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父亲的葬礼上，一位穿着皱巴巴的黑套装的老人站起身走向讲台。他步履蹒跚地从一片黑色礼服和头发梳得光光的脑袋中间走出来，一边不断为踩到男人的脚或踢到女人的手袋轻声道歉。
　　一刹那，我觉得他就像是我的父亲，同样拖着老迈的脚步，但随后我看清楚了，不，他们还是有些不同的。这位老人的鼻子比较大，个子也更高一些。
　　我父亲是个孤僻寡言的人，我没想到竟然有那么多人来参加他的葬礼。
　　我闭上眼睛，看到父亲向我走来。还是那迟缓的脚步，低着头，耸着双肩，仿佛迎着凛冽的大风在走。那时候我只有十岁，父亲已经是个老人了，举止缓慢而小心。他从来不去屋后的草坪玩曲棍球，也不去公园踢足球。
　　我和他单独相处时，常常会出现令人尴尬的冷场的情形，我不想这样。所以我会马上打开话匣子，说些七人橄榄球或者最近利率见涨之类的话题。其实我对这些事情根本不感兴趣。然后，照例总是我自己讨厌再说这些老一套的话题，把话头引到最近下了一段时间的雨上———你怎么想，今年冬天会很冷吗？
　　我睁开眼睛，父亲消失了。
　　可能是忘记开暖气了，整座教堂冷得像冰库；但是，还是有一束阳光从灵柩后面的彩色玻璃窗上照了进来。我凝视着阳光洒在浅色地毯上，五彩缤纷的颜色有如形形色色的颜料泼翻在地：芬达的橙红，水仙的嫩黄，山莓的嫣红，柠檬的青绿。
　　好几位已经致过辞了。父亲生前就职的保险公司的老板也讲了几句。他拿着一张纸，用肥胖的、汗渍渍的手指捋平它，低头对着话筒嘟嘟囔囔地一口气往下说。我坐在第一排，目光停在他的腰部，凝视着皮带上方鼓鼓囊囊的黑色礼服。
　　“今天对他的家人和朋友来说都是一个悲痛的日子我们失去了一位非常敬业的员工他勤勤恳恳地工作了三十年从不抱怨在此我们对海伦和格雷格表示深切的吊唁。”
　　那位身穿皱巴巴的礼服的老人从我面前慢慢走过。他一脚踩进那摊泼翻的颜料，缤纷的色彩溅上他的黑皮鞋和下半截裤腿。他用瘦长的手指轻轻敲敲话筒。我在第一排看得见他的手背上有几颗黑斑。突然间，他好像改变了主意，放开话筒，径直走到话筒的前面。
　　“我希望大家能听到我的声音，我从来都不喜欢用话筒说话。”他的声音比我想象的要深沉、洪亮。那是一个演员或者擅长讲故事的人的声音。一种比他的外表看上去要年轻得多的声音。
　　我眼角的余光仿佛看见父亲双肩前倾，拖着沉重的脚步，向前走来听他说话。但是等我转过头去时，根本没有父亲的影子，只有风吹着那厚厚的帘子在角落里飘动。
　　“我知道在场有好多人不认识我。我叫雷金纳德·布莱克，雷一直叫我‘黑仔’，后来大家也都这么叫我。从十六岁起，一直到二十五岁我搬去纳皮尔，我一直是雷最好的伙伴。以前我们经常在星期六一起玩七人橄榄球，然后去小店喝啤酒……”
　　我眼角的余光再次看见父亲往前挤过来听他说话，这一次我没有转过头去，让父亲在角落里静静地听吧。
　　“……我最忘不了的是雷抱着一个孩子的尸体奔回家那件事。”我抬起头，不敢确信自己是否听清楚了这位老人说的话。
　　“那时我俩还年轻，最多只有二十岁左右吧。我们都和父母住在一起，而且都住在海滩边上。雷当时在屋后的工具棚里造一艘小帆船，并不是十分精美的那种。他只是想在周末有点事情可以做，有时候我也过去帮帮忙。我们常把小船的肋骨拿到外面放在锯木架上锯。雷的父母的屋子背朝河湾口的自然保护区。高大的松树林挡住了风，风向合适的话，我们干活的时候听得到海浪声。
　　“我记得有一天特别热，雷没有穿衬衫。他古铜色的皮肤上沾满了汗水和木屑。我们正在用砂纸磨光船体，远远看见一群孩子在保护区里围着松树奔跑，嬉戏喧闹，好像是在玩警察捉强盗的游戏，其中有个孩子叫特雷弗·奥布赖恩。他母亲就住在雷家的隔壁的隔壁，他们家养着一条狗。
　　“过了不一会儿，我们听见狗在叫。刚才孩子们在我们近处玩时，那条狗还挺安静的，这会儿却不停地吠叫。这叫声听起来不大寻常，那么刺耳，那么激动，像是被袋貂撞到或是身上的毛让篱笆给勾住似的。雷和我听了一会儿，抬眼对望了一下，我记得雷好像说了句：‘我们去看看吧，嗯？’
　　“在松树的树阴下，比在太阳下凉快多了。这里没有灌木丛，只有很多棕色的松针像厚厚的毯子一样铺在地上。我们先是走，这也算干活间歇的一种休息吧，但是狗越叫越凶，雷撒腿朝那边奔跑，我不知道雷为什么要跑，我从没问过他，反正他当时撒腿奔了起来。雷沿着一条两旁长满羽扇豆的小路往前跑。我一时被沙丘挡住了视线，看不到雷了。我紧紧跟上，来到一块空地，空地四周围着沙墙。这些可不是那种水和散沙混合而成的有坡度的沙墙，而是沙子、泥土和黏土板结而成的陡峭的沙墙。那个星期一直在下小雨，沙的表面变得潮湿而且颜色很深。羽扇豆遮蔽了阳光，那儿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矿井。狗在角落里发出长而尖的叫声，一边用爪子扒着沙。
　　“当我赶到时，雷背对着我跪在地上，也在扒沙。‘出什么事了？究竟怎么啦？’你们看，直到那时我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是当我走得更近，能看清楚时，我一下子全明白了。从沙里露出一个孩子的脚和一截腿。特雷弗·奥布赖恩和伙伴们玩腻了警察捉强盗的游戏，所以打算在硬沙里挖一个地道，他们居然真的挖成了，大得两个人都可以挤进去。雷跪的那个地方，旁边有一大堆沙，我猜想孩子们一准花了不少时间挖这个地道。这个小小的地道可实在挖得太大了，最后它整个儿塌了下去，压在孩子们身上。
　　“雷抓住那个孩子的腿往外拉。雷是个高大的家伙，宽肩厚背。他铆足了劲儿一拉，把孩子从沙里拖了出来，就像把软木瓶塞从酒瓶里一下子拔了出来。那是特雷弗的朋友，雷几乎看都没看他一眼，就把孩子抱给我，像扔一大袋土豆一样。‘把他抱到我家去，赶快找个医生来。’说完他又跪下往外扒沙。
　　“一个十岁的孩子毕竟有点分量，我把他扛在肩上，一路上尽量保持平衡跑到雷的家。雷的母亲在厨房看到我一头冲进去，有点吃惊，但是她在战时做过护士，懂得该怎么做。孩子躺在厨房的桌子上，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在一旁看着。雷的母亲清除了孩子口中的沙子，然后口对口地给他做人工呼吸。雷的母亲每呼一口气，孩子的胸部就随着起伏一次。等到医生终于来了，我就不管他们了。我急忙穿过树林跑回雷的身边。
　　“他还在挖。他想了个好办法，把上身钻进挖出的地道里往下挖。由于下雨的缘故，沙很潮湿，加上羽扇豆的树根虬结在一起，挖起来很困难。但他不停地往下挖，几乎整个身子都没进了地道，只露出膝盖和两条腿。我对他大喊我来了，他叫我赶快帮他一起把堆积在地道口的沙子搬走。他用两条腿不停地把沙推给我，我再使劲往外扒，很快我肩膀都疼了，但不管我扒掉多少，雷总会推出更多的沙。不一会儿已挖得深到雷的脚全看不见了，我就屈身进地道往外掏沙子。
　　“又过了一会儿，我听见雷在叫喊，但我没听清楚，他推出更多的沙以后从洞里钻了出来。我抓紧孩子的腿猛地往外拉，雷马上把孩子扛在肩上，但是一看那孩子的眼睛，我马上发现特雷弗已经死了。他眼睛半开着，眼珠上都是沙，一些沙还在从鼻孔和嘴角流出来。
　　“长时间不停地挖掘，已经把雷弄得筋疲力尽，但是他像抱婴儿那样抱着孩子的尸体跑了过来。我跟在后面追；他尽管抱着那孩子，但还是跑得比我快。他的双脚踩着刺人的松针，飞快地穿过树林。狗跟在后面，一路狂叫着。”
　　老人说到这儿停下来，抬起头望着大家。我用眼角的余光又一次见到父亲，他听够了，走开了。
　　“我猜对了。特雷弗·奥布赖恩已经死了，我们估计他埋在沙下面至少有半个小时了。我们都参加了葬礼。奥布赖恩太太几年前已经失去了丈夫，现在她惟一的孩子又离她而去，她非常悲痛，雷也很伤心，一直自责没有把两个孩子都救活。
　　“好吧，我就说到这儿。自从我搬到纳皮尔以后，我们没有再联络，我们俩都不是很会写信。可是雷的确是个好伙伴，是个好人。几年后雷又去看望奥布赖恩太太，帮她修理房子、拾掇花园。其实当时雷挖地道救人时，我就挺担心万一弄得不好，他自己也会活活被沙埋住的。可是事后我问雷怎么想，他说他根本没想到过这一点。他一心只想救那男孩。”
　　老人走下来，踏在地毯上一直走到教堂的侧廊。他的手杖敲打在石头地面上嗒嗒作响。当他走过我身旁时，他转过脸来对我点了一下头，他的眼睛的颜色和父亲的一样，是蓝色的。
　　最后一首赞美歌的回音已从教堂的顶端消失。我建议把父亲的灵柩移到侧廊上去，这样比较容易推进停在外面的灵车。教堂外面有一条小河，我们在外面等人去把车开过来。我穿过草坪来到河边。
　　我看见河对岸有个金色卷发的年轻人站在树下。他没有穿衬衣，水波的反光映射在他结实的身躯上。他汗淋淋的皮肤上沾满了沙子。
　　他的双手抱着一个死去的男孩，他轻轻地摇着孩子，就像那孩子分量很轻很轻，是个婴儿似的。年轻人久久地看着我，然后轻轻地笑了，仿佛在对我说，活着多好，青春多好。
　　他转过身，跑了起来。他沿着河岸一直往前跑，任凭孩子静静地躺在他的臂弯里。他跑过的路上，干燥而刺人的松针被他踢得扬了起来。
　　我目送着父亲的身影渐渐消失在高大的松树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