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第19期《人口与劳动绿皮书》。绿皮书预测，我国人口将在2029年达到峰值14.42亿，从2030年开始将进入持续的负增长，至2050年减少到13.64亿，2065年减少到12.48亿，即缩减到1996年的規模。
　　改革开放40年来，人口规模、人口质量和高度活跃的人口流动，在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贡献丰厚的人口红利的同时，也造就了一座座蓬勃发展、高度繁荣的大中型城市。
　　截至2016年底，中国城区人口超过100万的特大城市达88个，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及重庆城区人口超1000万，成为超大城市。
　　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我国总和生育率长期维持在1.6左右，进入21世纪以来，劳动年龄人口加速减少，老年人口加速增长，人口抚养比持续提高。早在2000年，中国社会就已经进入了传统意义上的“老龄化社会”。
　　当前，我国深度老龄化趋势正日益加剧。虽然那些更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发达国家为我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但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来说，庞大和快速增长的老年人口规模，迅猛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与经济社会转型以及“敬老尊老”的文化传统等因素，不同程度地放大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影响，使得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任务更加艰巨。
　　面对这一既具有全球普遍性又具有中国独特性的挑战，我国城市亟需转变发展思路、更新发展理念，重新理解老龄化这一现代社会大趋势，积极探索老龄化时代城市与社会治理的中国方案。
　　必须转变对老龄化的理解，从视老龄化为危机变为视老龄化为常态乃至机遇。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世界性的发展趋势。我们应构建更加积极的“老龄观”，以此为核心，积极治理而非消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当前，不论是公共设施还是公共政策，很多是建基于以中青年人口为主体的社会基础之上的，有意或无意地形成了城市建设、治理中对老年人的排斥乃至歧视，这样既使老年人利益受损，又导致老年人力资本的极大浪费。此外，传统观念还习惯于将“老”与“衰”画上等号，放大了对老龄化社会不必要的恐惧和悲观。
　　因此，我们亟需革新理念，广泛树立“年龄平等”原则。顶层设计上，亟需尽快按照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重新定义“老龄”，对社会经济制度涉及年龄标准的方面进行深刻改革，以年龄平等的观念和标准消除现有治理格局中存在的固有障碍及老龄歧视。
　　必须改变各地各部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的“各自为政”，变碎片化管理为整体性治理。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治理模式和政策体系不应该是相对孤立的，而应成为国家和城市整体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需要突破传统的以部门为主导的固有体制机制制约。
　　我们需要积极搭建和实施跨功能、跨部门的解决老龄问题的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体系，并以此为基础，统筹政府、市场、社会、家庭等不同的社会子系统资源形成合力，共同推进老龄化问题的整体性治理。
　　必须充分认识中国国情和所处时代的特殊性，变人口老龄化的“中国特征”为“中国优势”。
　　如何系统应对老龄化对全球而言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发达国家的经验固然能提供一定的借鉴，但由于中国国情及所处时代具有特殊性，应对老龄化的中国方案必须基于中国思考。
　　中国有强大而稳定的政府，其组织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使其在应对养老金、退休制度改革等复杂问题时具有较大的政策灵活性和创新可能性，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应对老龄社会挑战上的集中体现。
　　同时，中国的大国优势与大中小城市的多样性为老龄社会治理提供了施展舞台，并为资源配置提供了巨大的政策腾挪空间。
　　此外，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养老、孝老、敬老、尊老文化传统奠定了中国式养老的伦理基础，并丰富、拓展了养老资源。
　　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中国治理创新方案，应基于这些“中国特征”，并逐渐将其转化为“中国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