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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溥仪在看到“中华民国”的总统坐着汽车出入紫禁城后，从宫墙爬下，面对所有的宫廷大臣、侍卫、太妃、太监们狠狠地吼了一句：“You are all liars!”
这是二十年前，由意大利导演贝纳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执导的《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中令人难忘的一幕。这部以西方人的视角叙述和表现中国最后一位皇帝传奇人生的影片，所有人物对白均用英文，但却丝毫未减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动荡不安时潮暗涌的特殊历史气息，这不仅是因为影片获得进入故宫实地拍摄的特许，更重要的是导演贝托鲁奇成功的将视觉效果、时间交替和空间调度等技巧融入到历史人物命运的讲述中，使得该片获得了第六十届(1988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摄影、最佳美工、最佳服装设计、最佳剪辑、最佳音响效果、最佳原始音乐九项大奖，成为史诗般的经典作品。
然而电影终究不是历史影像的记录，就算历史影像记录也不过是历史的外在表象而已，而对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探究也许永远都是不确切的未知数。就像影片里年少的溥仪对宫中的人说：“You are all liars”（你们都是骗子），战犯管理所里的溥仪反对庄士敦回忆他是自愿跟日本人去满洲的说法：“Johnston was a liar”（庄士敦在说谎），而战犯管理所的审查人员则对溥仪和他从前的侍卫大声呵斥：“You are both lying”（你们都在说谎）。是的，在宏大的历史环境中，作为历史人物的个体都身不由己地置身于谎言之中，也都在不由自主地制造谎言，从被人欺骗到欺骗别人，再到欺骗自己，就算是“真龙天子”也难逃这样的命运，甚至由于他的天子身份而更显悲凉。所以贝托鲁奇说他是抱着对溥仪的同情拍的这部片子。他在接受法国《首映》杂志记者采访时说：“要是我对溥仪没有同情，我就不会拍这部影片了。我甚至喜欢那些可憎的人物，我需要爱摄影机前的所有人物。即使他们是恶劣的，我也设法使他们具有某种悲剧性，从而产生一点高贵感。……这些人物虽是可憎的，但他们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并不谅解他，可他们也是命运之神的玩物。所以，任何人都不过是历史的牺牲品。”于是《末代皇帝》中充满了为溥仪种种行为找出合理缘由并强调个人力量在历史大转轮中的弱小的试图。
当我们观看影片的时候，不禁会问，这是真实的溥仪吗？我们能把它当作历史事实来看吗？还是认为它仅仅是基于人情的艺术加工而已？
我们就从影片里溥仪说“Johnston was a liar”讲起。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翻开庄士敦写的《紫禁城的黄昏》念：“竭力将皇上说成去满洲是被日本人绑架的说法是不真实的……他是自愿离开天津到满洲去的。”片中的溥仪立即声明：“Johnston was a liar”，并称庄士敦在他去东北之前就已经离开，因此不可能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但战犯管理所的人员随即传唤了他的侍从，因为这位侍从在其交代材料中回忆，在离开天津去东北的前一天，他帮助溥仪收拾行李，如果溥仪是被日本人绑架，怎么可能在被绑架的前一天还那么从容不迫地收拾行李？面对工作人员的质疑，面对当年的主人，这位曾经的侍从不知如何是好，只好说：“时间隔得太久，也许我记错了……”可那位有点暴躁的工作人员将他们两人的材料本子砸向他们：“You are both lying！”镜头又回到溥仪离开天津前往“满洲”的前夜，他不顾旁人的劝说，决意去东北，他认为他是满洲世袭的统治者，他要建立由他统治的“满洲国”。对于日本人的利用，他说他要设法反过来利用日本人；对于日本侵占中国领土，他的投靠日本人将被视为背叛中国而受到世人谴责，他则为自己投靠日本人的行为找理由，说是国民政府违背承诺在先，中国的军队搜掠了他祖先的陵墓，中国背叛了他。
这是《末代皇帝》这部影片对溥仪离开天津去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的动机及缘由的诠释，那么其中提及的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一书是怎样写的呢？作为当事人的溥仪对这段历史，他自己又是如何回忆的呢？
庄士敦以他对溥仪及其身边人的了解分析道：“中国人力图证明，皇上已被日本人强行绑架了。这种说法在欧洲人中间广泛流传，许多人都相信。但这完全是不真实的。……他真的能够从被绑架到满洲去的危险境地中逃脱出来，那样他只须登上一艘开往上海的英国轮船就成了。他忠诚可靠的仆人郑孝胥绝对不是一个严厉的监狱看守。他离开天津去满洲，完全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愿……”〔1〕庄士敦的理解是，如果溥仪自己不情愿去东北，要逃脱日本人的控制也不算难，“只须登上一艘开往上海的英国轮船就成了”。但有趣的是，在溥仪的记录中，他不但没用这种偷偷摸摸的方式摆脱日本人，反而是用类似偷偷摸摸的方式投入了日本人的怀抱。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中回忆：“按照计划，我必须在这天傍晚，瞒过所有的耳目，悄悄混出静园的大门。我为这件事临时很费了一番脑筋。我先是打算不走大门，索性把汽车从车房门开出去。我命令最亲近的随侍大李去看看能不能打开车房门，他说车房门久未使用，门外已经被广告招贴糊住了。后来还是祁继忠想出了个办法，这就是把我藏进一辆跑车（即只有双座的一种敞篷车）的后箱里，然后从随侍里面挑了一个勉强会开车的充当临时司机。他自己坐在司机旁边，押着这辆‘空车’把我载出静园。” 〔2〕当还算顺利地到达码头的时候，溥仪“还认为离着‘幸福’是越来越近了呢！”
对溥仪离开天津去东北这个事件，我们看到了以上三种版本的描述：作为后世艺术演绎的戏剧作品，作为当时历史的旁观者的回忆和作为历史当事人的记述。总的来说，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带着对溥仪个人命运的同情，更着重的是强调长期以来旧中国混乱乌合的政治给溥仪心理上造成了对国家民族概念的误解与不信任；而庄士敦则以自己作为史无前例的中国皇帝的英文师傅身份，自信地认为自己在溥仪青少年成长最关键的时期对他的影响是重大的（在他的记录中还提到宋子文曾向他出示了一份来自北方的电报，意在希望他回天津劝告溥仪不要投入满洲的冒险活动，而他则认为如果溥仪需要他的帮助随时都可以直接与他取得联系，除非溥仪觉得没有这个需要，从而印证他认为溥仪是出于自愿而去东北的推测）；溥仪的自传回忆则自己颠覆自己原来编造的说法，并详细地“交代”了他所有的行为及心理活动（在苏联他“一贯把自己的叛国行为说成是迫不得已的，是在暴力强压之下进行的”，“把跟土肥原的会谈改编成武力绑架”，“把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行为和后来种种谄媚民族敌人的举动全部掩盖起来”〔3〕，而经过改造后所写出的回忆录里则完全承认自己是为了复辟帝制〔4〕，为了再次得到至高无上的权力〔5〕）。
三个叙述，三种特点；三个视角，三种倾向：贝托鲁奇的同情，庄士敦的自信，溥仪的自责与自嘲。这不仅仅体现在上述事件的叙述中，很多细节都是如此。例如关于溥仪剪辫一事，影片中刻画的是一个致力于改革的溥仪，他想改革宫廷里所有陈旧的东西，当他凛然自豪地剪掉自己头上象征着清王朝统治强权的辫子时，镜头扫过的是向他投以赞赏目光的皇后，坐立不安诚惶诚恐的大臣，还有微微仰头得意的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里，庄士敦则强调“这件事可以认为与我有间接的关系”〔6〕，并且皇帝剪掉辫子以后，皇宫里出现了许多针对他的“指责性议论”，因为年轻的皇帝是在他的教育和引导下接触各种新事物和新思想的；而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是这样写的：“只因庄士敦讥笑说中国人的辫子是猪尾巴，我才把它剪掉了。”〔7〕再例如关于遣散太监一事，《末代皇帝》中除了交代太监们为了掩盖从宫中偷盗财物而纵火烧掉建福宫是溥仪遣散他们的直接原因以外，还不忘交代一个根本原因，那就是溥仪认为这个在“紫禁城存在了八百年”的不合理制度应当废除；庄士敦的文字里则表达了溥仪是“带着自信的力量和决心开始行动”的，而庄士敦本人谈到此事也非常骄傲地称他了解皇帝的意图，他“内心非常赞成皇上打算采取的行动”，因为他经常同皇帝讨论太监制度，并且是他让皇帝“知道西方世界把太监制度视为野蛮的遗迹”〔8〕；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遣散太监”一节中详细地说明了他决定遣散太监的原因，因为他认为太监们是在偷盗他的财物，所以下令清查宫中的库存，因为他的清查导致了太监们害怕被查处，所以干脆放火烧了建福宫，又因为宫中连续发生起火和行凶案使得他怀疑有人要谋害他，尤其当他偷听到太监背后议论他，说他脾气越来越坏，说那把火是他自己放的时候，便“觉得他们真是居心叵测，如果不先采取措施，后害实在无穷”，所以“为了一劳永逸，最后决定，把太监全都赶走不要”〔9〕。
我们常常看到“揭示历史真相”这样的字眼，但又常常被眼花缭乱的各种说法迷惑，也许作为读史者，能做的就只有在甄别比较中按照自己的思维尽可能地去接近历史的真相而已。就拿上述例子来说，我们是相信庄士敦？是相信溥仪？是相信其他人的回忆？是赞同贝托鲁奇的理解？或是各信一点？抑或谁也不信地说一句：“They are all liars”？
值得品味的是，溥仪最初的交代材料就不是自己动笔的，而是由胞弟溥杰代笔写的，一共四十多万字〔10〕。随后，《我的前半生》稿件付诸出版之前又经过上级单位的审查、扩充及考证等工作。由于初稿文字及层次的粗糙和相关史实的模糊，加上“溥仪很多事情记不清，也说不清，它只能说出自己的感觉，而战犯管理所如何做他的工作，他说他从来没注意过，所以改造工作如何进行，自己的思想如何转变，他都说不清楚。对于历史事件的背景，由于他深居禁宫，也所知甚少”，而且“他对周围人物的介绍都是大而化之，对于传记文学所必要的素材，非常缺乏”〔11〕，所以群众出版社负责该书出版的编辑李文达先生很是费了一番心思，“不但对全书进行了整体设计、构思和每章每节的具体安排，而且三次易稿和多次大修小改”，“与溥仪共同研究，在取得共识后，由李文达执笔完成”，可以说李文达是《我的前半生》的第二作者，只是“当时李文达未署名，完全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12〕。除此之外，包括翦伯赞、申伯纯、刘大年、黎澍、侯外庐、李侃、翁独健、何干之、邵循正、杨东莼、吴晗、廖沫沙、张治中、傅作义、梅汝璈等史学界和法学界众多社会知名人士也对书稿参与了意见、修改润色，著名作家老舍还就篇幅和文字方面做了许多批注。就在这多方关注和多次修改下，《我的前半生》最终由群众出版社于1964年1月出版。我们暂且不讨论溥仪原稿中的自责是否过分和夸大，是否完全由于改造而发自内心，就拿对原稿进行删改来说，记述在这里就已经被装饰和改变了，甚至因为在当时，“过头的认罪和自嘲自骂也被认为是不实事求是的”，于是溥仪原稿中很多过分自责的语言也被删改过了。2007年1月，群众出版社出版了溥仪《我的前半生》的全本，即未经改动过的溥仪原稿，这至少可以让读者直接地接触到最原始的未经过滤的来自溥仪的文字，在全本出版后，如果我们有兴趣再作一番对比，也许还会别有更多滋味。
通过这些具体化的对比，可能我们更容易理解西方史学理论家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史学家”的抽象化总结。
注释：
〔1〕〔6〕〔8〕（英）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362、214、270页。
〔2〕〔3〕〔7〕〔9〕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2006年版，第287～288、408、127、147页。
〔4〕溥仪回忆他与土肥原见面时，曾当面问土肥原：“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并称“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2006年版，第280页。
〔5〕说到有人劝他投靠国民政府及蒋介石，溥仪则答复说：“（就算）他给了我一个帝号，又哪比得上土肥原答应的帝位呢？他能给我的款子，又怎么比得上整个的东北呢？蒋介石再对我好，他能把江山让给我吗？”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页。
〔10〕〔11〕凌云：《〈我的前半生〉是怎样问世的》，载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代序》，群众出版社2006年版。
〔12〕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出版说明》，群众出版社2006年版。
这是二十年前，由意大利导演贝纳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执导的《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中令人难忘的一幕。这部以西方人的视角叙述和表现中国最后一位皇帝传奇人生的影片，所有人物对白均用英文，但却丝毫未减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动荡不安时潮暗涌的特殊历史气息，这不仅是因为影片获得进入故宫实地拍摄的特许，更重要的是导演贝托鲁奇成功的将视觉效果、时间交替和空间调度等技巧融入到历史人物命运的讲述中，使得该片获得了第六十届(1988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摄影、最佳美工、最佳服装设计、最佳剪辑、最佳音响效果、最佳原始音乐九项大奖，成为史诗般的经典作品。
然而电影终究不是历史影像的记录，就算历史影像记录也不过是历史的外在表象而已，而对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探究也许永远都是不确切的未知数。就像影片里年少的溥仪对宫中的人说：“You are all liars”（你们都是骗子），战犯管理所里的溥仪反对庄士敦回忆他是自愿跟日本人去满洲的说法：“Johnston was a liar”（庄士敦在说谎），而战犯管理所的审查人员则对溥仪和他从前的侍卫大声呵斥：“You are both lying”（你们都在说谎）。是的，在宏大的历史环境中，作为历史人物的个体都身不由己地置身于谎言之中，也都在不由自主地制造谎言，从被人欺骗到欺骗别人，再到欺骗自己，就算是“真龙天子”也难逃这样的命运，甚至由于他的天子身份而更显悲凉。所以贝托鲁奇说他是抱着对溥仪的同情拍的这部片子。他在接受法国《首映》杂志记者采访时说：“要是我对溥仪没有同情，我就不会拍这部影片了。我甚至喜欢那些可憎的人物，我需要爱摄影机前的所有人物。即使他们是恶劣的，我也设法使他们具有某种悲剧性，从而产生一点高贵感。……这些人物虽是可憎的，但他们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并不谅解他，可他们也是命运之神的玩物。所以，任何人都不过是历史的牺牲品。”于是《末代皇帝》中充满了为溥仪种种行为找出合理缘由并强调个人力量在历史大转轮中的弱小的试图。
当我们观看影片的时候，不禁会问，这是真实的溥仪吗？我们能把它当作历史事实来看吗？还是认为它仅仅是基于人情的艺术加工而已？
我们就从影片里溥仪说“Johnston was a liar”讲起。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翻开庄士敦写的《紫禁城的黄昏》念：“竭力将皇上说成去满洲是被日本人绑架的说法是不真实的……他是自愿离开天津到满洲去的。”片中的溥仪立即声明：“Johnston was a liar”，并称庄士敦在他去东北之前就已经离开，因此不可能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但战犯管理所的人员随即传唤了他的侍从，因为这位侍从在其交代材料中回忆，在离开天津去东北的前一天，他帮助溥仪收拾行李，如果溥仪是被日本人绑架，怎么可能在被绑架的前一天还那么从容不迫地收拾行李？面对工作人员的质疑，面对当年的主人，这位曾经的侍从不知如何是好，只好说：“时间隔得太久，也许我记错了……”可那位有点暴躁的工作人员将他们两人的材料本子砸向他们：“You are both lying！”镜头又回到溥仪离开天津前往“满洲”的前夜，他不顾旁人的劝说，决意去东北，他认为他是满洲世袭的统治者，他要建立由他统治的“满洲国”。对于日本人的利用，他说他要设法反过来利用日本人；对于日本侵占中国领土，他的投靠日本人将被视为背叛中国而受到世人谴责，他则为自己投靠日本人的行为找理由，说是国民政府违背承诺在先，中国的军队搜掠了他祖先的陵墓，中国背叛了他。
这是《末代皇帝》这部影片对溥仪离开天津去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的动机及缘由的诠释，那么其中提及的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一书是怎样写的呢？作为当事人的溥仪对这段历史，他自己又是如何回忆的呢？
庄士敦以他对溥仪及其身边人的了解分析道：“中国人力图证明，皇上已被日本人强行绑架了。这种说法在欧洲人中间广泛流传，许多人都相信。但这完全是不真实的。……他真的能够从被绑架到满洲去的危险境地中逃脱出来，那样他只须登上一艘开往上海的英国轮船就成了。他忠诚可靠的仆人郑孝胥绝对不是一个严厉的监狱看守。他离开天津去满洲，完全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愿……”〔1〕庄士敦的理解是，如果溥仪自己不情愿去东北，要逃脱日本人的控制也不算难，“只须登上一艘开往上海的英国轮船就成了”。但有趣的是，在溥仪的记录中，他不但没用这种偷偷摸摸的方式摆脱日本人，反而是用类似偷偷摸摸的方式投入了日本人的怀抱。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中回忆：“按照计划，我必须在这天傍晚，瞒过所有的耳目，悄悄混出静园的大门。我为这件事临时很费了一番脑筋。我先是打算不走大门，索性把汽车从车房门开出去。我命令最亲近的随侍大李去看看能不能打开车房门，他说车房门久未使用，门外已经被广告招贴糊住了。后来还是祁继忠想出了个办法，这就是把我藏进一辆跑车（即只有双座的一种敞篷车）的后箱里，然后从随侍里面挑了一个勉强会开车的充当临时司机。他自己坐在司机旁边，押着这辆‘空车’把我载出静园。” 〔2〕当还算顺利地到达码头的时候，溥仪“还认为离着‘幸福’是越来越近了呢！”
对溥仪离开天津去东北这个事件，我们看到了以上三种版本的描述：作为后世艺术演绎的戏剧作品，作为当时历史的旁观者的回忆和作为历史当事人的记述。总的来说，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带着对溥仪个人命运的同情，更着重的是强调长期以来旧中国混乱乌合的政治给溥仪心理上造成了对国家民族概念的误解与不信任；而庄士敦则以自己作为史无前例的中国皇帝的英文师傅身份，自信地认为自己在溥仪青少年成长最关键的时期对他的影响是重大的（在他的记录中还提到宋子文曾向他出示了一份来自北方的电报，意在希望他回天津劝告溥仪不要投入满洲的冒险活动，而他则认为如果溥仪需要他的帮助随时都可以直接与他取得联系，除非溥仪觉得没有这个需要，从而印证他认为溥仪是出于自愿而去东北的推测）；溥仪的自传回忆则自己颠覆自己原来编造的说法，并详细地“交代”了他所有的行为及心理活动（在苏联他“一贯把自己的叛国行为说成是迫不得已的，是在暴力强压之下进行的”，“把跟土肥原的会谈改编成武力绑架”，“把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行为和后来种种谄媚民族敌人的举动全部掩盖起来”〔3〕，而经过改造后所写出的回忆录里则完全承认自己是为了复辟帝制〔4〕，为了再次得到至高无上的权力〔5〕）。
三个叙述，三种特点；三个视角，三种倾向：贝托鲁奇的同情，庄士敦的自信，溥仪的自责与自嘲。这不仅仅体现在上述事件的叙述中，很多细节都是如此。例如关于溥仪剪辫一事，影片中刻画的是一个致力于改革的溥仪，他想改革宫廷里所有陈旧的东西，当他凛然自豪地剪掉自己头上象征着清王朝统治强权的辫子时，镜头扫过的是向他投以赞赏目光的皇后，坐立不安诚惶诚恐的大臣，还有微微仰头得意的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里，庄士敦则强调“这件事可以认为与我有间接的关系”〔6〕，并且皇帝剪掉辫子以后，皇宫里出现了许多针对他的“指责性议论”，因为年轻的皇帝是在他的教育和引导下接触各种新事物和新思想的；而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是这样写的：“只因庄士敦讥笑说中国人的辫子是猪尾巴，我才把它剪掉了。”〔7〕再例如关于遣散太监一事，《末代皇帝》中除了交代太监们为了掩盖从宫中偷盗财物而纵火烧掉建福宫是溥仪遣散他们的直接原因以外，还不忘交代一个根本原因，那就是溥仪认为这个在“紫禁城存在了八百年”的不合理制度应当废除；庄士敦的文字里则表达了溥仪是“带着自信的力量和决心开始行动”的，而庄士敦本人谈到此事也非常骄傲地称他了解皇帝的意图，他“内心非常赞成皇上打算采取的行动”，因为他经常同皇帝讨论太监制度，并且是他让皇帝“知道西方世界把太监制度视为野蛮的遗迹”〔8〕；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遣散太监”一节中详细地说明了他决定遣散太监的原因，因为他认为太监们是在偷盗他的财物，所以下令清查宫中的库存，因为他的清查导致了太监们害怕被查处，所以干脆放火烧了建福宫，又因为宫中连续发生起火和行凶案使得他怀疑有人要谋害他，尤其当他偷听到太监背后议论他，说他脾气越来越坏，说那把火是他自己放的时候，便“觉得他们真是居心叵测，如果不先采取措施，后害实在无穷”，所以“为了一劳永逸，最后决定，把太监全都赶走不要”〔9〕。
我们常常看到“揭示历史真相”这样的字眼，但又常常被眼花缭乱的各种说法迷惑，也许作为读史者，能做的就只有在甄别比较中按照自己的思维尽可能地去接近历史的真相而已。就拿上述例子来说，我们是相信庄士敦？是相信溥仪？是相信其他人的回忆？是赞同贝托鲁奇的理解？或是各信一点？抑或谁也不信地说一句：“They are all liars”？
值得品味的是，溥仪最初的交代材料就不是自己动笔的，而是由胞弟溥杰代笔写的，一共四十多万字〔10〕。随后，《我的前半生》稿件付诸出版之前又经过上级单位的审查、扩充及考证等工作。由于初稿文字及层次的粗糙和相关史实的模糊，加上“溥仪很多事情记不清，也说不清，它只能说出自己的感觉，而战犯管理所如何做他的工作，他说他从来没注意过，所以改造工作如何进行，自己的思想如何转变，他都说不清楚。对于历史事件的背景，由于他深居禁宫，也所知甚少”，而且“他对周围人物的介绍都是大而化之，对于传记文学所必要的素材，非常缺乏”〔11〕，所以群众出版社负责该书出版的编辑李文达先生很是费了一番心思，“不但对全书进行了整体设计、构思和每章每节的具体安排，而且三次易稿和多次大修小改”，“与溥仪共同研究，在取得共识后，由李文达执笔完成”，可以说李文达是《我的前半生》的第二作者，只是“当时李文达未署名，完全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12〕。除此之外，包括翦伯赞、申伯纯、刘大年、黎澍、侯外庐、李侃、翁独健、何干之、邵循正、杨东莼、吴晗、廖沫沙、张治中、傅作义、梅汝璈等史学界和法学界众多社会知名人士也对书稿参与了意见、修改润色，著名作家老舍还就篇幅和文字方面做了许多批注。就在这多方关注和多次修改下，《我的前半生》最终由群众出版社于1964年1月出版。我们暂且不讨论溥仪原稿中的自责是否过分和夸大，是否完全由于改造而发自内心，就拿对原稿进行删改来说，记述在这里就已经被装饰和改变了，甚至因为在当时，“过头的认罪和自嘲自骂也被认为是不实事求是的”，于是溥仪原稿中很多过分自责的语言也被删改过了。2007年1月，群众出版社出版了溥仪《我的前半生》的全本，即未经改动过的溥仪原稿，这至少可以让读者直接地接触到最原始的未经过滤的来自溥仪的文字，在全本出版后，如果我们有兴趣再作一番对比，也许还会别有更多滋味。
通过这些具体化的对比，可能我们更容易理解西方史学理论家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史学家”的抽象化总结。
注释：
〔1〕〔6〕〔8〕（英）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362、214、270页。
〔2〕〔3〕〔7〕〔9〕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2006年版，第287～288、408、127、147页。
〔4〕溥仪回忆他与土肥原见面时，曾当面问土肥原：“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并称“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2006年版，第280页。
〔5〕说到有人劝他投靠国民政府及蒋介石，溥仪则答复说：“（就算）他给了我一个帝号，又哪比得上土肥原答应的帝位呢？他能给我的款子，又怎么比得上整个的东北呢？蒋介石再对我好，他能把江山让给我吗？”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页。
〔10〕〔11〕凌云：《〈我的前半生〉是怎样问世的》，载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代序》，群众出版社2006年版。
〔12〕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出版说明》，群众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