，甚至很穷，但他们有地位、有声望，所以仍然属于社会的中等阶层。安东尼·吉登斯通过三种市场能力来划分阶层：掌握生产资料的市场能力、掌握教育与技能的市场能力和出卖体力的市场能力。而中国学界常用职业、收入、消费与生活方式、主观认同来作为划分阶层的标准。
中等阶层内涵中还包括一类人：没有中等收入或者暂时没有。比如大学生，他们具有中等阶层意识，主观认同上属于中等阶层，包括NGO（非政府组织）的一些人，有的没有财政支持，工作起来很辛苦，但是他们也属于中等阶层，因为这个行业受人尊敬，他们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是很先进的工作，为此有自豪感，社会声望高，这也是中等阶层。
有几个国外学者讲到，中国的近代史是从宋朝开始的，因为那个时候出现了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市民阶层。一部《水浒传》也可以为这个论述作注脚，这部小说就是中等阶层的生活史，里面的小公务员宋江、小财主晁盖、小知识分子吴用，都属于中等阶层。当代的很多现象也具有中等阶层标签，比如《江南style》中唱道：“思想比肌肉更加发达的男子汉，就算喝咖啡也是干杯的男子汉，到了晚上就会心似爆炸的男子汉。”这是文雅又粗俗的城市中等阶层文化，是一个很典型的中等阶层文化的缩影。
就中等阶层而言，中国中等阶层的发育还未成熟，因为中国存在大量的中等阶层人士，这些人士在职业上属于中产，在收入上未必属于中产，比如白领一般被划分为中产阶层，白领的职业属于中产，但收入未必属于中产；有的人收入属于中产，但他们的职业未必属于中产；有的人财产属于中产，但生活方式未必属于中产，比如生活比较粗俗的暴发户；还有一些人在他们的消费品位、收入、职业等客观条件上都属于中产，但是他们在主观上没有这方面的自觉，甚至他们不认为自己是中产，没有对这个阶层的自我认同感。
在中国，十六大报告中就已经提出，我国要大力发展中等收入阶层，到十八大结束后，新一届常委和媒体见面会，习近平总书记讲过这么一段话：“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更好的教育，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这完全是中等阶层的一个很主要的期盼，习总书记的这一番讲话就是“中国梦”很实在的注脚。
中等阶层正走下坡路
在经济领域，中等阶层是消费的引擎，是我国今后持续发展的动力；在政治领域，社会中等阶层维护社会秩序，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中等阶层是社会发展的推动者，他们具有独立的个性，较高的知识和能力，对社会发展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中等阶层是既得利益者，它处在社会中层，它在社会当中收获了财富、地位、声望等社会资本；中等阶层是现有秩序坚定的维护者，他们的利益主要来源于市场，凭借知识、能力去竞争，获取利益，自觉维护愿赌服输的市场规则。
如果一个社会或国家的中等阶层比较弱，并不是社会的主体，我们会看到比较复杂的现象，譬如激进的倾向、极端主义的倾向。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和塞默尔·马丁·李普塞特在《政治人》中都认为，中等阶层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极端主义倾向。中等阶层在意大利选择了法西斯主义，在德国选择了纳粹主义，在日本选择了军国主义。这些极右翼社会运动都跟这些社会中等阶层有关。 《牛津英语词典》每年要选入一个年度英语词语，2011年的年度词语有一大批候选词语，比如“occupy（占领）”、“Arab Spring（阿拉伯之春）”均未被收入年度词语。当年被定为年度词语的竟然是“squeezed middle”（受尽挤压的夹心层），这表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2008年以来，社会中等阶层在走下坡路的过程中突然加速了，社会中等阶层在收入下降的同时，还要承担各种税，因为他们是纳税主体。他们又不想同下层人群一样拿救济金过日子，非要过体面的生活，所以他们要加班赚钱。但是国家用这些中等阶层难以承受的税收去救济不劳动的底层人，所以他们觉得不公平，经常干一些极端的事情。比如，美国软件工程师约瑟夫·斯塔克因抱怨税负过重，2010年2月18日驾机撞击得州税务局大楼。美国经济危机以来，因为有很多开支和投资，中等阶层的生活落差最大，所以他们成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主体。
日本从1955年起，每隔十年都会做一次社会阶层和社会流动的调查，其中发现一种现象，叫做“一亿总中流”，即社会上大部分人都自认为是中等阶层。2006年有本研究中等阶层的书，叫做《下流社会》，这本书认为“一亿总中流”的神话已不复存在，社会的中产阶层的比例正在下降，进入一个向下沉沦的趋势。这种趋势不止日本有，在比较密集的全球化兴起之后，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化的利益分配过程，西方国家的中等阶层的很多工作岗位都被外包了，残酷的产业竞争把一些发达国家的传统产业击垮，这些都造成西方社会中等阶层的惶恐。相反，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崛起，特别是中国、印度、印尼等人口大国，这些国家由于人口基数大，一旦一定的中等阶层的出现，这种中等阶层的生活方式对地球资源的使用将是一个大的挑战。
中国的非典型中等阶层
中国中等阶层的职业分布总体包括三个方面：党政部门、私人企业主，以及白领岗位。但中国存在大量的非典型中等阶层，西方中等阶层职业广泛但收入接近，而中国各职业间、职业内部收入差距悬殊。所以从职业上划分中国中等阶层，不够科学。
中国中等阶层在职业分布上的有一个现象叫做“国进民退”，即大量的中等阶层人士分布在跟体制有关部门里，对体制的依附性大，导致中国的中等阶层还未壮大，就已走向保守。
西方中等阶层多由劳动阶级转型成为中等阶层，但在中国很多劳动者的上升空间很小，或者步伐慢，过程不稳定。
中国的中等阶层在主观认同上比较低，因为中国人较低调，有些收入不能见光，很多人认为自己的地位不够稳固，在高医疗费用，高房价面前，很容易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收回去。
中国的阶层意识近乎于无，只有少部分人有清醒的阶层意识乃至阶级意识，比如在公共领域中踊跃发言者，他们有比较清醒的思考，有比较系统的社会变革主张。这些踊跃的中层人士总体上比较温和渐进，但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环境中，这种温和渐进的变革路线又和他们焦虑地希望尽快变革的心情矛盾地交织在一起。
中国的中等阶层还有个特点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在现实中都不会表现得像网络中那么突出，他们在网络空间上会表现得活跃。另外中国中等阶层参与政治，还有个特点，坐着的时间比较多，站起来的时间比较少。坐着就是在网络上参与，但是在具体的公共场合，循着体制渠道竞选人大代表，旁听人大会议的意见，相对还是比较少，坐着是普遍的一个特点。
另外就是中国社会中等阶层把持的网络空间里面，也存在一些不健康的现象。公共领域踊跃发言原本是为了追求真相，但是也会看到很多不真实的信息，都在网络空间存在。甘地曾说过：“手段的不纯洁，必然带来结果的不纯洁。”假如用一种捏造事实的手段去获取胜利的话，并不能保证未来会怎样。陈宜中先生曾对谣言作过辩护，他说：“谣言就是存在于人心深处的真相，是群体表达意愿的一种方式，是大众对抗官方宣传和官方谎言的有力武器，它不是事实，但远比事实更真。”网络上针对体制和官员的谣言，它可能在细节上不真，但在类型上大家认为是真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不认为这是恰当的方式。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与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暨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广东人文学会副会长，时事评论员，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祖籍：广东省汕头市；出生地：江西省井冈山市；现居广州。
英文中用单词“class”来统称阶级或阶层，国外关于class的研究非常多，相关学者对class的理解也是多种维度的，比如像生活方式，即社会成员拥有什么样的生活习惯与品位；社会地位，即作为某个阶层的成员受人尊重的程度；同时class也意味着这样一个群体，他们通常会采取集体行动，来塑造自己的集体命运。因此在国外存在阶层，也可能存在阶级。
尽管在英文中只用单词“class”来统称“阶级”或“阶层”，但是在中文中阶级和阶层的含义并不相同。阶级有较强的政治性，有强烈的政治对抗涵义，带有主观认同和主观意识，甚至一个阶级还需要有自己的观念内核，比较核心的意识形态，如果一个社会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具有了一个相同的阶级意识，那么我们说这一群人是一个阶级；而阶层是一个社会分层，阶层是以社会客观指标来描述的一个概念，它往往从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价值观念等方面来考察。
中国目前有阶层但无阶级。中国阶级的发育远未成熟，阶级意识不浓厚，未形成共同的核心观念；但是从划分阶层的经济收入这个指标来看，目前中国有中等收入人群，这些人大部分属于社会的中等阶层。随便一个人，往上看看，如果还有一些人在他上面，往下看看，还有一些人经济、社会地位不如他，那他就是属于社会中等阶层。
中国中等阶层未成熟
西方近代以来，经历了从等级社会到阶级社会，从阶级社会到阶层社会的过程。英语中的“middle class”我们译为“中产阶级”，但是它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有不同的理解。“middle class”最初出现的时候，并没有“中产”的意思，而是“中等”的意思。当19世纪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也提出“middle class”这个概念，他认为“class”指社会群体和生产资料的距离，离生产资料最近的那群人掌握生产资料，这群人叫“资产阶级”；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不直接掌握生产资料，但是他们是资产阶级的附庸，这就是middle class。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讲中产阶级这个“产”，不仅只是生产资料，比如现在西方国家的政客要降低中产阶级的税收，这里的“中产阶级”就是指中等收入人群。
现代社会关于中等阶层的划分标准是多维的，在阶层划分方面有许多学者作出贡献，比如马克思·韦伯认为，社会阶层的划分有三个维度：财富、权力、声望。在西方社会有些宗教神职人员，虽然没钱，甚至很穷，但他们有地位、有声望，所以仍然属于社会的中等阶层。安东尼·吉登斯通过三种市场能力来划分阶层：掌握生产资料的市场能力、掌握教育与技能的市场能力和出卖体力的市场能力。而中国学界常用职业、收入、消费与生活方式、主观认同来作为划分阶层的标准。
中等阶层内涵中还包括一类人：没有中等收入或者暂时没有。比如大学生，他们具有中等阶层意识，主观认同上属于中等阶层，包括NGO（非政府组织）的一些人，有的没有财政支持，工作起来很辛苦，但是他们也属于中等阶层，因为这个行业受人尊敬，他们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是很先进的工作，为此有自豪感，社会声望高，这也是中等阶层。
有几个国外学者讲到，中国的近代史是从宋朝开始的，因为那个时候出现了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市民阶层。一部《水浒传》也可以为这个论述作注脚，这部小说就是中等阶层的生活史，里面的小公务员宋江、小财主晁盖、小知识分子吴用，都属于中等阶层。当代的很多现象也具有中等阶层标签，比如《江南style》中唱道：“思想比肌肉更加发达的男子汉，就算喝咖啡也是干杯的男子汉，到了晚上就会心似爆炸的男子汉。”这是文雅又粗俗的城市中等阶层文化，是一个很典型的中等阶层文化的缩影。
就中等阶层而言，中国中等阶层的发育还未成熟，因为中国存在大量的中等阶层人士，这些人士在职业上属于中产，在收入上未必属于中产，比如白领一般被划分为中产阶层，白领的职业属于中产，但收入未必属于中产；有的人收入属于中产，但他们的职业未必属于中产；有的人财产属于中产，但生活方式未必属于中产，比如生活比较粗俗的暴发户；还有一些人在他们的消费品位、收入、职业等客观条件上都属于中产，但是他们在主观上没有这方面的自觉，甚至他们不认为自己是中产，没有对这个阶层的自我认同感。
在中国，十六大报告中就已经提出，我国要大力发展中等收入阶层，到十八大结束后，新一届常委和媒体见面会，习近平总书记讲过这么一段话：“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更好的教育，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这完全是中等阶层的一个很主要的期盼，习总书记的这一番讲话就是“中国梦”很实在的注脚。
中等阶层正走下坡路
在经济领域，中等阶层是消费的引擎，是我国今后持续发展的动力；在政治领域，社会中等阶层维护社会秩序，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中等阶层是社会发展的推动者，他们具有独立的个性，较高的知识和能力，对社会发展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中等阶层是既得利益者，它处在社会中层，它在社会当中收获了财富、地位、声望等社会资本；中等阶层是现有秩序坚定的维护者，他们的利益主要来源于市场，凭借知识、能力去竞争，获取利益，自觉维护愿赌服输的市场规则。
如果一个社会或国家的中等阶层比较弱，并不是社会的主体，我们会看到比较复杂的现象，譬如激进的倾向、极端主义的倾向。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和塞默尔·马丁·李普塞特在《政治人》中都认为，中等阶层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极端主义倾向。中等阶层在意大利选择了法西斯主义，在德国选择了纳粹主义，在日本选择了军国主义。这些极右翼社会运动都跟这些社会中等阶层有关。 《牛津英语词典》每年要选入一个年度英语词语，2011年的年度词语有一大批候选词语，比如“occupy（占领）”、“Arab Spring（阿拉伯之春）”均未被收入年度词语。当年被定为年度词语的竟然是“squeezed middle”（受尽挤压的夹心层），这表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2008年以来，社会中等阶层在走下坡路的过程中突然加速了，社会中等阶层在收入下降的同时，还要承担各种税，因为他们是纳税主体。他们又不想同下层人群一样拿救济金过日子，非要过体面的生活，所以他们要加班赚钱。但是国家用这些中等阶层难以承受的税收去救济不劳动的底层人，所以他们觉得不公平，经常干一些极端的事情。比如，美国软件工程师约瑟夫·斯塔克因抱怨税负过重，2010年2月18日驾机撞击得州税务局大楼。美国经济危机以来，因为有很多开支和投资，中等阶层的生活落差最大，所以他们成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主体。
日本从1955年起，每隔十年都会做一次社会阶层和社会流动的调查，其中发现一种现象，叫做“一亿总中流”，即社会上大部分人都自认为是中等阶层。2006年有本研究中等阶层的书，叫做《下流社会》，这本书认为“一亿总中流”的神话已不复存在，社会的中产阶层的比例正在下降，进入一个向下沉沦的趋势。这种趋势不止日本有，在比较密集的全球化兴起之后，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化的利益分配过程，西方国家的中等阶层的很多工作岗位都被外包了，残酷的产业竞争把一些发达国家的传统产业击垮，这些都造成西方社会中等阶层的惶恐。相反，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崛起，特别是中国、印度、印尼等人口大国，这些国家由于人口基数大，一旦一定的中等阶层的出现，这种中等阶层的生活方式对地球资源的使用将是一个大的挑战。
中国的非典型中等阶层
中国中等阶层的职业分布总体包括三个方面：党政部门、私人企业主，以及白领岗位。但中国存在大量的非典型中等阶层，西方中等阶层职业广泛但收入接近，而中国各职业间、职业内部收入差距悬殊。所以从职业上划分中国中等阶层，不够科学。
中国中等阶层在职业分布上的有一个现象叫做“国进民退”，即大量的中等阶层人士分布在跟体制有关部门里，对体制的依附性大，导致中国的中等阶层还未壮大，就已走向保守。
西方中等阶层多由劳动阶级转型成为中等阶层，但在中国很多劳动者的上升空间很小，或者步伐慢，过程不稳定。
中国的中等阶层在主观认同上比较低，因为中国人较低调，有些收入不能见光，很多人认为自己的地位不够稳固，在高医疗费用，高房价面前，很容易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收回去。
中国的阶层意识近乎于无，只有少部分人有清醒的阶层意识乃至阶级意识，比如在公共领域中踊跃发言者，他们有比较清醒的思考，有比较系统的社会变革主张。这些踊跃的中层人士总体上比较温和渐进，但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环境中，这种温和渐进的变革路线又和他们焦虑地希望尽快变革的心情矛盾地交织在一起。
中国的中等阶层还有个特点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在现实中都不会表现得像网络中那么突出，他们在网络空间上会表现得活跃。另外中国中等阶层参与政治，还有个特点，坐着的时间比较多，站起来的时间比较少。坐着就是在网络上参与，但是在具体的公共场合，循着体制渠道竞选人大代表，旁听人大会议的意见，相对还是比较少，坐着是普遍的一个特点。
另外就是中国社会中等阶层把持的网络空间里面，也存在一些不健康的现象。公共领域踊跃发言原本是为了追求真相，但是也会看到很多不真实的信息，都在网络空间存在。甘地曾说过：“手段的不纯洁，必然带来结果的不纯洁。”假如用一种捏造事实的手段去获取胜利的话，并不能保证未来会怎样。陈宜中先生曾对谣言作过辩护，他说：“谣言就是存在于人心深处的真相，是群体表达意愿的一种方式，是大众对抗官方宣传和官方谎言的有力武器，它不是事实，但远比事实更真。”网络上针对体制和官员的谣言，它可能在细节上不真，但在类型上大家认为是真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不认为这是恰当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