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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探讨了后金融危机背景下俄罗斯的贫困人口概况，包括俄罗斯贫困线的界定、贫困的类型、贫困人口的分布与特征以及民众对贫困人口的态度等。当前按照俄官方的贫困线标准，贫困人口的数量有所减少，但实际的生活水平依然低下，贫困人口处于社会最底层，由于遭到社会排斥而难以向社会上层流动。
【关键词】俄罗斯 贫困人口 贫困线 社会剥夺
【中图分类号】 F133.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22.026
当前，在后金融危机背景下的贫困问题已成为俄罗斯社会发展中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据俄官方统计，至2015年3月，俄罗斯贫困人口的数量达到2300万，贫困发生率为16%。当前俄罗斯的贫困问题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贫困人口在数量、特征、分布等方面均发生显著变化。
俄罗斯贫困人口的贫困线标准
标准预算法。按《俄罗斯联邦最低生活保障法》的规定，贫困线是指在社会发展阶段能够保障居民最起码的生活条件和维持人的劳动能力和健康所需要的费用。依据本国实际情况，俄政府采用标准预算法制定贫困线，以10%的极端贫困家庭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物品、服务和税收等支出为基准，确定基本生活物品的种类和标准。①
2013年第一季度俄官方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为7095卢布，其中的40%、23%、23%、14%分别用于食物、生活物品、服务、税收等支出。俄政府限定贫困线标准中食物支出应占40%，但调查显示，有30%的贫困家庭中食物支出高出这一标准，有的已超过50%。可见，官方制定的贫困线偏低。此后，俄政府对贫困线标准重新加以调整。2013年第二季度贫困线有所提高，为8848卢布。按此标准，2013年俄贫困人口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恩格尔系数法。恩格尔系数是居民食品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值，收入水平越低的家庭，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值越高，即恩格尔系数越大就越贫困。该系数按60%计算，2013年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17%，这仅是较保守的统计。据调查，有5%的家庭一半以上的收入用于公共服务费用，即食物支出已不可能高于60%。另有22%的家庭公共服务支出已超过收入的25%，加上交通费用和其他生活必需支出，其食物支出也低于规定标准。如果将恩格尔系数设为50%，那么2013年俄贫困人口将占比40%。因此，按官方贫困线标准，贫困者的数量虽有所减少，但实际的生活水平依然低下。这是由于此标准较低，其增长速度明显滞后于人均收入的增长，且并未考虑居住地类型的差异。
俄罗斯贫困人口的主要类型
总体而言，俄罗斯社会主要存在着低收入贫困、剥夺式贫困和长期性贫困。低收入贫困指由于收入过低而致贫，属于绝对贫困的范畴。剥夺式贫困是指因某种社会行为而致贫，如吸毒、酗酒、缺乏亲属援助、家庭消费方式、生活成本的地域差异等因素都有可能导致收入高于贫困线的家庭陷入贫困。据统计，从2003至2013年，低收入贫困人口数量减少幅度较大，这表明政府当前使用的贫困线标准偏低，导致贫困人口占比偏低。另外，各地区生活成本的差异、家庭消费支出的特点以及缺乏亲属支援等因素也会导致部分收入高于低保标准的家庭陷入贫困。长期性贫困是指陷入贫困超过三年以上，其收入长期低于贫困线标准，并带有多重剥夺的特点。在受访的此类人口中，认为自己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占一半，其父母没有受过职业教育的占一半以上。可见，长期性贫困易导致贫困的代际传递，并由于单一的经济原因难以脱贫而形成贫困的固化现象。
俄罗斯民众的态度
当前俄民众对贫困人口的态度趋于消极和冷漠。民众认为贫困者具有的普遍特征包括营养不良、住房较差、极少购置新物品、难以获取优质的医疗服务和良好的教育、靠负债应急、子女缺少同龄人的常备品等。近些年来，贫困者越发感受到同他人的生活差异，如在商品购置、衣物质量、工作满意度等方面。总体上看，对部分因赡养人死亡或者家庭成员患有重大疾病，没有得到政府相应救助而陷入贫困者，多数民众报以同情，而事实上由于酗酒和吸毒导致贫困的情况在俄罗斯较为普遍，对于此类贫困者，一般民众认为政府不应发放社会福利资金救助他们，因为无论生活水平如何低下，他们仍然会酗酒或吸毒。
近年来民众普遍认为，当前主要的致贫原因，已不再是由于用工单位不支付或拖延支付工资所致。据调查，从2003至2013年，因家庭发生不幸事故和酗酒吸毒等致贫的比例有明显上升。因此，当前俄罗斯的贫困状况不仅与社会的宏观经济态势有关，也与贫困人口自身的行为有关。贫困人口往往没有看到致貧的个人责任，但他们对周围其他人致贫原因的看法却接近于一般民众的认识。在受访的贫困者中，有四分之三的人表示他们承受着贫困带来的困窘和羞耻感，四分之一的人认为由于物质条件较差而遭受到社会歧视。长期性贫困人口经常会感受到羞耻与歧视。所以就当前大部分贫困者而言，他们不仅日常收入不足，而且还遭受到社会排斥。
结论与启示
结论。当前俄罗斯社会对贫困人口的态度趋于消极和冷漠，并出现贫困耻辱化倾向，民众已习惯于将贫困与酗酒和其他反社会行为联系起来。同时也有少部分人认为，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家庭成员患病或赡养人死亡且国家救助不充足等因素。总体上民众对致贫原因的认知已从群体性转变为个体性。
俄罗斯的贫困线即最低生活保障线，当前贫困线标准是月收入低于9000卢布，此标准为俄罗斯人均收入的60%，这个比重符合部分发达国家的贫困线标准。由于俄社会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和中位收入水平偏低，导致当前划分贫困线的标准预算法不完全适用。俄官方的贫困线标准比民众标准低约1.25倍，这种差异是源于地域和居住地类型的不同而导致的生活成本上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按官方贫困线统计的贫困人口所占比重与社会学机构的实际调查数据相近，分别为13%和13.8%。当前，俄贫困阶层在竭力改善自身的生活状况，而不是盲目夸大个体的贫困程度，这从根本上有别于上世纪90年代由于经济结构改革而造成的普遍贫困的状况。此外，有部分贫困人口不愿承认自己的贫困状态，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在俄罗斯沦为贫困阶层会使人感到羞耻，致使部分贫困人口难以接受这种社会角色，甚至放弃其应得的权益与补偿。 俄民众普遍认为贫困人口具有一定的行为特征，近十年来这些行为特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因此可采用剥夺式贫困来测评俄罗斯的贫困状况。据统计，当前俄罗斯剥夺式贫困人口的数量约占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再计入低收入贫困人口，则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数的比重已接近三分之一。由此可见，当前俄罗斯的贫困问题较2003年和2008年相比虽有所改善，但实际上贫困状况仍然普遍存在。
研究得出的贫困人口总数与俄官方数据存在差异，但低收入贫困人口所占的比重却完全一致，这反映出在低保线标准制定中存在漏洞，即没有考虑到各地生活成本的差异和各年龄组人群的消费特点等因素。此外，单凭日常收入来评定生活水平也并不完全准确，还应考虑其资产累计状况。俄罗斯的贫困问题呈现出多样性、异质性和敏感性的特点，贫困人口中一半来自社会底层的长期性贫困者，另一半是来自富裕阶层的新贫困人口。新贫困人口主要是指由于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改革的影响而陷入贫困的人口。②他们属于相对贫困人口，其致贫原因通常是社会分配制度不公平、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保障措施缺失等因素。另外，俄罗斯的贫困问题还带有停滞性特点，即贫困者不仅收入匮乏，其社会心态和交往范围也发生改变。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出现使脱贫问题变得复杂化，并且促进了贫困文化的生成，尤其是对那些长期性贫困人口而言。近些年来，俄罗斯贫困人口的产生是对低资源群体进行结构性与体制性制约的结果，同时伴有最近出现的与贫困耻辱论相关的文化性制约。当前，民众对贫困人口的看法取决于其致贫原因，而不是个体的贫困状态，这就导致民众对贫困群体的援助力度减弱，使贫困人口逐渐被边缘化而遭受到社会排斥。
启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贫困问题凸显，成为今后很长时期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应该意识到，贫困治理是实现转型国家政治稳定的基本保障和经济稳定持久发展的必要条件。俄罗斯与我国同处于社会转型期，都是新兴市场国家，因此，当前俄贫困问题研究的经验和成果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理论與实践参考。
第一，当前我国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中，应更为注重扶贫对象精准和脱贫成效精准，确保贫困者真正脱贫，以达到减少乃至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俄罗斯低保线标准制定中存在的主要漏洞，就是没有充分考虑到不同地域、不同年龄组人群的生活需求和生活成本的差异等因素，最终导致扶贫成效不甚显著。因此，当前我国在扶贫实践中，应更为注重“精准”二字，即注重扶贫对象、扶贫过程的精准度与高效性，确保在2020年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摆脱贫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第二，完善并加快社会救助制度建设。近十年来俄罗斯的贫困问题总体上虽有所改善，但俄官方划定的贫困线标准偏低，且贫困状况仍然普遍存在。作为社会安全保障中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社会救助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采用的贫困治理手段。当前，我国已初步建成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的较为完善的城乡贫困救助体系，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贫困人口基本生活等方面发挥着“社会安全阀”的重要作用，但新型社会救助体系仍存在一些漏洞，需要不断健全与完善。比如当前社会救助制度运行中的救助标准与给付水平等都需要进一步提高，政府应在相对贫困的基础上建立科学合理的低保标准及其制度化调节机制，并确定适度、可调节的覆盖面，建立专业化、高效率的社会救助管理体系等。
第三，救助政策具有相应的隐性功能，可能对真正的穷人不利。当前俄罗斯的贫困人口逐渐被边缘化，普遍受到社会排斥，为此还有部分贫困者不愿接受救助而放弃其应得的权益与补偿，可见，社会救助政策有时会给受助群体带来不同程度的社会排斥与耻辱感，可能使其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产生社会疏离感。因此，政府在制定并实施社会救助政策的同时，应本着人本主义的理念，注重受助对象的人格尊严、民主权利、发展潜能和社会参与的机会，增强其话语权，并积极培养民众现代的社会救助理念，推行工作福利政策，通过加强文化关怀促进贫困群体的社会融合，最终推动社会共同进步。③
（本文系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16M15）
注释
马蔚云：《俄罗斯收入分配政策评析》，《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12年第11期。
庄晓惠：《从转型性贫困者的形成看俄罗斯转型期的制度及个体适应性问题》，《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3期。
杨思斌：《国际金融危机与我国社会保障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5期。
责 编/戴雨洁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poor in Russia in the post-financial crisis context， including the definition of the poverty line in Russia， the classification of poverty， the distrib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or， and the attitude of the general public toward the poor. At present， according to the Russian government’s poverty line standards， the number of poor people has decreased， but their actual living standard is still low. The poor are at the bottom of society and have difficulty in moving to the upper social strata due to social exclusion.
Keywords： Russia， poor population， poverty line， social deprivation
【关键词】俄罗斯 贫困人口 贫困线 社会剥夺
【中图分类号】 F133.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22.026
当前，在后金融危机背景下的贫困问题已成为俄罗斯社会发展中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据俄官方统计，至2015年3月，俄罗斯贫困人口的数量达到2300万，贫困发生率为16%。当前俄罗斯的贫困问题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贫困人口在数量、特征、分布等方面均发生显著变化。
俄罗斯贫困人口的贫困线标准
标准预算法。按《俄罗斯联邦最低生活保障法》的规定，贫困线是指在社会发展阶段能够保障居民最起码的生活条件和维持人的劳动能力和健康所需要的费用。依据本国实际情况，俄政府采用标准预算法制定贫困线，以10%的极端贫困家庭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物品、服务和税收等支出为基准，确定基本生活物品的种类和标准。①
2013年第一季度俄官方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为7095卢布，其中的40%、23%、23%、14%分别用于食物、生活物品、服务、税收等支出。俄政府限定贫困线标准中食物支出应占40%，但调查显示，有30%的贫困家庭中食物支出高出这一标准，有的已超过50%。可见，官方制定的贫困线偏低。此后，俄政府对贫困线标准重新加以调整。2013年第二季度贫困线有所提高，为8848卢布。按此标准，2013年俄贫困人口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恩格尔系数法。恩格尔系数是居民食品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值，收入水平越低的家庭，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值越高，即恩格尔系数越大就越贫困。该系数按60%计算，2013年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17%，这仅是较保守的统计。据调查，有5%的家庭一半以上的收入用于公共服务费用，即食物支出已不可能高于60%。另有22%的家庭公共服务支出已超过收入的25%，加上交通费用和其他生活必需支出，其食物支出也低于规定标准。如果将恩格尔系数设为50%，那么2013年俄贫困人口将占比40%。因此，按官方贫困线标准，贫困者的数量虽有所减少，但实际的生活水平依然低下。这是由于此标准较低，其增长速度明显滞后于人均收入的增长，且并未考虑居住地类型的差异。
俄罗斯贫困人口的主要类型
总体而言，俄罗斯社会主要存在着低收入贫困、剥夺式贫困和长期性贫困。低收入贫困指由于收入过低而致贫，属于绝对贫困的范畴。剥夺式贫困是指因某种社会行为而致贫，如吸毒、酗酒、缺乏亲属援助、家庭消费方式、生活成本的地域差异等因素都有可能导致收入高于贫困线的家庭陷入贫困。据统计，从2003至2013年，低收入贫困人口数量减少幅度较大，这表明政府当前使用的贫困线标准偏低，导致贫困人口占比偏低。另外，各地区生活成本的差异、家庭消费支出的特点以及缺乏亲属支援等因素也会导致部分收入高于低保标准的家庭陷入贫困。长期性贫困是指陷入贫困超过三年以上，其收入长期低于贫困线标准，并带有多重剥夺的特点。在受访的此类人口中，认为自己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占一半，其父母没有受过职业教育的占一半以上。可见，长期性贫困易导致贫困的代际传递，并由于单一的经济原因难以脱贫而形成贫困的固化现象。
俄罗斯民众的态度
当前俄民众对贫困人口的态度趋于消极和冷漠。民众认为贫困者具有的普遍特征包括营养不良、住房较差、极少购置新物品、难以获取优质的医疗服务和良好的教育、靠负债应急、子女缺少同龄人的常备品等。近些年来，贫困者越发感受到同他人的生活差异，如在商品购置、衣物质量、工作满意度等方面。总体上看，对部分因赡养人死亡或者家庭成员患有重大疾病，没有得到政府相应救助而陷入贫困者，多数民众报以同情，而事实上由于酗酒和吸毒导致贫困的情况在俄罗斯较为普遍，对于此类贫困者，一般民众认为政府不应发放社会福利资金救助他们，因为无论生活水平如何低下，他们仍然会酗酒或吸毒。
近年来民众普遍认为，当前主要的致贫原因，已不再是由于用工单位不支付或拖延支付工资所致。据调查，从2003至2013年，因家庭发生不幸事故和酗酒吸毒等致贫的比例有明显上升。因此，当前俄罗斯的贫困状况不仅与社会的宏观经济态势有关，也与贫困人口自身的行为有关。贫困人口往往没有看到致貧的个人责任，但他们对周围其他人致贫原因的看法却接近于一般民众的认识。在受访的贫困者中，有四分之三的人表示他们承受着贫困带来的困窘和羞耻感，四分之一的人认为由于物质条件较差而遭受到社会歧视。长期性贫困人口经常会感受到羞耻与歧视。所以就当前大部分贫困者而言，他们不仅日常收入不足，而且还遭受到社会排斥。
结论与启示
结论。当前俄罗斯社会对贫困人口的态度趋于消极和冷漠，并出现贫困耻辱化倾向，民众已习惯于将贫困与酗酒和其他反社会行为联系起来。同时也有少部分人认为，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家庭成员患病或赡养人死亡且国家救助不充足等因素。总体上民众对致贫原因的认知已从群体性转变为个体性。
俄罗斯的贫困线即最低生活保障线，当前贫困线标准是月收入低于9000卢布，此标准为俄罗斯人均收入的60%，这个比重符合部分发达国家的贫困线标准。由于俄社会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和中位收入水平偏低，导致当前划分贫困线的标准预算法不完全适用。俄官方的贫困线标准比民众标准低约1.25倍，这种差异是源于地域和居住地类型的不同而导致的生活成本上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按官方贫困线统计的贫困人口所占比重与社会学机构的实际调查数据相近，分别为13%和13.8%。当前，俄贫困阶层在竭力改善自身的生活状况，而不是盲目夸大个体的贫困程度，这从根本上有别于上世纪90年代由于经济结构改革而造成的普遍贫困的状况。此外，有部分贫困人口不愿承认自己的贫困状态，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在俄罗斯沦为贫困阶层会使人感到羞耻，致使部分贫困人口难以接受这种社会角色，甚至放弃其应得的权益与补偿。 俄民众普遍认为贫困人口具有一定的行为特征，近十年来这些行为特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因此可采用剥夺式贫困来测评俄罗斯的贫困状况。据统计，当前俄罗斯剥夺式贫困人口的数量约占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再计入低收入贫困人口，则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数的比重已接近三分之一。由此可见，当前俄罗斯的贫困问题较2003年和2008年相比虽有所改善，但实际上贫困状况仍然普遍存在。
研究得出的贫困人口总数与俄官方数据存在差异，但低收入贫困人口所占的比重却完全一致，这反映出在低保线标准制定中存在漏洞，即没有考虑到各地生活成本的差异和各年龄组人群的消费特点等因素。此外，单凭日常收入来评定生活水平也并不完全准确，还应考虑其资产累计状况。俄罗斯的贫困问题呈现出多样性、异质性和敏感性的特点，贫困人口中一半来自社会底层的长期性贫困者，另一半是来自富裕阶层的新贫困人口。新贫困人口主要是指由于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改革的影响而陷入贫困的人口。②他们属于相对贫困人口，其致贫原因通常是社会分配制度不公平、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保障措施缺失等因素。另外，俄罗斯的贫困问题还带有停滞性特点，即贫困者不仅收入匮乏，其社会心态和交往范围也发生改变。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出现使脱贫问题变得复杂化，并且促进了贫困文化的生成，尤其是对那些长期性贫困人口而言。近些年来，俄罗斯贫困人口的产生是对低资源群体进行结构性与体制性制约的结果，同时伴有最近出现的与贫困耻辱论相关的文化性制约。当前，民众对贫困人口的看法取决于其致贫原因，而不是个体的贫困状态，这就导致民众对贫困群体的援助力度减弱，使贫困人口逐渐被边缘化而遭受到社会排斥。
启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贫困问题凸显，成为今后很长时期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应该意识到，贫困治理是实现转型国家政治稳定的基本保障和经济稳定持久发展的必要条件。俄罗斯与我国同处于社会转型期，都是新兴市场国家，因此，当前俄贫困问题研究的经验和成果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理论與实践参考。
第一，当前我国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中，应更为注重扶贫对象精准和脱贫成效精准，确保贫困者真正脱贫，以达到减少乃至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俄罗斯低保线标准制定中存在的主要漏洞，就是没有充分考虑到不同地域、不同年龄组人群的生活需求和生活成本的差异等因素，最终导致扶贫成效不甚显著。因此，当前我国在扶贫实践中，应更为注重“精准”二字，即注重扶贫对象、扶贫过程的精准度与高效性，确保在2020年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摆脱贫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第二，完善并加快社会救助制度建设。近十年来俄罗斯的贫困问题总体上虽有所改善，但俄官方划定的贫困线标准偏低，且贫困状况仍然普遍存在。作为社会安全保障中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社会救助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采用的贫困治理手段。当前，我国已初步建成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的较为完善的城乡贫困救助体系，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贫困人口基本生活等方面发挥着“社会安全阀”的重要作用，但新型社会救助体系仍存在一些漏洞，需要不断健全与完善。比如当前社会救助制度运行中的救助标准与给付水平等都需要进一步提高，政府应在相对贫困的基础上建立科学合理的低保标准及其制度化调节机制，并确定适度、可调节的覆盖面，建立专业化、高效率的社会救助管理体系等。
第三，救助政策具有相应的隐性功能，可能对真正的穷人不利。当前俄罗斯的贫困人口逐渐被边缘化，普遍受到社会排斥，为此还有部分贫困者不愿接受救助而放弃其应得的权益与补偿，可见，社会救助政策有时会给受助群体带来不同程度的社会排斥与耻辱感，可能使其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产生社会疏离感。因此，政府在制定并实施社会救助政策的同时，应本着人本主义的理念，注重受助对象的人格尊严、民主权利、发展潜能和社会参与的机会，增强其话语权，并积极培养民众现代的社会救助理念，推行工作福利政策，通过加强文化关怀促进贫困群体的社会融合，最终推动社会共同进步。③
（本文系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16M15）
注释
马蔚云：《俄罗斯收入分配政策评析》，《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12年第11期。
庄晓惠：《从转型性贫困者的形成看俄罗斯转型期的制度及个体适应性问题》，《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3期。
杨思斌：《国际金融危机与我国社会保障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5期。
责 编/戴雨洁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poor in Russia in the post-financial crisis context， including the definition of the poverty line in Russia， the classification of poverty， the distrib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or， and the attitude of the general public toward the poor. At present， according to the Russian government’s poverty line standards， the number of poor people has decreased， but their actual living standard is still low. The poor are at the bottom of society and have difficulty in moving to the upper social strata due to social exclusion.
Keywords： Russia， poor population， poverty line， social depriv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