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于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大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是表现韩愈对官场的嘲讽，对隐士生活的赞美，对趋炎附势的小人的挖苦。但从韩愈的生平、平生的志向及韩愈写此文的生活状态，可以看出韩愈此文却是在表面的描绘中隐藏着他的言外之意，即对官场生活的艳羡之情，对自己曾经的摇尾乞怜的自嘲之情，在迫不得已时只好去归隐的无奈之情。此文与作者的《进学解》一样，又是一篇牢骚之作，是作者“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表现。
　　关键词：言外之意 艳羡 自嘲 牢骚之作
　　《送李愿归盘谷序》是韩愈为送别朋友李愿归盘古隐居而作的。文章由三部分组成：开头部分写盘古环境的清幽，中间部分写李愿对当时社会上三部分人的谈论、评价，结尾部分写作者韩愈听了李愿这番谈论、评价后的赞叹。
　　传统观点认为，李愿对社会上三种人的评价，就是作者韩愈本人对这三种人的评价。如宋代楼昉认为：“一节是形容得意人，一节是形容闲居人，一节是形容奔走伺候人，却结在‘人贤不肖何如也’一句上。终篇全举李愿说话，自说只数语，其实非李愿言此，又别是一格”（《崇古文诀》卷九）。笔者赞同此种观点。大多数学者又认为，作者对第一种人即大丈夫，表达的是嘲讽、鞭挞之情；对第二种人即隐士，表达的是赞美、向往之情；对第三种人即趋炎附势之人，表达的是嘲讽、挖苦之情，并且认为：本文通过对盘谷幽僻清雅的自然环境和盘谷之乐的描写，体现出韩愈对李愿不慕虚名浮利、追求宽心自适的高洁心志的欣赏与羡慕，也流露出了韩愈经历宦海浮沉之后厌倦仕途、向往隐逸生活的心绪（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笔者认为此种讲法有其正确的一面，因为从文章的表面上来看，作者对这三种人的感情确实如此。但如果仅仅止于此种理解，是否过于表面和肤浅？如果结合韩愈写作此文时的思想、处境来看，笔者认为，韩愈还应当有许多不便为外人明道的言外之意。
　　韩愈借李愿之口刻画的第一种人是所谓“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的大丈夫。这种人 “坐于庙朝，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位高权重；“武夫前呵，从者塞途”，煊赫一时；“喜有赏，怒有刑”，喜怒无常；“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喜听谀词；“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荒淫糜烂。这些描写，使那些身居高位、依仗权势、穷奢极欲的官僚的形象，跃然纸上。那么韩愈对此种人的态度是什么呢？是不是也是借李愿之口对此种人貌赞实讽呢？
　　贞元二年（公元七八六年）秋天，韩愈苦家贫，衣食不足，于是决定赴长安求仕。期间考进士四次始得考取，三次殿试却无官可得。本文是韩愈于唐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写的。此年韩愈三十四岁，已在京城长安奔波了十七个年头，但仍然没有得到一官半职。但官场中得意者的声势、失意者的尴尬，却着实看到不少。韩愈崇尚儒学，是一个有着极大抱负的人，在《龌龊》一诗中，他表示自己不愿龊龊苟活，而要作一个鲠直的谏诤之官：“大贤事业异，远抱非俗观。……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他同时又是一个功名心极重的人，他多次投靠达官贵人，并向他们求救，但却始终走不进权力的中心。现又值人生的壮年，却是“宦途竟寥落，鬓发坐差池”（《将归赠孟东野房蜀客》），他心中的郁闷和愤怒可想而知。希冀功名利禄而不得，于是就化作了对获得了这些功名利禄的“大丈夫”的讽刺、批判与鄙视。这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心理。但是韩愈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了自己对达官贵人这种生活的艳羡之情：因为这一段的描写实在是热闹非凡，实在是穷形尽相，实在是篇幅较大（相较于对其他两种人的描摹）。我们从生活的常识中可以知道，当我们非常讨厌一个人或一种生活状态时，我们是不愿过多提及这个人或是这种生活状态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出韩愈的内心对这种生活是十分向往的。韩愈自己也借李愿之口说自己对功名利禄的态度：“吾非恶之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即自己对于荣华富贵的生活并不厌恶，不是不想过这样的生活，而是命不好才得不到的。那么韩愈真的向命运低头了吗？没有。从韩愈在写作本文之前和之后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对功名却是汲汲以求的：屡战屡蹶，屡蹶屡战，奋斗不止。因为韩愈明白，自己要想建不世之功业，非考取功名不可，非走进权力中心不行。韩愈最为后世人诟病的是其以利禄诱其子：“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两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长相嬉戏，不殊同队鱼。年至十二三，头角稍相疏。二十渐乖张，清沟映污渠。三十骨骼成，乃一龙一猪。飞黄腾踏去，不能顾蟾蜍。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问之何因尔？学与不学欤”（《示儿》）。就连奉韩愈为“百世师”的苏轼读了这些诗，也只得说：“退之《示儿》诗，……所示皆利禄事也。至老杜则不然，其《示宗武》……所示皆圣贤事也。”杜甫受封建正统思想的支配，有他的时代局限性，但与急于功名的韩愈，又不可同日而语了。所以笔者认为，这段对大丈夫生活的描写充满了作者的酸葡萄心理，也透露了作者努力实现的目标，即成为“大丈夫”：“遇知天子，用力于当世”，并过上他所描述的这种生活。因此，对达官贵人及其生活，作者是既有讽刺、鄙视、批判之情，又有艳羡、向往、追逐之情，感情纡徐曲折。
　　李愿刻画的第二种人是另外一些“不遇于时”的大丈夫，是作为第一种大丈夫的对立面出现的。这种人既“穷”且“闲”，但他们能欣赏大自然的美景，食用大自然的赏赐，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这种人的想法是“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他们与世无争，超然物外，这是十足的隐者之风。韩愈借李愿之口讲的这一番话，充满了对隐居生活的赞美，似乎韩愈特别想过这样的生活。其实韩愈是要立功立名、建不朽之功业的，这不过是韩愈因求功名而不得时的愤激之辞，只是说说而已，正当壮年的韩愈是决不会隐居的。韩愈在《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中表白：“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进而不知愧焉。”明确表明自己是不会隐居的。如果要隐居的话，也不过是“终南捷径”而已。文末的一段歌行体，看似形容隐士自居之乐，其实与一般乡绅生活的赞歌并无太大不同；据险而居，又活像中唐藩镇割据的具体而微。作者在京城长安为功名而搏斗，却屡遭挫折，自然希望远离社会，躲开烦恼。但这仅是作者的想望，也是作者发发牢骚而已。因此“膏吾车兮秣吾马，从子于盘兮，终吾生以徜徉”，这种愿望也许是真诚的，但韩愈自己相信自己会这样做吗？这恐怕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李愿所说的第三种人，是那种趋炎附势的势利小人。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是：“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门”，卑躬屈膝，钻营吹拍，非常忙碌。他们结交权贵们时的情形是：“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形容猥琐，丑态毕露，可怜亦复可鄙。他们的地位处境是：“处秽污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地位卑下，处境危险。他们的心态是“侥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虽希望渺茫，但心存侥幸，且死不回头。这一段对此类人描写，可谓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学者们一般认为，这些描写表现了韩愈对这类人的鄙夷、厌恶、不屑和嘲讽，但恐怕不仅仅如此。因为韩愈自己也曾有过文中李愿所描写的这种人的经历和作为。唐德宗贞元二年，韩愈十九岁，辞别家乡来到京城，一直到三十四岁（即写这篇文章时），仕途一直不顺利。从贞元二年到贞元十一年的将近十年中，韩愈在京城埋头读书，求人度日，奔走权门，屡下考场，目的是求官。然而这个目的一直没有达到，这使他意态惶惶，急不可待。他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亲伏光范门下，三次向宰相（当时的宰相是赵憬、贾耽、卢迈）上书，尽情呈露自己的才华，并送上若干篇文章，请求赏识和提拔。首上一书，宰相不予理之；过十九天又上第二书。仍不见回，等第二十九天，再上第三书，还是石沉大海。在《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中，他把自己比作掉进水里将要淹死的人，落到火里将要烧死的人，请求当权者援救。如何援救？就是给个官当。摇尾乞怜，弃廉耻于不顾；俯首帖耳，爱官宦如明珠。戚戚于贫下，汲汲于权贵。这对韩愈这样高自期许的知识分子来说，脸皮得相当厚才说得出来。尽管他在《应科目时与人书》中表白：“若俯首帖耳摇尾乞怜者，非我之志也”，而实际在三封《上宰相书》中，已表现出摇尾乞怜之态。后人对此多有诟病，说他“略不知耻”，是有根据的。后人更有“平生最爱韩夫子，宰相三书不忍观”之云，讥耶？惜耶？洵不诬也。但韩愈性格中的“勇夺三军之帅”的刚毅性格也不是后人能随便鄙薄的。
　　因此韩愈对这些趋炎附势之人的描述，也是对自己曾经的生活经历的再现；他对这些人的嘲讽，也就是对自己的嘲讽；他对这些人的怜悯，也是对自己的怜悯；他对这些人的贬损，也是对自己的贬损。这里有韩愈自己的一把辛酸痛苦之泪，一片自嘲叹悯之情，一腔抑郁不平之气。这些痛苦的经历使韩愈暂时有了想要隐居的念头，但最后其想要建不世之功业的念头还是占了上风。
　　由此可见，《送李愿归盘谷序》的主旨并不仅仅是表面上所呈现的那样，是对第一、第三种人的嘲讽、挖苦和对第二种人的推崇赞扬，而是包含着更复杂的情感在里面。在对达官贵人生活的描摹中，貌讽实赞，将其对此的嘲讽、不屑之情与其对此的艳羡、赞美、向往之情杂糅，同时还夹杂着自信。在对隐士生活的描写中，貌赞实否，在表达自己的高洁之情时，实是表达理想不能实现的愤激之情。在对趋炎附势之人生活的描写中，貌鄙实叹，将其对此的鄙夷、贬损之情与其对此的自嘲、哀叹、怜悯、郁闷、不满等等情感交织在一起。所有这些构成了这篇文章的主旨——把满腹的因仕途失意的牢骚发泄出来。这正是他“物不得其平则鸣”的又一实践，为他自己和当时那些有才而不遇的志士吐了一股抑郁不平之气。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读本（语文选修）》，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6：1
　　[2]田玉梅：《借题发挥，吐胸中块垒——<送李愿归盘谷序>解读》，《新课程（教师）》2010，01
　　[3]陈曦：《韩愈的人品评述》，《作家》，20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