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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人把眼下这场金融危机与1929年美国的大衰退相比较。我们知道，1929年的危机是爆发于生产领域，是过度生产信贷恶化演变成危机的。但眼下的这场金融危机，则是过度消费信贷恶化演变成危机的，消费者过度负债导致违约是主要原因。如果说70年前的大衰退是生产型社会的一部分出了问题的话，这次则属于消费型社会问题，而且是全民性问题。
美国那些贪婪的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也难脱其责，正是他们创造的天文数字的衍生品蒙蔽了所有人，当然也害了他们自己，从而加深了这次危机。美国政府不仅不作为，怠于监管，而目，自己也加入了过度消费的行列，任由财政赤字不断扩大。
当消费者无法持续消费时，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信贷盲目扩张必然导致严重坏账问题，金融资产价格下跌难免；这又会引发大量的恐慌性抛售使得资产难以变现，进而发生金融市场流动性危机；流动性枯竭又反过来加剧资产价格下跌，恶性循环便形成了。
所以，这次危机的爆发是一个自消费者到企业再到美国政府自下而上的一个过程，那么问题的解决也需要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不仅是薪酬的放弃、红利的放弃，也是旧的生活消费习惯的放弃。
放弃以前的优越薪酬
工资拉开差距有其优势，奖罚分明是刺激人们更有效工作的一种手段。然而，工资有刚性，人们都希望工资上涨，而不愿意看到工资下降。那么，工资究竟上涨多少才能既达到刺激的目的、又不至于使企业付出太大的代价?这不止是企业管理上的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
一般来讲，工资、福利以及奖金的上涨是企业主或者说是管理层的事，但是在工会势力强大的地方，这就可能成为工会的事；如果在一个政府强势的国家，这又成了一件政府的事；如果在一个舆论发达的国家，这还可能成为一件舆论的事。如果这三方都在起作用的话，薪酬就不会无止境地增长。
美国的汽车工会在号称汽车城的底特律一带。十分强势，对企业的影响相当大。结果，那里汽车业工人的工资远高于其他地区工人的工资，甚至高过美国大学教授的工资，当然也高过其他国家同行业工人的工资。
如果不改变这一状况，通用、克莱斯勒的汽车永远也不可能与日本汽车竞争。美国汽车工人工会长期不间断的加薪诉求，最终导致了美国汽车工业失去了竞争力。高工资和高福利最终拖垮了美国的汽车工业，是金融危机中美国实体经济受到重创的一个典型。
放弃以前的优厚红利
相比之下，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金融业的薪酬就更为离谱。他们没有实体产品，只是将钱变成了更多的钱。如果是以钱生钱、而不是以产品生钱的话，工资和奖励应该有一个折扣才对，就是说，不从事实际产出的金融产品的操作者，他们的薪酬应该有一个降低而非增加的权重。
可是情况却恰恰相反，业绩不好的时候，他们仅奖金受到了影响，工资并没有少赚。在业绩好的时候，他们的奖金和分红甚至会大大超过工资水平。
2008年是金融危机深重的年份，在银行和金融机构纷纷大面积号损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的情况下，华尔街公然分红148亿美元，和2004年股市高点时分红规模一样，所以被奥巴马总统斥为是可耻——那些给别人造成巨大损失的人，自己还能拿巨大的回报?!
他们是应该受到惩罚的!——如果薪酬制度在这个国家公平合理的话。
2009年初美国最引人注目的一次高管红利的较量是针对AIG的。这个曾经很风光的美国保险业巨予由干涉足太多的衍生品交易而濒临破产，被美国政府一次次救助，拿走了最多的救援款，但却用这些钱为高管们发红利，自然引起了公众的愤怒。奥巴马总统强势谴责，国会也高调回应，与总统表现出罕见的一致，并要征收90％的惩罚性税，用各种手手段让AIG的高管吐出已经到手的1.65亿美元奖金。这成了舆论和行政当局合力制止华尔街贪婪的典型事例。
在舆论压力下的AIG首席执行官拿出老套的理由，声称如果没有高额奖励留不住那些有聪明才智的管理人员。而人们看到的却是，如果没有这些“天才”，局面还不至于这么糟糕。这些“天才”把事情搞砸了以后，让纳税人买单不说，自己却还要享受高额奖金。
没有谁不能替代
我曾经就此询问过在华尔街做风险控制的张见，他豪气地说，如果把那些领导他们号称“天才”的美国人都裁掉，那里的华人其实可以包揽所有事情，还不用付那么高的薪酬。
他的活至少后半句是有道理的。在华尔街做数量模型的人才中很多是华人和印度人，一些金融衍生品计算方式就是他们的杰作，其中最有名的“高斯定价模型”就是一个求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的发明。这个模型成了许多衍生品的定价基础，间接造成了衍生品的泛滥，从而导致了今天这场还没结束的金融危机，被认为是击垮华尔街的模型。
现在这个模型已不再被人滥用了，这位发明者也离开了美国，华尔街不还是那样吗?拿中国人的话讲，缺了谁地球都会照样转，没有谁不能替代。所以，美国人那种夸张的高薪政策如同其夸张的消费习惯一样，只是说明了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下的一种薪酬文化，并不带有普世原理，更不值得效仿。
在其他西方国家，薪酬水平和差距远没有美国那么大。像瑞典这个国家，工人年工资也就几万美元，远低于美国三大汽车厂工人的工资。国有企业总裁的收入不过是普通工人的十多倍——60万美元左右而已，不像美国企业老板动辄上千万年薪。而那里民选官员工资和工人的差距更小，仅三倍多。但这并不影响这个北欧国家在均贫富的前提下，劳动生产率继续得到提高，人们生活水平都得以保障，社会安定，还没有美国式的次贷危机。
如果以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职工薪酬为例的话，也很说明问题。多年前我们派到国外的人员拿的工资虽然比国内人员要高出一块儿，但比当地的西方雇员却羞出很多，出现过中国外派的总经理的工资低于他当地秘书工资的情况，至于中方外派总经理工资低于副手，这种例子就更多了。
实际上，在很长的时期里，中国外派人员的工资是以生活费的形式发放的，虽然他占用了公司的一些资源，比如说住房和用车，但他个人拿到手的工资和奖励只是生活费而已，一个月从上百美元到几百美元的水平。但他们工作热情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我驻外那么多年，出，没听说过外派人员因为工资少而拒绝工作的。后来驻外人员工资涨起来了，拿到手的收入成倍增加，和当地水平差不多，但工作效益却没有出现成倍增长。
放弃以前的消费习惯
美国的问题是长期以来流动性过盛，造成了消费信贷泛滥。除了美国人自身消费习惯外，美国金融部门和金融炒家也误导了美国民众，他们用政策给社会以强有力的信心，让人们放心大胆消费，银行体系有很多的钱支持，一点也不要担心。
于是人们花掉了未来的钱，花掉了从外国机构借来的钱，手上已经没有现金了，还款能力大为下降。闯下大祸后贷款机构和银行不得不纷纷收缩信贷以求自保，又造成流动性不足，消费者顿时陷入困境。
首先，2009年随着房地产价格的进一步下跌，美国会有大规模的断供，还不起贷款的房屋预计会达到250万套，房主只好将房产拱手交给银行。这种情况在美国叫做抵押房产同赎权丧失，不仅购房者受损失，收回房产的银行也会出现账面亏损，这是一场真正的双输，没有赢家。
其次，美国个人信用将会进一步恶化。不仅仅是断供者，涉及的将是大部分消费者，以及提供信货的银行和信用卡公司。信用卡是人们维持消费的最后手段，一旦信用卡被停用，美国家庭会陷入悲惨的网境中，美国人的信心也会受到沉重的打击。
在现实面前，美国人开始反思他们的消费习惯，开始存钱，预计2009年底美国的储蓄率将会上升到8％。这将是新世纪以来的最高点，对这个超前消费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储蓄率一度为零的国家来说，是个很大的观念性改变。
美国那些贪婪的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也难脱其责，正是他们创造的天文数字的衍生品蒙蔽了所有人，当然也害了他们自己，从而加深了这次危机。美国政府不仅不作为，怠于监管，而目，自己也加入了过度消费的行列，任由财政赤字不断扩大。
当消费者无法持续消费时，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信贷盲目扩张必然导致严重坏账问题，金融资产价格下跌难免；这又会引发大量的恐慌性抛售使得资产难以变现，进而发生金融市场流动性危机；流动性枯竭又反过来加剧资产价格下跌，恶性循环便形成了。
所以，这次危机的爆发是一个自消费者到企业再到美国政府自下而上的一个过程，那么问题的解决也需要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不仅是薪酬的放弃、红利的放弃，也是旧的生活消费习惯的放弃。
放弃以前的优越薪酬
工资拉开差距有其优势，奖罚分明是刺激人们更有效工作的一种手段。然而，工资有刚性，人们都希望工资上涨，而不愿意看到工资下降。那么，工资究竟上涨多少才能既达到刺激的目的、又不至于使企业付出太大的代价?这不止是企业管理上的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
一般来讲，工资、福利以及奖金的上涨是企业主或者说是管理层的事，但是在工会势力强大的地方，这就可能成为工会的事；如果在一个政府强势的国家，这又成了一件政府的事；如果在一个舆论发达的国家，这还可能成为一件舆论的事。如果这三方都在起作用的话，薪酬就不会无止境地增长。
美国的汽车工会在号称汽车城的底特律一带。十分强势，对企业的影响相当大。结果，那里汽车业工人的工资远高于其他地区工人的工资，甚至高过美国大学教授的工资，当然也高过其他国家同行业工人的工资。
如果不改变这一状况，通用、克莱斯勒的汽车永远也不可能与日本汽车竞争。美国汽车工人工会长期不间断的加薪诉求，最终导致了美国汽车工业失去了竞争力。高工资和高福利最终拖垮了美国的汽车工业，是金融危机中美国实体经济受到重创的一个典型。
放弃以前的优厚红利
相比之下，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金融业的薪酬就更为离谱。他们没有实体产品，只是将钱变成了更多的钱。如果是以钱生钱、而不是以产品生钱的话，工资和奖励应该有一个折扣才对，就是说，不从事实际产出的金融产品的操作者，他们的薪酬应该有一个降低而非增加的权重。
可是情况却恰恰相反，业绩不好的时候，他们仅奖金受到了影响，工资并没有少赚。在业绩好的时候，他们的奖金和分红甚至会大大超过工资水平。
2008年是金融危机深重的年份，在银行和金融机构纷纷大面积号损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的情况下，华尔街公然分红148亿美元，和2004年股市高点时分红规模一样，所以被奥巴马总统斥为是可耻——那些给别人造成巨大损失的人，自己还能拿巨大的回报?!
他们是应该受到惩罚的!——如果薪酬制度在这个国家公平合理的话。
2009年初美国最引人注目的一次高管红利的较量是针对AIG的。这个曾经很风光的美国保险业巨予由干涉足太多的衍生品交易而濒临破产，被美国政府一次次救助，拿走了最多的救援款，但却用这些钱为高管们发红利，自然引起了公众的愤怒。奥巴马总统强势谴责，国会也高调回应，与总统表现出罕见的一致，并要征收90％的惩罚性税，用各种手手段让AIG的高管吐出已经到手的1.65亿美元奖金。这成了舆论和行政当局合力制止华尔街贪婪的典型事例。
在舆论压力下的AIG首席执行官拿出老套的理由，声称如果没有高额奖励留不住那些有聪明才智的管理人员。而人们看到的却是，如果没有这些“天才”，局面还不至于这么糟糕。这些“天才”把事情搞砸了以后，让纳税人买单不说，自己却还要享受高额奖金。
没有谁不能替代
我曾经就此询问过在华尔街做风险控制的张见，他豪气地说，如果把那些领导他们号称“天才”的美国人都裁掉，那里的华人其实可以包揽所有事情，还不用付那么高的薪酬。
他的活至少后半句是有道理的。在华尔街做数量模型的人才中很多是华人和印度人，一些金融衍生品计算方式就是他们的杰作，其中最有名的“高斯定价模型”就是一个求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的发明。这个模型成了许多衍生品的定价基础，间接造成了衍生品的泛滥，从而导致了今天这场还没结束的金融危机，被认为是击垮华尔街的模型。
现在这个模型已不再被人滥用了，这位发明者也离开了美国，华尔街不还是那样吗?拿中国人的话讲，缺了谁地球都会照样转，没有谁不能替代。所以，美国人那种夸张的高薪政策如同其夸张的消费习惯一样，只是说明了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下的一种薪酬文化，并不带有普世原理，更不值得效仿。
在其他西方国家，薪酬水平和差距远没有美国那么大。像瑞典这个国家，工人年工资也就几万美元，远低于美国三大汽车厂工人的工资。国有企业总裁的收入不过是普通工人的十多倍——60万美元左右而已，不像美国企业老板动辄上千万年薪。而那里民选官员工资和工人的差距更小，仅三倍多。但这并不影响这个北欧国家在均贫富的前提下，劳动生产率继续得到提高，人们生活水平都得以保障，社会安定，还没有美国式的次贷危机。
如果以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职工薪酬为例的话，也很说明问题。多年前我们派到国外的人员拿的工资虽然比国内人员要高出一块儿，但比当地的西方雇员却羞出很多，出现过中国外派的总经理的工资低于他当地秘书工资的情况，至于中方外派总经理工资低于副手，这种例子就更多了。
实际上，在很长的时期里，中国外派人员的工资是以生活费的形式发放的，虽然他占用了公司的一些资源，比如说住房和用车，但他个人拿到手的工资和奖励只是生活费而已，一个月从上百美元到几百美元的水平。但他们工作热情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我驻外那么多年，出，没听说过外派人员因为工资少而拒绝工作的。后来驻外人员工资涨起来了，拿到手的收入成倍增加，和当地水平差不多，但工作效益却没有出现成倍增长。
放弃以前的消费习惯
美国的问题是长期以来流动性过盛，造成了消费信贷泛滥。除了美国人自身消费习惯外，美国金融部门和金融炒家也误导了美国民众，他们用政策给社会以强有力的信心，让人们放心大胆消费，银行体系有很多的钱支持，一点也不要担心。
于是人们花掉了未来的钱，花掉了从外国机构借来的钱，手上已经没有现金了，还款能力大为下降。闯下大祸后贷款机构和银行不得不纷纷收缩信贷以求自保，又造成流动性不足，消费者顿时陷入困境。
首先，2009年随着房地产价格的进一步下跌，美国会有大规模的断供，还不起贷款的房屋预计会达到250万套，房主只好将房产拱手交给银行。这种情况在美国叫做抵押房产同赎权丧失，不仅购房者受损失，收回房产的银行也会出现账面亏损，这是一场真正的双输，没有赢家。
其次，美国个人信用将会进一步恶化。不仅仅是断供者，涉及的将是大部分消费者，以及提供信货的银行和信用卡公司。信用卡是人们维持消费的最后手段，一旦信用卡被停用，美国家庭会陷入悲惨的网境中，美国人的信心也会受到沉重的打击。
在现实面前，美国人开始反思他们的消费习惯，开始存钱，预计2009年底美国的储蓄率将会上升到8％。这将是新世纪以来的最高点，对这个超前消费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储蓄率一度为零的国家来说，是个很大的观念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