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第一部以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和全球性的学术眼光完成的《中国陶瓷史》，它是目前关于中国陶瓷艺术研究的集大成式的最新成果。作者立足于艺术人类学和陶瓷艺术展开分析和研究，对中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历史和陶瓷经济、陶瓷文化的地区与国际交流进行了探讨。
　　后记
　　这部《中国陶瓷史》从1997年开始，断断续续地写了十六年，现在终于完成了。回想起自己的写作，其实很不容易，早期的三年时间，我是全力以赴地写，并完成了第一稿。但后期我承接了国家重点课题西部人文资源保护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一做就是八年，在这八年的时间里，我到过陕西的关中和陕北地区考察当地的民间文化和艺术，包括对陈炉镇陶瓷产地的考察也是在这一时期进行的。后来又到贵州的黔西北考察当地的苗族文化与艺术。这些大量的田野考察工作，加深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及少数民族文化的理解，后来课题结项的成果即一系列相关研究报告和论文，让自己在艺术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上有了一些新的建树和思考。这些田野实践与理论总结，从表面来看与我的中国陶瓷史研究关系不大，其实是有许多内在联系的，其不仅开阔了我的视野，也提高了自己对中国文化历史和艺术历史的认识水平，使自己在写作中更有全局观念，能更加平等地看待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互动。如果没有这些认识和观念，我所完成的《中国陶瓷史》将是另外一种面貌，因此可以说，一部专著就是一个作者一定阶段思想的结晶。
　　2008年西部研究课题结束，我又重新写这部《中国陶瓷史》，一写又是六年。在这六年的时间中，我游历了印度洋、波斯湾、红海、地中海周边的一些国家，这些都是当年陶瓷之路经过的地方，其让我对中国古代陶瓷贸易的地理空间有了一定的认识。同时我又在美国、欧洲以及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非洲的许多地方，看到了中国的瓷器是那样显赫地被摆放在许多著名的博物馆里。在那些博物馆中我感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因为在那里我看到不同国家的人们用大篇幅的文字来表达对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国制造的极大敬意，不仅仅是陶瓷，还有中国的其他物品。在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我曾看到一个专门表现十七、十八、十九世纪前期中国文化是如何影响欧洲及美国的展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瓷器。那时候中国对欧美国家输出的不仅是瓷器，是中国制造的物质产品，还包括中国的文化观念与生活方式。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一年时间里，我还购买到和查阅到了欧美许多国家研究中国外销瓷的英文原著，对这些著作的研读，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陶瓷文化对于世界的影响是如何的深厚。
　　这一切都鼓励我要努力完成手上的这部《中国陶瓷史》。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体会到，提起中国的古老文化，我们总是非常自豪地谈到我们的四大发明，却忽视了瓷器也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是中国对于世界的重要贡献之一，其精湛的工艺曾输出到许多国家，影响了许多国家人民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历史上，陶瓷贸易是中国最大的出口贸易种类之一，有许多国家甚至是通过瓷器来认识中国的。而作为我本人，也是通过对陶瓷文化的研究来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的。我认真努力地写它，也是希望读者能跟随着我，观察中国陶瓷历史，理解中国文化，理解中国人的哲学观以及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和理念。当然，更要从中把握中国文化发展和变迁的脉络是如何通过陶瓷器生产及世界贸易的发展而表现出来的。
　　我不知道我是否做到了这一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写作理想与追求，还有自己的专业角度与视野。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自己所处的环境和自己的教育背景。所有的思想都不完全是自己独立获得的，而是前辈的学者们给予的，是时代给予的，是同辈的学者们相互影响的，个体只是将这所有的一切综合在一起，用自己的思考和眼光表达出来。因此，每一项成果的出现都应该感谢那些给予了自己帮助的人。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田自秉先生，如果当年不是他交给我这项写作任务，并不断地督促和鼓励，就不会有今天的这部《中国陶瓷史》的产生，所以这部书的完成也算是我交给导师的一份作业（当然是一份迟交的作业，花了十六年时间才完成）。感谢我做博士后研究期间的导师费孝通先生，他的“文化自觉”的思想一直在鼓励我去思考、去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在他的教导下，我深深地知道研究过去是为了未来，因为过去是未来发展的基础。如果没有费先生的教导，我的这部《中国陶瓷史》也许就不是今天的这种思路，也不会有人类学的方法和视角。现在田先生年事己高，费先生己离我们远去，而我自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甚至我所带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们很多人也己走上工作岗位。但对于前辈恩师的感激之情仍然不能忘却，他们为我树立的学术理想，一直在影响着我前进中的每一步。
　　我还要感谢许多前辈或同辈的在陶瓷史和中国文化研究方面有建树的学者们，他们的考古发掘报告、研究论文和专著为我的写作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丰厚的研究资料与文献。与此同时，我还得到了陶瓷学界许多学者的帮助，故宫博物院的耿宝昌先生已是九十一岁的高龄，2012年底，当我把书稿送到他的手上时，让我深受感动的是，他整个春节都没有休息，不仅通读了全文，对全部的图片说明进行了核对和校正，还为本书题字，并题写了书名，作为后学，在此，我对耿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景德镇陶瓷学院的曹建文教授和故宫博物院的冯小琪研究员通读了整部书稿，并仔细地进行了校阅和文献的核对工作。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周思中教授也帮助校阅了从原始社会到元代的部分书稿。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所带的硕士研究生叶茹飞帮我校对了全文的文献资料，并帮忙整理了部分图片以及帮忙查找了部分资料，还数次陪我乘车从北京一起到齐鲁书社做校对工作，我的研究生王丹炜也参与了部分图片的校对工作，感谢他们为这部书付出的辛勤劳动。
　　另外，我要感谢我的家人：父亲、丈夫和儿子，他们都非常支持我的事业，为我分担了所有的我应该操心的家庭琐事，使我能全力以赴地研究学问。尤其是我的丈夫朱乐耕，他总是我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和研究经费上的后盾。我的儿子朱阳是这部书的第一个读者，他以一个曾在国外留学的年轻人的敏锐眼光，为本书的修改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
　　其次，我要感谢齐鲁书社的赵发国副总编辑和宋悌主任，为了这部书他们亲自来北京跟我签订合同。2007年签的合同，当时已经完成了第一稿，以为稍加修改很快就能完成，谁知当我下笔修改时，却发现第一稿是若干年以前完成的，现在又有了许多新的考古发现，而且和几年前比较，自己的思想和认识也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因素使得修改难度加大，所以我下决心大力修改，这一修改就是五六年，大大地拖延了出版时间。在这漫长的写作时间里，我一拖再拖，反复修改了数次。在这期间，赵发国副总编辑和宋悌主任非常耐心地和我保持着联系，关心本书的写作进度，完成后又进行了精心的编辑和排版及封面设计工作，因此，这部书的完成与他们的耐心、宽容及努力的工作是分不开的。还有刘强先生为这部书的编辑工作付出了极为辛苦的劳动，逐句逐字地审读、核对，为本书的出版保证了质量。
　　最后，还要感谢和声明的是：此部书的图片展示量很大，有些是来自己出版的一些画册和专著，在此我对这些画册和著作的作者及出版社表示诚挚的谢意，在本书出版前我会尽可能地找到作者，希望其能允许我在本书中使用这些图片。但由于工作量太大，有些作者没有联系上或疏忽了没有联系，本书面世后，有关学术同仁或业界同好如有什么要求，可以直接与出版社或我联系。还有一些图片是来自我到国外的各大博物馆考察时所拍摄的，其中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皮博蒂·艾塞克斯博物馆、波士顿博物馆、伯克利博物馆；英国的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馆；法国的吉美博物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历史博物馆；德国的德累斯顿博物馆；荷兰的鹿特丹波伊曼·凡·布宁根博物馆、格罗宁根博物馆、吕伐登普林塞斯霍夫博物馆等。由于本人精力所限，而且也由于跨国联系方面的困难，所以没有征得这些博物馆的同意就采用了这些图片。为了表示尊重，我在每一张图片上都表明了出处和所收藏的博物馆的名称，在此一并深表感谢！
　　方李莉
　　2013年7月10日
　　终稿于北京市万万树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