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艺术门类的发展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新有创作范式对旧有模式的合理性颠覆，DV纪实类节目的创作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电视领域的发展速度是以翻番来计算的，这反应为资金上的巨额投入，电视市场的深度开掘，技术上的不断更新，观念上的持续突破。但由于宣教式专题片和“纪实主义”对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这一代电视人的深远影响，导致了纪实艺术在观念和创新意识上的步伐永远比技术和其他因素都要走得艰难。2008年的中国国际纪录片选片会中的120部DV获奖节目，成为2007—2008年度全国优秀纪录片的一次大检阅，其间涌现出无数值得深思与借鉴的新作品。中国纪实类节目在九十年代后期面临了栏目化，市场化带来的困境之后，近些年终于在独立精神和标新立异的基础上艰难地迈出了可喜的步伐。
　　首先在总体表现上，DV创作人员的文化视野不断开拓，使得DV纪录片题材在选择上继续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除了大众化的那些民生题材外，关于自然灾难，社会犯罪，关于濒危动物，关于人文关怀和爱情亲情，关于生与死，道德与伦理，理智与情感的题材在2008年都有不少节目，甚至还有拍摄关于文物古迹，考古发现的。题材的选择广泛使得DV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领域，像北京独立制作人霍凤兰的人文类纪录片《敬老院》，广西党员电教中心的旅游类纪录片《月亮妈妈》，杭州独立制作人祝辰州的动物类短片《爱的故事》以及中国传媒大学的创意类作品《寻》等等，都大有一鸣惊人的感觉。
　　其次，不同类型的DV纪实作品融入了不同的创作手段。07年我们收到的500部纪实DV作品中，纯纪实类的几乎占了95％，08年我们收到了650多部纪实类作品，其中纯纪实类的占了85％，另外的一些DV作品，都或多或少地使用了重演再现，动画，素描，沙画等多种创作手段。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的《我的体操梦》，山东刘何雁的《越来越近》，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的《五种运动》，中国美术学院的《越狱篇》，中国科技大学的《夏》等等。尽管这里有些节目在多种创作手段的运用上还显稚嫩，特别是掌握不好重演再现的分寸，但是我们毕竟在DV创作上走出了“单一纪实”的框框，迎来了多元纪实的新时代。
　　再次，DV创作开始重视经费的投入。不少个人和大学都在DV纪录片创作上投入了相当的费用。记得07年，笔者在了解DV创作经费投入的时候非常悲观。江西一位长期从事DV创作的龚先生，每完成一部10分钟的纪录片投人330元钱，08年他平均投入600元。传媒类大学的学生每完成一部作业平均投入650元(含设备计时)，08年的传媒类大学平均投入850元(含设备计时)。中国传媒大学的南广学院拍摄纪录片《绿牡丹》投入了4000多元。而独立制作人刘珂明先生，为了创建自己的DV工作室，除了添加了更高级的DV摄像机外，竟然将自己的“标清非线”整个升级成苹果的“高清非线”，仅这一项就花掉了15000多元。
　　DV的多元化发展，为我们的纪录片创作领域增添了色彩，尤其是它的个性化创作风格使DV时代能够加速出现多元的纪实作品。现在，增值，独创，反传统反中心等理念与视点已经渗透到DV创作的诸多层面，一个在手段和技术上“怎么都行”的创作时代就在我们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