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彼此不同的宗教、历史感和族群身份，形成了以色列的“蜂巢型”社会和跨阶层隔膜，从这个意义上这个国家诚如其中文译名，以文化色块排列—以色列。
2016年的2月底，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并不寒冷，暖阳下时常看见3种鸟：乌鸦、鸽子和麻雀。这3种鸟彼此少有往来，就像在耶路撒冷锡安山（Zion）的穆斯林、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在各自念经之声相闻的社区中独自生活。
在锡安山的对面—被称为橄榄山（Olives）的地方，更多的不是橄榄，而是漫山遍野的坟茔。宗教的圣徒和先知，在生前侍奉各自的神之后，仍然选择在死后“守望”圣地。
经年以来，远来朝圣的人们在耶路撒冷看到的当然有经典和文明之光，但也同时感受到一个存在“藏骸所”、宗教和族群撕裂以及战争的乱域。
与新闻联播里的耶路撒冷不同—至少是笔者旅行的这几天，这座城市有着“反常识”的安静和祥和。虽然荷枪实弹的军警随处可见，但他们更像是一些“配枪的平民”，在草地上围坐、在熟食店里聊天、在咖啡厅里喝水、站着微笑致意—毫无“军容军纪”，甚至还应来往的游人相邀，带枪与路人合影。
真正让人意识到他们的警觉、不安和监控欲的地方，实际上是飞机场。以色列有着笔者体验过的最为严格的安检，包的每个角落，里面的每个物品都经过详细的检查，连电脑都打开扫描多遍，钱包的每个夹层也扫描过。我没有前往戈兰高地、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相信那边的气氛会与时政新闻更贴合。
在笔者与特拉维夫大学人文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交谈时，他们提到以色列周边的宗教和部族战争某种程度上从来没有停止过，只不过因为网络的发达，现在才偶尔让外界知晓这里的苦难。
我提到以色列在中国人眼中的好名声和正面印象—教育、财富、金融、军事实力等，以色列方面的学者说，这些正面印象并没有兑换成对等的政治关注度，例如近期中国国家元首的中东访问，就选择了伊朗而不是以色列。
以色列人最缺乏的就是地区安全感。他们的四周常年是热战区域，无论是叙利亚、伊朗还是巴勒斯坦、黎巴嫩。但因为以色列强势甚至近乎残酷的对外政策和异族/异教政策，外界时常提及它的民族隔离制度、对外仇杀和极端复国主义（Zionism），包括英美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媒体界、学术界、企业界已经连续多年发起了抵制以色列的运动，通过抵制以色列产品和创新企业，防止为以色列进攻性的民族和外交政策提供经济支援。
以色列方面一直捍卫自身决策和立场的历史正当性和现实必要性，并在2016年宣布将投资130亿谢克尔（约合33亿美元—这大约是美国每年支援以色列的费用，以色列一直是美国最大的外援对象国），用于未来5年内提升阿拉伯少数族裔的福利和生活水平。
耶路撒冷著名的哭墙广场。
此外，以色列将国际社会从2005年以来陆续发起的“抵制以色列”运动视为一种恐怖主义和反犹主义。笔者在海法、特拉维夫、耶路撒冷的游历中发现，以色列通过聚焦以人类核心利益和文化终极价值为旨趣的创新和革新，试图以此来整体瓦解反犹主义的逻辑基础。
在1585年亨里希·邦庭（Heinrich Bunting）所绘制的世界地图中，耶路撒冷被描绘成世界文明的灯塔。这座城市里似乎有几本书是永恒的，包括《希伯来圣经》、《死海古卷》、《古兰经》等，然后，不同时期的文化征伐者不断攻占这座城，毁灭它再重建它。但是，无论新来什么文化，最后都倒在这个于时间中相对静止的城市。
在东耶路撒冷旧城，我目睹成千上万的耶稣朝圣者，匍伏在耶稣圣墓入口的条石面前，用中国游客最为熟悉的方式，将各种手帕、方巾、十字架、书本、项链、珠串反复摩挲石条，试图带走一点神圣气息。
以色列人对本国的历史地位有着极度的自尊，他们称呼自己为“书之人祖”（the people of books），他们像穴居人保护（文化意义的）火种一样，把以色列人理解的人类终极知识守护和珍藏起来，然后通过以色列的教会（synagogue）薪火相传。
他们不仅像圣坛一样建立自己的国家博物馆，创建“书之圣坛”，还用最新的纳米技术，生产面积0.04 mm2、厚度为20 nm的纳米版《圣经》，微尘之中承载海量的圣经讯息。
在以色列的海法，除了创建各种宗教奇观和圣迹，以色列人还在同步更新指向未来的材料技术、信息技术、农业科技、医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他们和那个微缩版圣经的打造者一样，有着非凡的文化野心。
在可感知的物质和思想意义的创新方面，以色列人的确像是人类智力世界的“浓缩铀”：以色列人均拥有创新企业数目居世界第一;人均拥有高科技公司位居世界第一，因而被称为“世界硅谷”;人均拥有图书馆和图书量均居世界第一;每万人中在国际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数在世界上居首位，人均论文引用数据位列世界第四;为世界贡献了20.2%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以色列劳动力中25%是科技专业人员，远远高于美国和日本。
作为一个游客，我对以色列和它多个城市的主要担忧在于，在表面的奋进和持守中，这个国家其实相当分裂。
以特拉维夫为例，这个新城市的大部分区域，当然可以看见设施良好的绿地和海景房，但是大部分的建筑区域是有如“建筑宪法”的单调样式—一个靠街的半开放花园（零星长一些热带植物）、三到四层的平顶吊脚小楼房，那种近乎宗教般的千篇一律，掩杀了这个城市想要彰显的建筑趣味性和想象力。在笔者步行特拉维夫5小时、徒步耶路撒冷10小时的广阔区域范围内，大量带着浓厚贫民窟特征的社区，交织于超级豪华的大楼和堂皇的宗教建筑之间，表露了这个国家内部的阶层分裂。
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提供的数字，2002年以色列10%最富者的收入是10%最贫者收入的13.5倍。前者月均总收入达41840谢克尔，后者仅为3110谢克尔。这表明以色列的贫富差距已和美国、俄罗斯及一些南美国家处于同一水平。
2016年据《以色列时报》援引经济与合作组织的数据，以色列社会不平等问题严重加剧，以色列阿拉伯和超正统犹太群体当前的人口贫困率高于平均水平，就业率和受教育程度均低于世俗犹太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以色列整体人力资本远低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
根据经合组织2015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在发达国家中，以色列收入不均严重程度位列第二，仅次于美国。相较2002年数据，如今以色列最富有的10%人口的收入水平已攀升至最贫穷的10%人口的15倍，比经合组织的平均贫富差距9.6倍高出一大截。
也难怪，送我去机场的耶路撒冷司机对我说：“我不在乎什么政治，也不在乎什么领导人选举，在我看来统治者都是类似的一群人，我只关心我自己的生活。”因为多等了我3分钟，他选择多收我20谢克尔，约为33元人民币，他说：“时间就是金钱。”
即便在耶路撒冷古城，不同的旅游区域也存在不均衡。与耶稣圣墓、犹太教哭墙等区域相比，连接这两个区域的街区和商铺，远比穆斯林社区更热闹和整饬。而通往穆斯林圆顶清真寺的多个街巷，污水四溢、相对冷清。
彼此不同的宗教、历史感和族群身份，形成了以色列的“蜂巢型”社会和跨阶层隔膜，从这个意义上这个国家诚如其中文译名，以文化色块排列—以色列。这其实也暗示了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的尴尬：如果不能在自己族群内部形成一个向心的抽象“以色列性”和文化之光，它也不可能激发和聚集各个族群的潜力，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明振作和文化创新。
也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感念，真正的和平圣城，不仅是万法朝宗、众教之源、文明之光，还应该是从文化个体到宗教本体的内在平和谦逊的精神—它不仅在于典籍之肃穆和建筑之宏大，更在于平和的日常。用中文方式表述，那便是不崇而高，为天下溪;如果以色列不能与巴勒斯坦为邻，如何以世界为邻？窥其邻处之道可知其德行。
2016年的2月底，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并不寒冷，暖阳下时常看见3种鸟：乌鸦、鸽子和麻雀。这3种鸟彼此少有往来，就像在耶路撒冷锡安山（Zion）的穆斯林、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在各自念经之声相闻的社区中独自生活。
在锡安山的对面—被称为橄榄山（Olives）的地方，更多的不是橄榄，而是漫山遍野的坟茔。宗教的圣徒和先知，在生前侍奉各自的神之后，仍然选择在死后“守望”圣地。
经年以来，远来朝圣的人们在耶路撒冷看到的当然有经典和文明之光，但也同时感受到一个存在“藏骸所”、宗教和族群撕裂以及战争的乱域。
瓦解反犹主义路漫漫
与新闻联播里的耶路撒冷不同—至少是笔者旅行的这几天，这座城市有着“反常识”的安静和祥和。虽然荷枪实弹的军警随处可见，但他们更像是一些“配枪的平民”，在草地上围坐、在熟食店里聊天、在咖啡厅里喝水、站着微笑致意—毫无“军容军纪”，甚至还应来往的游人相邀，带枪与路人合影。
真正让人意识到他们的警觉、不安和监控欲的地方，实际上是飞机场。以色列有着笔者体验过的最为严格的安检，包的每个角落，里面的每个物品都经过详细的检查，连电脑都打开扫描多遍，钱包的每个夹层也扫描过。我没有前往戈兰高地、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相信那边的气氛会与时政新闻更贴合。
在笔者与特拉维夫大学人文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交谈时，他们提到以色列周边的宗教和部族战争某种程度上从来没有停止过，只不过因为网络的发达，现在才偶尔让外界知晓这里的苦难。
我提到以色列在中国人眼中的好名声和正面印象—教育、财富、金融、军事实力等，以色列方面的学者说，这些正面印象并没有兑换成对等的政治关注度，例如近期中国国家元首的中东访问，就选择了伊朗而不是以色列。
以色列人最缺乏的就是地区安全感。他们的四周常年是热战区域，无论是叙利亚、伊朗还是巴勒斯坦、黎巴嫩。但因为以色列强势甚至近乎残酷的对外政策和异族/异教政策，外界时常提及它的民族隔离制度、对外仇杀和极端复国主义（Zionism），包括英美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媒体界、学术界、企业界已经连续多年发起了抵制以色列的运动，通过抵制以色列产品和创新企业，防止为以色列进攻性的民族和外交政策提供经济支援。
以色列方面一直捍卫自身决策和立场的历史正当性和现实必要性，并在2016年宣布将投资130亿谢克尔（约合33亿美元—这大约是美国每年支援以色列的费用，以色列一直是美国最大的外援对象国），用于未来5年内提升阿拉伯少数族裔的福利和生活水平。
此外，以色列将国际社会从2005年以来陆续发起的“抵制以色列”运动视为一种恐怖主义和反犹主义。笔者在海法、特拉维夫、耶路撒冷的游历中发现，以色列通过聚焦以人类核心利益和文化终极价值为旨趣的创新和革新，试图以此来整体瓦解反犹主义的逻辑基础。
极度保守与创新之间
在1585年亨里希·邦庭（Heinrich Bunting）所绘制的世界地图中，耶路撒冷被描绘成世界文明的灯塔。这座城市里似乎有几本书是永恒的，包括《希伯来圣经》、《死海古卷》、《古兰经》等，然后，不同时期的文化征伐者不断攻占这座城，毁灭它再重建它。但是，无论新来什么文化，最后都倒在这个于时间中相对静止的城市。
在东耶路撒冷旧城，我目睹成千上万的耶稣朝圣者，匍伏在耶稣圣墓入口的条石面前，用中国游客最为熟悉的方式，将各种手帕、方巾、十字架、书本、项链、珠串反复摩挲石条，试图带走一点神圣气息。
以色列人对本国的历史地位有着极度的自尊，他们称呼自己为“书之人祖”（the people of books），他们像穴居人保护（文化意义的）火种一样，把以色列人理解的人类终极知识守护和珍藏起来，然后通过以色列的教会（synagogue）薪火相传。
他们不仅像圣坛一样建立自己的国家博物馆，创建“书之圣坛”，还用最新的纳米技术，生产面积0.04 mm2、厚度为20 nm的纳米版《圣经》，微尘之中承载海量的圣经讯息。
在以色列的海法，除了创建各种宗教奇观和圣迹，以色列人还在同步更新指向未来的材料技术、信息技术、农业科技、医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他们和那个微缩版圣经的打造者一样，有着非凡的文化野心。
在可感知的物质和思想意义的创新方面，以色列人的确像是人类智力世界的“浓缩铀”：以色列人均拥有创新企业数目居世界第一;人均拥有高科技公司位居世界第一，因而被称为“世界硅谷”;人均拥有图书馆和图书量均居世界第一;每万人中在国际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数在世界上居首位，人均论文引用数据位列世界第四;为世界贡献了20.2%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以色列劳动力中25%是科技专业人员，远远高于美国和日本。
國家内部的阶层分裂
作为一个游客，我对以色列和它多个城市的主要担忧在于，在表面的奋进和持守中，这个国家其实相当分裂。
以特拉维夫为例，这个新城市的大部分区域，当然可以看见设施良好的绿地和海景房，但是大部分的建筑区域是有如“建筑宪法”的单调样式—一个靠街的半开放花园（零星长一些热带植物）、三到四层的平顶吊脚小楼房，那种近乎宗教般的千篇一律，掩杀了这个城市想要彰显的建筑趣味性和想象力。在笔者步行特拉维夫5小时、徒步耶路撒冷10小时的广阔区域范围内，大量带着浓厚贫民窟特征的社区，交织于超级豪华的大楼和堂皇的宗教建筑之间，表露了这个国家内部的阶层分裂。
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提供的数字，2002年以色列10%最富者的收入是10%最贫者收入的13.5倍。前者月均总收入达41840谢克尔，后者仅为3110谢克尔。这表明以色列的贫富差距已和美国、俄罗斯及一些南美国家处于同一水平。
2016年据《以色列时报》援引经济与合作组织的数据，以色列社会不平等问题严重加剧，以色列阿拉伯和超正统犹太群体当前的人口贫困率高于平均水平，就业率和受教育程度均低于世俗犹太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以色列整体人力资本远低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
根据经合组织2015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在发达国家中，以色列收入不均严重程度位列第二，仅次于美国。相较2002年数据，如今以色列最富有的10%人口的收入水平已攀升至最贫穷的10%人口的15倍，比经合组织的平均贫富差距9.6倍高出一大截。
也难怪，送我去机场的耶路撒冷司机对我说：“我不在乎什么政治，也不在乎什么领导人选举，在我看来统治者都是类似的一群人，我只关心我自己的生活。”因为多等了我3分钟，他选择多收我20谢克尔，约为33元人民币，他说：“时间就是金钱。”
即便在耶路撒冷古城，不同的旅游区域也存在不均衡。与耶稣圣墓、犹太教哭墙等区域相比，连接这两个区域的街区和商铺，远比穆斯林社区更热闹和整饬。而通往穆斯林圆顶清真寺的多个街巷，污水四溢、相对冷清。
彼此不同的宗教、历史感和族群身份，形成了以色列的“蜂巢型”社会和跨阶层隔膜，从这个意义上这个国家诚如其中文译名，以文化色块排列—以色列。这其实也暗示了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的尴尬：如果不能在自己族群内部形成一个向心的抽象“以色列性”和文化之光，它也不可能激发和聚集各个族群的潜力，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明振作和文化创新。
也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感念，真正的和平圣城，不仅是万法朝宗、众教之源、文明之光，还应该是从文化个体到宗教本体的内在平和谦逊的精神—它不仅在于典籍之肃穆和建筑之宏大，更在于平和的日常。用中文方式表述，那便是不崇而高，为天下溪;如果以色列不能与巴勒斯坦为邻，如何以世界为邻？窥其邻处之道可知其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