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小三线建设前期赴皖南
1965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当时的形势是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此形势下，中央与各省市建设后方成为当时形势下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央的后方在四川，华东的后方在江西，上海市的后方则在皖南。
1965年的一天，我在办公室里突然接到副市长宋季文的电话，先说明当时的大形势，同时讲建设后方的重要性，又讲到上海的后方在皖南。还讲到我在皖南打过游击，现在既懂规划，又懂设计与施工（其实我只是懂得一些皮毛），要我会同有关负责同志到皖南实地考察一次，看看上海的后方究竟怎样建设，建设在什么地方为好。我当即表示，我虽然在这些行业里工作过与分管过，还谈不上懂，皖南我是较为熟悉的，尤其是黄山一带。
陈丕显、杨西光等在北京开会，杨先回来，在工展电影院碰到时，他也说要我到皖南去考察，上海的后方设在那里。又过了一些时间，大约是在1965年5月的一天，去皖南考察的人到宋季文办公室集中了一次，确定去的时间、路线、考察的重点等。那次去的人除我以外，还有谭浩（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副局长）、方行、黎仲勋（上海市计量局局长）等。机管局派了一位科级干部照应我们的生活，所乘车辆全由机管局负责，宋季文指定我负责带领。
一天，我们一行出发了，经浙江湖州到达皖南屯溪，这里是徽州地委所在地。我们在屯溪住在小招待所里，“行客看主客”，这是我们的老规矩，所以我们首先到徽州地委机关，看望了地委与行署的领导同志。那时地委书记是万立宇，专员是徐某，副书记王某。他们都很客气，听我们说是来看地方的，要建设上海在皖南的小三线后，他们均表示非常欢迎，并立即通知各县，要尽力配合支持。总之他们很高兴我们去。我想，上海三线建设如果没有当地的积极支持与配合，那是不可想象的。徽州7个县我们都去看了，并深入到许多山区里。
当时中央提出“靠山，分散， 隐蔽”的方针，我思想上是有想法的。如靠山，靠多大的山，是靠大山，还是靠小山？分散，怎样分散法？一个企业不仅是几个生产的车间，它还有许许多多为它服务的部门，还有生活方面的问题怎么办？隐蔽，又怎样隐蔽法？无论什么建筑物总要建在地面上，如果隐蔽到小山沟里，交通又怎么办？
这些问题当时老在我脑海里打转，但我没有提出来，打算到一定的时候再说吧！就在我们在徽州地区察看告一段落以后，市委领导曹荻秋同志亲来屯溪，我们将察看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并陪他看了几个地方，然后他先回去了。
我们在徽州地区察看以后，又到了宣城地区、池州地区看了许多地方。在宣城地区察看时，我真想去看看当年搞秘密工作的一些地方，但因集体行动而不便离队。在去池州地区时首先是到我的家乡贵池，因有工作在身，只看了我那老姐姐等少数人，而后就到东流、至德去了，这不禁使我又想起我的老父亲在20年代在至德（原叫秋浦县，即今东至县）一个茶叶工厂工作的情景，他不会想到他唯一的儿子今天又到了这块土地上！
在池州地区看完后，我们仍然循原路回上海。
我们途经广德县城时顺便进去看看，那里哪像县委县政府所在地啊！竟然脏得无以复加，实在使我感慨不已！在湖州休息了一夜就循原路返回上海。
回沪后，我将情况再向宋季文作了汇报并提出我们的意见，我们认为上海小三线应以徽州地区为中心来建设，當然有些事可能与宣城有联系，如电的供应。宋明确说，一切按曹荻秋同志意见办，并同意我们察看后的具体设想。上海三线建设初步勘察至此告一段落。
正式踏上上海后方建设的岗位
1965年的一天，市委在我们勘察的基础上，又派曹荻秋同志亲去屯溪考察，最后同意我们将上海三线建设放在徽州7个县的建议，并决定我为三线建设总指挥，黎仲勋、张子嘉（上海科学院）为副指挥，在屯溪设立指挥部。
在市委这一决定宣布以后，我即同公用办商量调张维祥为秘书，同时请机关事务管理局王献廷商量调一个干部搞行政事务。之后调了一个姓吕的干部来了，并调了一辆华沙牌的小轿车作交通工具，驾驶员姓石，年纪很轻，都叫他小石。
有了这几个人员与车辆以后，就可以开始工作了。因而我同黎仲勋先行出发到了屯溪，暂住在屯溪地委招待所靠山的一座小楼里。张子嘉在江西，接到科学院电话也到了屯溪。
我们在徽州地委的支持下，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几个基地。一是祁门县城附近沿山脚一带；二是黟县渔亭镇，这里虽然是靠在景屯公路，但向南都是大山；三是旌德的白地，这里是一块很好的盆地，四面环山，南面就是黄山，可说是面向黄山，背靠旌德县城；四是绩溪沿徽芜公路，向右就进到一个大山谷里，又靠山又隐蔽；五是宁国的河沥溪附近的大小锣山，山不高，但石灰石非常丰富，是建水泥厂的理想地方，我们搞后方建设必须要用水泥，不能由上海或其他地方运水泥来吧（当时地方还没有水泥厂）！此外，靠近新安江的歙县也有一个点，是化工部门看的地方，以后用了没有，记不清楚了。
我们作这样的布点，取得了宋季文的同意。至于“天目山”方面布点还是不布点，则暂缓考虑。
在上海后方建设的点确定后，接着就是建立指挥机构与党的领导组织，以及如何与有关部门商讨确立项目问题，当然，还有设计、施工队伍的问题。
首先是指挥机构问题。同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王献廷商量，他很支持，答应派两位处、科级干部管理后方行政事务，那就是以后去的姜子和与徐发达同志。我请方希观同志去后方管理秘书部门的事，而后市委组织部又派了一位姓朱的同志担任秘书，这位同志非常好，勤勤恳恳，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不幸遇难了，深为可惜。
关于后方建设业务方面的事，则由市计委与市科委派来的高玉庆、王中平两位主管。这两位同志很好，业务熟悉，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地工作。关于政治机构问题，确定建立政治处，不建立政治部。机构确立后，市委组织部派来马秀升同志等7人。
其次是设计施工力量的组建问题。与建工局、民用设计院领导反复商讨后，决定由四公司承担后方建设施工任务，并由经理蔡振岳同志率领。设计由曹伯慰同志率领工种齐全的力量前往。他们均已按时到达。
其三是建设项目的确立。上海在皖南后方的建设项目，因1966年年终前公用办的造反派不准我回后方，所以我不完全清楚。当然，即使我回到后方也不可能知道，因我被打成所谓的“走资派”了！但在我还在行使职权的时候，在市委市政府领导关怀下，有关单位领导是非常重视后方建设的，如市科委、机电一二局、化工局、华东科学院等单位领导都亲自到后方察看基地，尤其是南京军区时任司令员的许世友在宋季文陪同下到后方来视察，给了后方职工很大的鼓舞，更给我在工作上很好的支持。遗憾的是我这个总指挥刚刚把基地选择好，指挥机构组建好，设计施工力量刚进场工作，就被打成所谓“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无法工作。当然也无法行使我的职权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结束后方的会议时我才知道后方建设项目共54项，总投资74亿元，这些厂房、宿舍、办公楼等都移交给当地政府接管，现在怎样了，无法知道。
大约是在1978年，皖南后方在上海吴中路某处开结束会议，请我出席了会议，并要我讲话，我是没有准备的，我讲了四十几分钟。据王中平同志告知，大家说我讲得很好，我当然很高兴。上海皖南后方这个名词也就成了历史了。（题图为皖南小三线地图）
[本文系曾任上海皖南小三线建设首任总指挥兼党委书记的罗白桦的未刊遗稿（有改动）。由其家属提供。]
（责任编辑：胡北）
1965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当时的形势是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此形势下，中央与各省市建设后方成为当时形势下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央的后方在四川，华东的后方在江西，上海市的后方则在皖南。
1965年的一天，我在办公室里突然接到副市长宋季文的电话，先说明当时的大形势，同时讲建设后方的重要性，又讲到上海的后方在皖南。还讲到我在皖南打过游击，现在既懂规划，又懂设计与施工（其实我只是懂得一些皮毛），要我会同有关负责同志到皖南实地考察一次，看看上海的后方究竟怎样建设，建设在什么地方为好。我当即表示，我虽然在这些行业里工作过与分管过，还谈不上懂，皖南我是较为熟悉的，尤其是黄山一带。
陈丕显、杨西光等在北京开会，杨先回来，在工展电影院碰到时，他也说要我到皖南去考察，上海的后方设在那里。又过了一些时间，大约是在1965年5月的一天，去皖南考察的人到宋季文办公室集中了一次，确定去的时间、路线、考察的重点等。那次去的人除我以外，还有谭浩（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副局长）、方行、黎仲勋（上海市计量局局长）等。机管局派了一位科级干部照应我们的生活，所乘车辆全由机管局负责，宋季文指定我负责带领。
一天，我们一行出发了，经浙江湖州到达皖南屯溪，这里是徽州地委所在地。我们在屯溪住在小招待所里，“行客看主客”，这是我们的老规矩，所以我们首先到徽州地委机关，看望了地委与行署的领导同志。那时地委书记是万立宇，专员是徐某，副书记王某。他们都很客气，听我们说是来看地方的，要建设上海在皖南的小三线后，他们均表示非常欢迎，并立即通知各县，要尽力配合支持。总之他们很高兴我们去。我想，上海三线建设如果没有当地的积极支持与配合，那是不可想象的。徽州7个县我们都去看了，并深入到许多山区里。
当时中央提出“靠山，分散， 隐蔽”的方针，我思想上是有想法的。如靠山，靠多大的山，是靠大山，还是靠小山？分散，怎样分散法？一个企业不仅是几个生产的车间，它还有许许多多为它服务的部门，还有生活方面的问题怎么办？隐蔽，又怎样隐蔽法？无论什么建筑物总要建在地面上，如果隐蔽到小山沟里，交通又怎么办？
这些问题当时老在我脑海里打转，但我没有提出来，打算到一定的时候再说吧！就在我们在徽州地区察看告一段落以后，市委领导曹荻秋同志亲来屯溪，我们将察看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并陪他看了几个地方，然后他先回去了。
我们在徽州地区察看以后，又到了宣城地区、池州地区看了许多地方。在宣城地区察看时，我真想去看看当年搞秘密工作的一些地方，但因集体行动而不便离队。在去池州地区时首先是到我的家乡贵池，因有工作在身，只看了我那老姐姐等少数人，而后就到东流、至德去了，这不禁使我又想起我的老父亲在20年代在至德（原叫秋浦县，即今东至县）一个茶叶工厂工作的情景，他不会想到他唯一的儿子今天又到了这块土地上！
在池州地区看完后，我们仍然循原路回上海。
我们途经广德县城时顺便进去看看，那里哪像县委县政府所在地啊！竟然脏得无以复加，实在使我感慨不已！在湖州休息了一夜就循原路返回上海。
回沪后，我将情况再向宋季文作了汇报并提出我们的意见，我们认为上海小三线应以徽州地区为中心来建设，當然有些事可能与宣城有联系，如电的供应。宋明确说，一切按曹荻秋同志意见办，并同意我们察看后的具体设想。上海三线建设初步勘察至此告一段落。
正式踏上上海后方建设的岗位
1965年的一天，市委在我们勘察的基础上，又派曹荻秋同志亲去屯溪考察，最后同意我们将上海三线建设放在徽州7个县的建议，并决定我为三线建设总指挥，黎仲勋、张子嘉（上海科学院）为副指挥，在屯溪设立指挥部。
在市委这一决定宣布以后，我即同公用办商量调张维祥为秘书，同时请机关事务管理局王献廷商量调一个干部搞行政事务。之后调了一个姓吕的干部来了，并调了一辆华沙牌的小轿车作交通工具，驾驶员姓石，年纪很轻，都叫他小石。
有了这几个人员与车辆以后，就可以开始工作了。因而我同黎仲勋先行出发到了屯溪，暂住在屯溪地委招待所靠山的一座小楼里。张子嘉在江西，接到科学院电话也到了屯溪。
我们在徽州地委的支持下，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几个基地。一是祁门县城附近沿山脚一带；二是黟县渔亭镇，这里虽然是靠在景屯公路，但向南都是大山；三是旌德的白地，这里是一块很好的盆地，四面环山，南面就是黄山，可说是面向黄山，背靠旌德县城；四是绩溪沿徽芜公路，向右就进到一个大山谷里，又靠山又隐蔽；五是宁国的河沥溪附近的大小锣山，山不高，但石灰石非常丰富，是建水泥厂的理想地方，我们搞后方建设必须要用水泥，不能由上海或其他地方运水泥来吧（当时地方还没有水泥厂）！此外，靠近新安江的歙县也有一个点，是化工部门看的地方，以后用了没有，记不清楚了。
我们作这样的布点，取得了宋季文的同意。至于“天目山”方面布点还是不布点，则暂缓考虑。
在上海后方建设的点确定后，接着就是建立指挥机构与党的领导组织，以及如何与有关部门商讨确立项目问题，当然，还有设计、施工队伍的问题。
首先是指挥机构问题。同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王献廷商量，他很支持，答应派两位处、科级干部管理后方行政事务，那就是以后去的姜子和与徐发达同志。我请方希观同志去后方管理秘书部门的事，而后市委组织部又派了一位姓朱的同志担任秘书，这位同志非常好，勤勤恳恳，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不幸遇难了，深为可惜。
关于后方建设业务方面的事，则由市计委与市科委派来的高玉庆、王中平两位主管。这两位同志很好，业务熟悉，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地工作。关于政治机构问题，确定建立政治处，不建立政治部。机构确立后，市委组织部派来马秀升同志等7人。
其次是设计施工力量的组建问题。与建工局、民用设计院领导反复商讨后，决定由四公司承担后方建设施工任务，并由经理蔡振岳同志率领。设计由曹伯慰同志率领工种齐全的力量前往。他们均已按时到达。
其三是建设项目的确立。上海在皖南后方的建设项目，因1966年年终前公用办的造反派不准我回后方，所以我不完全清楚。当然，即使我回到后方也不可能知道，因我被打成所谓的“走资派”了！但在我还在行使职权的时候，在市委市政府领导关怀下，有关单位领导是非常重视后方建设的，如市科委、机电一二局、化工局、华东科学院等单位领导都亲自到后方察看基地，尤其是南京军区时任司令员的许世友在宋季文陪同下到后方来视察，给了后方职工很大的鼓舞，更给我在工作上很好的支持。遗憾的是我这个总指挥刚刚把基地选择好，指挥机构组建好，设计施工力量刚进场工作，就被打成所谓“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无法工作。当然也无法行使我的职权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结束后方的会议时我才知道后方建设项目共54项，总投资74亿元，这些厂房、宿舍、办公楼等都移交给当地政府接管，现在怎样了，无法知道。
大约是在1978年，皖南后方在上海吴中路某处开结束会议，请我出席了会议，并要我讲话，我是没有准备的，我讲了四十几分钟。据王中平同志告知，大家说我讲得很好，我当然很高兴。上海皖南后方这个名词也就成了历史了。（题图为皖南小三线地图）
[本文系曾任上海皖南小三线建设首任总指挥兼党委书记的罗白桦的未刊遗稿（有改动）。由其家属提供。]
（责任编辑：胡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