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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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给予了较多关注。目前，对这一议题的国内研究已超越初期的译介与评述，正进一步深化，并尝试结合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实践及思想资源进行创新思考。因此，有必要对国内相关研究情况进行阶段总结，例如，“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在中国的兴起背景是怎样的？国内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及不同侧重点有哪些？已有研究存在哪些不足？如何看待此研究的发展前景？为此，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刘毅专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小明教授。张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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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给予了较多关注。目前，对这一议题的国内研究已超越初期的译介与评述，正进一步深化，并尝试结合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实践及思想资源进行创新思考。因此，有必要对国内相关研究情况进行阶段总结，例如，“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在中国的兴起背景是怎样的？国内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及不同侧重点有哪些？已有研究存在哪些不足？如何看待此研究的发展前景？为此，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刘毅专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小明教授。张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美国与东亚关系、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等，著有《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历史、理论与中国观》《美国与东亚关系导论》《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分析》等；译有《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历史与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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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界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保护平民议程和“保护的责任”进行明确区分，但随着武装团体蓄意攻击当地民众，使基于“保护的责任”的强制行动和保护平民的强力维和，在概念和行动上的区别变得模糊。这一趋势对中国的联合国维和政策构成一系列政治和行动的挑战。为此，与“保护的责任”相关目标应纳入联合国维和行动，联合国维和特派团应提高识别、监测暴行罪风险的能力，通过明确而全面的暴行预防战略，支持维和人员执行保护平民的任务，进而阻止暴行罪发生，而这种预防能力建设也符合中国的维和政策和利益。
与冷战期间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谨慎政策有明显不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在维和行动中同时部署民事和军事人员到指定地区，反映了中国维和行动的观念发生变化。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既是中国跨区域外交的一部分，又是中国人道主义干预等“非战争性军事行动”的安全政策体现。目前，中国的维和人员前往的多为和平脆弱地区，维和人员面临当地武装分子的严重威胁。中国正试图在成为国际安全事务中负责任的大国和参与联合国解决国内冲突的维和行动间寻求利益平衡。
学界曾普遍认为，全球宗教复兴及宗教政治化是1979年伊朗革命、苏东剧变和“9．11”事件的重要动力。在世界各国人民应对全球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深入发展之际，宗教复兴与世俗化两大趋势日益高度纽结，既有重合，也存对立，从不同层面对人们的宗教认同、政治认同、国家认同和族裔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
国际关系研究一直被看作是社会科学中世俗且具实证性的研究领域，宗教及向来与国际权力体制没有关系的非国家行为体——各种类型的宗教组织在其中难有一席之地。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宗教复兴、宗教的政治化趋势及国际关系的“宗教回归”，尤其是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世俗媒体和学界对国际关系中宗教作用的传统看法，引发和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宗教转折”甚至“范式转移”，使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成为21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学术热点和增长点。那么，如何评价全球宗教复兴对当前国际关系的冲击，国际关系研究
近年来，随着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外交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活跃，中国的外交学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也得到国际上外交学界更多的关注和重视。中国的外交学学科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当今外交学研究为何繁荣？中国外交学研究有哪些特点？是否形成了自己的流派或学派？目前，中国的外交学研究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田田叶专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清敏教授。张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对外政策分析理论与中国对外政策，近年来主要研究外交学理论与当代中国外交实践，著有
福山最近在其有关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的著作中阐述的理论，表明福山并未放弃他早期的“历史终结”哲学，而恰恰是一种对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的“终点”的回溯，甚至可说是一种对这一“终点”的政治历史的背书。但是，福山所阐述的重点却也发生了微妙和重要的变化，即他由强调自由民主转到了强调国家能力的建设，这一转变可以从他的核心问题意识由人类历史转到了美国政治得到解释。而对此还可进行另一种回溯，即对“终点”的逻辑追溯。通过对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的历史考察，可以展现一种隐藏在制度理念后面的道德价值规范原则的系列，由此也可以发现
同一处边境地带的地缘政治意义，在两国间力量消长的过程中，常常随着政治经济条件的改变而变化更替。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中俄东部边境维持了近百年的平静态势。局面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世纪中期之后，随着沙皇俄国向黑龙江流域的进一步侵略和对东蒙地区的经济扩张，处于蒙古高原和黑龙江流域交界处的呼伦贝尔，数十年时间内安全局势突转严峻。为了抵消威胁、巩固边防，新政时期清政府开始对呼伦贝尔进行整体开发。呼伦贝尔局势的骤变，是经济文化变迁影响地缘政治局势的颇好例证。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需要正确地理解和把握“自觉性”和“自发性”的关系，坚持和贯彻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切实地将社会主义民主程序和形式落到实处，坚持民主决策，把改善民生作为首要任务。反腐必须重在建立权力制约机制，必须同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官僚特权阶层进行长期和坚韧的斗争。民主集中制不可丢，权威主义不可取，必须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结合起来运作，实行有限的集权、有序的民主。民主社会主义可以借鉴但不可照搬。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健全和完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一、国际政治建构主义的学理特色
曹德军（以下简称“曹”）：您曾将建构主义的兴起界定为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种转向？
近年来，中国领事保护中的“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处理的领事保护案件数量上升，但中国政府在领事保护方面资金投入和人员投入十分有限。目前，中国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在中央、地方、驻外使领馆、企业和个人“五位一体”的领保联动机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要解决领事保护中的“供需矛盾”，需要增加外交投入，具体包括增加领事保护经费的额度、增设领事机构、增加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中专门从事领事保护工作的人员编制等。同时，还需要继续发挥现有联动机制的作用，并探索领事保护机制在平行方向上的发展，如建立更多的国际合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