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是匠人的本钱，只有把唢呐吹到骨子里，才能传承下去。”肖江虹表示，在这个速度决定一切的时代里边，需要慢下来的一种工匠精神。
　　小满后的贵阳连续几天都是天色阴沉，雨水冲洗下，扶风山麓的阳明祠愈显出尘。
　　一身格子衬衫的肖江虹几步用力，跨上了茶室门口的石台阶，老板正迎上前欲打招呼，他却径直走向后堂，“老规矩，加一点石斛”。这里，是肖江虹以文会友的地方。
　　刚落座，肖江虹就从包里往外掏东西，掏了半天却是一包烟，这也成为这个男人整下午不离手的道具。
　　“我还以为你会掏出一把精致的小唢呐呢？”廉政瞭望记者打趣道，毕竟肖江虹是《百鸟朝凤》的原著作者，也是电影编剧。
　　“现在会吹百鸟朝凤的，都是学音乐的科班生。乡村唢呐匠啊，能把乐器给吹个响，有点意思就得了。”
　　不会吹唢呐的父亲最有匠心
　　“我真正要写的，既不是德高望重的焦师傅，也不是一力传承的游天鸣，而是一辈子没能吹上唢呐的父亲游本盛。”肖江虹说，匠心这主要是一种精神，而非形式。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索良柱是肖江虹的挚友，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肖江虹每每写好小说第一稿，都会让他提意见。索良柱对记者说：“大家去读一下原著小说就知道，焦师傅在游天鸣第一次说自己吹不出百鸟朝凤时，就已经向生活投降了——把唢呐折断，去了当年没看上的徒弟蓝玉厂里看大门。”
　　这也正是肖江虹和电影导演吴天明最大的分歧所在。在电影后半段，吴导却把游本盛的故事嫁接到了焦师傅身上。肖江虹和索良柱都认为，焦师傅的放弃，其实是生活的常态，而非人们想当然觉得老手艺人就理应这样。
　　肖江虹多次提到了他的二叔，一个乡村木匠，过去包揽了村里很多人的家具，他也勤勤恳恳延续着师辈们传授的方法。但突然有一天，大家都开始在城里买那些更漂亮的组合家具了，不论他选的木材有多结实，价格多么便宜，均无人问津。
　　“二叔并没懊恼，继续做他的农活，偶尔操练一下，以防手艺给撂下。”肖江虹吞云吐雾间，侃侃道来，“直到后来，乡亲们发现那些看着高大上的家具没用两年就坏了，反而是过去那种老式家具更耐用，二叔的生意又红火起来了，但他仍然做得不紧不慢，照旧按自己的节奏种庄稼，农闲时间才给大家做家具。”
　　即使后来，城里人也开始来淘手工家具了，肖江虹的二叔依旧没有扩大生产规模。“二叔可能没想那么多，只是默默做下去，手艺人需要的是匠心而非匠气。一样东西能否得到流传，时间是最好的检验。或许家具这种物质的东西留存更易，唢呐这种精神层面的更难，但道理是相通的。”肖江虹说。
　　无双镇的匠人们
　　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莫言的东北乡一样，肖江虹大部分小说也有一个场景——无双镇。不仅写这里人的生老病死，也写这里的传统职业下的民俗，更写他们的匠人匠心。
　　肖江虹的家乡修文县，是王阳明当年龙场悟道之地，历来文化鼎盛、民风淳朴。“无双镇的形象自然是我出生那个镇，但‘无双’二字的得名，却是来源于姑姑家所住的一个同名村子。”肖江虹回忆，“村里有整个镇子里都罕见的植物，村口有条小河，充溢着我儿时的一些遐想。”记者从修文县老一辈人口中得知，无双村里还有个梁祝化蝶一样的凄美故事，女主角恰恰就叫祝无双。
　　《当大事》里面的铁匠和道士、《百鸟朝凤》中的唢呐匠、《蛊镇》里的蛊师和木匠、《犯罪嫌疑人》中的骟匠兼麻糖匠……镇里这些传统的职业逐渐凋敝，大多面临着技艺无人可传的窘境，但生活总要继续，每个人还是得有自己的活法，“外在的凋敝始终动摇了不了人心和人性中那些坚固的东西，善意和伦理依然存在。”
　　《百鸟朝凤》中，无双镇分金木水火土五个村子，有人分析，里面呈现出相生相克，水庄的游天鸣就是吹不了土庄焦师傅的百鸟朝凤，也接不了真正的衣钵。
　　“完全是胡说八道，之所以把焦师傅安排在土庄，是想到他德高望重，土地承载万物，好点的寓意给他，并不为过。”肖江虹说自己不久会有一本叫《无双镇》的小说，不过，说的不再是匠人，而是聚焦镇里一群知识分子命运的故事了。
　　肖江虹善写死亡，“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唯送死可以当大事”，死法是活法的一种投射。他遗憾的是，小说和生活中很多人的死法，都太没有尊严。和生死相比，一项技艺的失传，又有点微不足道了。
　　这正如《倚天屠龙记》中张三丰在被暗算后，开始也担心武当武术后继无人，但逐渐悟到“但教行事无愧于天地，何必管他太极拳剑能不能传，武当派能不能存”时，明显又高了一个层次。而肖江虹在学生时期爱读武侠小说，但现在也几乎不读了。
　　在《蛊镇》里，原始的“蛊”其实正是一剂民间的药，维系着农村的人、情、事。而无双镇的唢呐则代表着乡村世界一整套的礼俗文化和生活方式，红白喜事上的电吉他和架子鼓，冲击的不只是唢呐匠的活计，更是对无双镇礼俗秩序的重槌。
　　“任何东西，只要进入高度仪式化，其实就是离死亡不远的时候。”肖江虹摁灭一只烟头，再次说出这句话，“不接地气的东西，是生存不下来的。昆曲为什么曲高和寡，川剧、越剧生存困难，却能薪火相传，因为它能融入老百姓的生活。像我正在创作的一部小说《傩面》里面的傩戏，也是和那个地方人的生老病死息息相连的。”
　　要匠心，不要匠气
　　在熟悉肖江虹的人眼里，把生活变成故事，正是这位年轻的贵阳市作协主席的看家本领。
　　准确地说，肖江虹如今是个副处级干部，但他最不喜欢别人提到他这层身份。在贵州的作家圈中，有人说他性格太直，讲话不留情面，容易得罪人；有人希望他登高一呼，把贵州文学带到一个新高度；还有人说他是个有些义气的人，看见不平的事情总要管一管。但肖江虹说，他只是想多写点好作品。 　　《百鸟朝凤》里的焦师傅喝醉时给游天鸣道出过唢呐的真谛——“唢呐是吹给自己听的”，肖江虹的创作既不同于“70后”专注于私人经验的自发性写作，也迥异于“80后”在商业化意识驱动下的喧哗叙事。
　　肖江虹直言：“我写我的，为什么要讨别人的好？”索良柱则称，肖江虹不愿讨巧的设计一个故事，而是更愿意把精力放在文字本身上。这是作家的一条正路，虽然这并不容易坚持。
　　显然，这个七十年代生人的经历，就是为自己而活着的。他说自己从小受到爷爷的影响很深。“爷爷正是游本盛这样的人，自己没读过书，非常羡慕读书人，再怎么辛苦都要让孩子读书。爷爷曾拿着《三国演义》、《三字经》对我说，今后你长大了也能写出这样的书流传后世，该多好。”从小，肖江虹就能背下《三国演义》的精彩段落，甚至能说出书中每一个人的名字，包括那些一出场就给干掉的可怜虫。
　　没想到，肖江虹成名之时，爷爷早已去世多年，他把发表了《百鸟朝凤》的那本当代杂志，焚化在了爷爷坟前，这像极了小说最初版本中的结尾那幕：游天鸣在父亲幕前吹奏起一曲百鸟朝凤。
　　索良柱仍为编辑改动这个结尾而不平：“这样的结束是最自然的，书中后来成了一个乞丐吹奏百鸟朝凤，这样的设计感太强，也充满了太多的匠气。”
　　命运并非如理想般丰满，这个从师范大学毕业本来准备当老师的小伙子先是一不留神被老家的修文县教育局看中，离开了三尺讲台；很快又被县领导看上，一纸调令到了县委宣传部。
　　“当时部里7个领导，就我一个兵。”肖江虹清楚记得，自己一天最多写过24个简报，那是一种累瘫的感受，“那时，我就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正是在这一时期，肖江虹办了手续去大学进修，开始艰难的创作，并陆续开始在贵州文学杂志《山花》上发表作品。县领导也觉得“这个人才，不让他写可惜了”，放他去了修文县文联。随着越来越多作品的不断获奖，肖江虹隐隐成为贵州作家圈中最有潜力者。贵州省作协想直接把他“挖走”，但遭到了贵阳市作协的拒绝，去年年底，37岁的肖江虹当选贵阳市作协新一届主席。
　　严格意义上说，肖江虹并不是一个高产作家，但到了这个阶段，自然要付出时间来调和自己的心境。他过去在《文艺报》发过一篇文章自嘲，说曾经一段时间，对作品的产量有近乎变态的追求，上一个刚写完，就开始迫不及待地谋划着下一个。一段时间文学期刊上没有自己的名字，就会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慌，就怕别人把自己给忘记了。于是没日没夜地写，写得手脚酸麻脖子僵硬两眼发直还不罢休。疯狂制造了一堆残次品，没有一个突出，只有腰椎间盘最突出。
　　现在，他则是一个中篇要来回推敲上一两年。如《傩面》就写了两年多，“年底或许能出，但这还不一定。写完这本书，我很可能就不会再写民俗了，要来的总会来，该是做个告别的时候到了，正如《百鸟朝凤》里唢呐也会慢慢的向乡村告别。”
　　当得知廉政瞭望记者在贵阳遍寻多日，仍找不到会吹百鸟朝凤的乡村唢呐匠时，肖江虹正色说，他在宣传部时，就做过书中写的宣传干部那样的事，寻访唢呐艺人和技法来进行保护，但结果都是徒劳。
　　“很多东西消亡后，往往有替代品出现，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个时候再去谈什么工匠精神的坚守，是荒谬的。通过一篇作品推动唢呐技艺的保护和传承，那是新闻记者报道的目标，不是作家应该做的事。唢呐只是小说中的一个带入品，你把它换成别的民间乐器，依然可行，匠心不缺，但我们的传承和保护又在哪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