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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冷战国际史，美国，解密档案，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14—0012—05
同中国史研究相比，目前国内(也许对任何国家相关学者而言都是如此)世界史研究最让学者们挠头的，一是在资料尤其是档案资料收集整理上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二是资料必须首先认真翻译后才能加以利用。可信的汉译档案资料的相对缺乏，成为目前阻碍中国世界史研究队伍进一步扩大、相关研究持续向前推进的主要因素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沈志华教授、杨奎松教授精心筹划多年，收集、整理、翻译并出版的大型资料丛书《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以下简称《档案》)，不仅就资料的全面性而言可以说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而且对很多创新性研究成果的取得起到“铺路架桥”的作用。
一、档案资料是历史研究保持生命力的基本“食粮”
如何判别史学论(译)著的价值人们见仁见智，但不能否认的是，那些能惠及后来研究者，为其提供“食粮”和启发意义的论著终究会历久弥新。近几年来，国内虽然翻译出版了不少有分量的冷战史(尤其是中美关系方面)研究资料性论著，但就总体而言，这些资料仍有待从数量和来源渠道两方面加以充实完善。
《档案》从资料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以及来源渠道的多样性和广泛性等方面都开了先河。就前者而言，《档案》共有15编(分8卷出版)，约570万字，内容涵盖了中国综合状况、中国内战、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军事、中国外交、台湾问题、文化大革命、中苏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与第三世界、中国与朝鲜战争、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中国与南亚以及美国情报机构等诸多方面。在选择标准上，《档案》遵循马克思主义史学“抓主要矛盾”的研究方法，所选材料基本上包含了中国对外政策的所有重大问题，因而必将大大深化或改变我们以往对中美关系史、冷战史乃至国际关系史的认识。学术研究贵在创新，但创新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对于所选文件，《档案》的一大特色是基本上按照原文进行了全译，而不是夹叙夹译，或节译。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这样做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因译者主观性偏好取舍带来的“不尽兴”乃至“断章取义”的感觉，又为后来者完整全面地理解相关文件进而提出自己的理论创见提供了基础条件。“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虽是句“老话”，但对历史研究绝不是无用的“套话”。另外，译著不同于具体研究的专著，全译不仅体现了对原著者思想体系的尊重，也更能反映出编译者学术态度的严谨性。尤其对于相关外交档案，重要观点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主观或客观性翻译有时造成的理解性错误是很难弥补的，当然要慎之又慎。《档案》的编译者都是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或新锐学者，这从根本上保证了其翻译水准。除了对我国前国家领导人生年错误及原文段落被涂黑等情况一一做了必要细致的修改说明外，他们各自撰写的深入透彻的导论，更为整套《档案》增添了画龙点睛的一笔。走向世界必须首先了解世界，看似古板老套的档案收集整理工作却正是国内世界史研究最欠缺的东西。高扬“用档案资料说话”的旗帜，是全球化时代赋予每一个世界史研究学者的使命。《档案》在这方面可以说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档案》课题组针对目前中美关系史研究严重依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的现状，系统收集了美国特别国家情报评估(SINE)、国家情报评估(NIE)文件、解密文件参考系统(DDRS)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NSC)文件、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DNSA)文件、CIA研究报告、国务院机密核心文件、战略情报局／国务院情报与研究报告。《档案》包含的近560份翻译文件是从收集的多达6000余份原始文件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众多学者把各自“安身立命”辛苦收集多年积累起来、并一点点译出的学术“财富”拿出来“共享”，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他们的良苦用心。就这项学术活动的出发点、规模以及最后效果看，此类研究模式也许是现在中国世界史研究急需改进之处。以目前国内美国史研究为例，应该说资料已不是问题。美国政府近年来陆续解密的档案资料以及各种大型数据库中的资料已相当丰富，但我国学者们绝大多数是在“各自为战”或“孤军奋战”，没有真正形成“合力”对重大历史问题进行集体性攻关研究。“众人拾柴火焰高”，单个学者的精力和脑力终究是有限的。近些年来，沈志华教授在这方面做了十分有意义的探索。《档案》是沈教授继主持翻译、编辑34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近七年后，对国内学术界做出的另一个重大贡献。随着国内世界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以及人们对相关问题认识的加深，以上两套堪称姊妹篇的美苏历史档案的价值必定会日益凸显出来。就目前国内世界史国别研究而言，尽管建立起系统化的汉译档案资料库仍是任重道远，需要几代学人付出艰辛的努力，但不论怎样，首先迈出的前几步毕竟是最为重要的，是一种善莫大焉的学术创举。
目前国内汉译的世界史研究档案资料严重缺乏的现状，使得《档案》的问世尤其显得弥足珍贵。同样以美国史研究为例，如果学者们现在还仅仅是“单兵作战”，恐怕“皓首穷经”都可能不会接触到其中的十之一二。科研创新的压力或任务，使得学者们常常为了找到有用的档案资料夜不能寐，很多时候只能无奈地求助于二三手资料，而该问题因国内学者在研究资料获取渠道方面仍明显存在的不对称性变得愈加突出。个中滋味也许只有学者本人才能感受至深。中国史研究需要原始档案，世界史研究同样如此。“无米之炊”带来的搜寻之苦以及“炊米”加工之难只能导致更长研究周期的出现，这样学界出现一篇世界史研究成果应按两篇乃至三篇计算的戏谈也就不足为怪了。由于《档案》所选文件大多是国内首次被披露并翻译过来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尤其是关于中国问题的SNIEs和NIEs文件，美国政府直到2004年10月才予以系统解密，其权威性不言而喻。如能妥为利用，这些资料必将极大扩展相关学者的学术视野。毕竟，第一手的档案资料要优于第二手、第三手的档案资料，更优于任何非档案资料。这乃是国际历史学界公认的判定标准。尽管《档案》涉及的问题本身在国内已有不少研究，但就切入点和视角而言，这批资料明显有着重要的价值，例如它主要侧重的是美国情报机构对华进行的政策评估。该研究角度目前在国内外仍是有很大研究空间的。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档案》使隐身于“高墙大院”后面或“暗箱”之中的“历史之手”在尘封几十年后“重见天日”，也一定能激发更多的人未来投身于世界史研究的兴趣。
就现实角度而言，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应该说始终是中国外交必须要面对并且要处理好 的重大问题之一。本就是中美两国冲突根源的生活方式或价值观差异，在冷战时期强烈的意识形态背景衬托下愈发显得“醒目”。《档案》涉及的1948年至1976年是中美对抗最激烈、双边关系陷入最低谷的时间段，因而相关文件无疑最真实地反映了美国决策层对中国国内形势及中国采取的具体政策的认识或判断。相对于表面化的实践或行动来说，以情报机构报告为典型代表的相关分析更能反映出决策者的思维习惯和思考问题的方法，而这些相对恒定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美国研判未来形势、制定政策的大体思路，进而也为“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的深刻命题做了最好注解。不论是“吃新饭”甚或是“炒冷饭”，透过历史档案深入到思想层面的研究，对于任何学者来说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但无论如何其前提条件是要有“食粮”可以消化利用。相信有心的读者能从《档案》字里行间更全面更深刻地体验到抽象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内化或分解为一个个具体的案例、概念、观点、逻辑乃至语气的，而这种“气场”是一般性学术论著以及以摘编为主的二手资料很难提供给研究者的。由于概念、范畴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历史案例的解读方式、过程乃至结论，以下我们就《档案》中出现频率非常高，也“最刺眼的”“红色中国”这个词为例进行说明。该词是美国外交界专门针对新中国进行的“发明创造”，因为相对而言，我们不是那么容易见到“红色苏联”、“红色古巴”等类似的词语被美国用来指代一国的政府或政权。在挥舞意识形态“大棒”时，美国“逢中必反”要比“逢苏必反”表现得更加赤裸裸，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后尤其如此。从中我们似乎又看到了“黄祸论”在冷战背景下的历史与逻辑中的“还魂”。可以想见，戴着“有色眼镜”审视中国的美国人能看到什么，会看到什么，进而将有什么样的结论。这就是延续至今的所谓美国冷战思维的“内核”。同时令人感兴趣的是，《档案》也随处充斥着“可能”(包括很可能、极可能)这个词。以1959年7月28日NIE13-59号文件为例，笔者从标号21到64的连续小自然段中竟找到了大约40个“可能”，平均比例几乎接近1比1。也许有人说这个例子存在巧合因素，但美国外交档案中使用很多“可能”“大概”之类词语却是事实，笔者在阅读《档案》之外的相关文件时也曾有此感受。一方面是对“红色中国”“定性”分析时具有的挑衅性“江湖气”，另一方面是众多“可能”体现出来的意在含蓄求稳的“学究气”，它们的“结合”也许更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微妙的心理状态以及此类研究报告的基本“特色”。如果能细细品味琢磨，循着所谓“红色中国可能……”或“红色中国……可能……”的思路，读者一定能从《档案》中收获更多有意思的“发现”。
二、努力透过档案探询历史真相
目前阻碍国内世界史研究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对待现有他国外交档案的态度。从形成和管理制度来说，现代意义上的外交档案与王朝“家事”或“家谱”式的档案记录有着本质的区别。二者的关系是形似而神不似。但即使这样，“静止不动”的外交档案能否如实反映“永不歇息的”历史长河，始终是任何历史学家要面对的最大“挑战”或“陷阱”。在很多时候，外交档案背后的历史真相只有在分析各类“情报和评估报告”矛盾因素相对性的转化过程中才能获得，也许这才是历史研究的真正魅力和价值之所在。因此除资料本身之外，《档案》的出版更重要的是向我们提供了很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或启示。就必要性而言，他国既然有勇气把自己过去视为机密或绝密的外交档案公之于众，那么我们当然应该有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来直面这些东西，而不能故意视而不见或者简单地视为“洪水猛兽”，继续把档案公开之前的某些“模糊的”或“不准确的”历史叙事看做是理所应当的。归根到底，历史真相或结论在任何时候都是相对而言的，在性质上只有“准确与否”而没有“正确与否”的区别，绝不能把二者混淆等同起来，束缚或限制自己的手脚。有条件、有针对性地解密外交档案是当前国际政治斗争或博弈的新趋向，因为时过境迁背景下的“朋友”和“敌人”的二分法有时在“铁一般”的利益面前不堪一击，而对敏感历史问题抱有隐蔽的“一个巴掌拍不响”私心的档案解密行为则更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同时，我们探讨研究这些他国“原创的”外交档案，也不能只抱着“事后算账”，揪当事方“小辫子”的心理。尽管就现实来看，岁月的流逝也很难抹平或缓解国家之间的历史“伤痕”。从冷战后众多因历史档案解密而引发的国家之间的“口水战”和“笔墨官司”可以看出，人们对揭起旧有的伤疤乃至他国针对自己的“意图”或“想法”还是非常敏感的。但在当前信息日益发达迅捷的时代，像我们这样的大国对待历史问题应该有自己的自信和睿智。从教育人民或决策参考角度来说，这要比回避或“春秋笔法”有益得多。历史学家的天职是尽可能准确地展现历史真相，以使人们包括决策者从中了解或吸取更多的历史智慧，从而能以一种更从容、更坦荡的态度面对更长远的未来。撇开或忽略档案材料的挖掘，刻意追求研究成果的政治效用或理论结论，并非是世界史研究保持长久生命力的有效办法。现实的政治判断和政治决策是政治家要做的事情。从相对神秘的美国对华情报分析与评估来说，《档案》无疑在求实求真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第一份较为完整的范本，因而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那么历史档案就是历史真相吗?不尽然。《档案》编译的外交档案也不同于人事档案，它的隐秘性与可贵之处不在于它一定就客观反映和记录了历史的事实，而在于它们在解密之前提供了供极少数人阅览并制定相关决策的“背景材料”，如果这些材料是“独家解密”的话更是如此。另外，如果把单纯某一种外交档案直接拿来就用，可能就会忽略这些档案材料字里行间所包含的信息，以及它背后真正所具有的含义。除非“数字”和“结论”直接或间接地包含或指向具体的“政策”，否则它们对决策者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同学术研究不同的是，宏大的战略思考或决策也允许出现统计数字的误差，只要它在常识或基本范围之内。就结论而言，外交档案也许只是反映或代表了主体当时分析客体时的真实想法和态度，它们可能只是一种猜测(如果不能说是妄加揣测的话)，充其量也只是一种概念性的东西。理论同现实也许“近在咫尺”，但很多时候却又是难以逾越的“鸿沟”，永远属于“纸上谈兵”的范畴，尽管中美关系(史)研究同现实的两国决策分析的距离是那么接近。正如“书橱式”历史学家不是真正的历史学家一样，外交档案研究必须就“镜中的自我”与他人“画中的我”进行比较性研读分析，即必须参照目标国的历史档案；还必须进行必要的理论抽象或规律概括，毕竟单纯地罗列档案资料不能说就是历史研究。可以明确的一点是，清教精神、商业主义共同孕育出来的强烈的“中国情结”，使得1949年“丢失中国”化为 美国精英阶层心中“永久的痛”，进而《档案》中相关研究所体现的“唯恐天下不乱”的心态真可谓是昭然若揭，比比皆是。就内容来说，固有的思维习惯与冷战意识形态的共同作用，使得《档案》中大量的关于中国工业、农业、军事的数据和结论，从本质上说就是美国针对敌国“底盘”稳固程度、“肌肉”力量或“块头”大小进行的战争性质的分析和绩效评估。当然，挖掘更多的数据资料不是《档案》的最终意图，因为这些数据很难说就一定十分准确，而冷战时期特殊的国际环境使其来源渠道更是值得怀疑；对于相关结论，《档案》也通过导论给出了明确答案。在很多时候，反而是有些分析后“有偏差的”数据资料及其“演绎”出来的结论，更“正确地”反映了撰稿人及其代表的决策层真正的心态和战略意图。就国内主客观条件而言，要实现上述研究目标的确也有难度，相关研究在国内应该说仍是方兴未艾；但一些学者已迈出坚实步伐，取得一系列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档案》的多位编译者就名列其中。对于世界史研究来说，貌似“陈旧的”档案资料永远不会过时；历史学家也许会“变”，也许会隐没于历史的漫长岁月里。但历史档案资料只会常用常新，永远不会“变”。
研读历史档案还必须关照历史现实。历史研究不能脱离档案材料，同时档案研究也离不开思辨的历史分析。依托“白纸黑字”的档案材料进行的“盖棺定论”式的历史研究，容易忽略国家外交决策过程的复杂性。撰写此类报告的毕竟不是国家最高决策者本人。研究报告乃至国家智库研究报告如要真正进入核心决策层视野，并转化为实际的外交行动，其过程或程序绝谈不上简单和轻松。除了机遇因素外，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是这类分析报告必须与最高决策层的思想“对路”(重大外交决策分析报告多数属于官方指定研究课题)。乔治·凯南、沃尔特·罗斯托之类充当“智囊”的所谓“圈外人”进入“学优而仕”的旋转门的例子在美国也是极少数。社会精英阶层在理论思考中有意无意表现出的“知觉”，加上研究报告撰写人为吸引眼球好为惊世之语或者夸大其词的习惯或方法，也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其真正意图。因此，不论《档案》文件究竟分析或论述了什么样的内容，对于研究者来说，同样也要“听其言，但更要观其行”。笼统地说，研究者阅读新档案资料时既包含着获取新材料的欣喜，但也往往吃惊于新材料带来的“震撼”。这些感受的深切度，往往与这些未经“加工”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及其包含的“知觉”与现实情况或现有资料匹配或出入之大小，是成正比的。档案资料是“沉寂的”，而历史研究则是“鲜活的”，它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活动。以《档案》为代表的相关档案资料翻译出版得越多，某些“雾里观花”、“隔靴搔痒”般的世界史研究(但愿只是一种杞人忧天)也许就会更少一些。我们离“真相”也可能就会更近一步。
由于本套丛书属于政治类历史译著，本文最后还想说几个翻译问题。一是此类译著有个异于纯学术译著的难点，是不太好把握或“拿捏”相关政治术语翻译的尺度。如《档案》较常出现的“北平”、“扬子江”、“满洲”等词到底该忠实原文直译，还是遵循现有的思维习惯译为“北京”、“长江”、“东北地区”?如没有特定历史环境对行文的要求，我个人倾向于尽量采用后一种译法。二是此类译著在重要人名、重要数字、专有名词的译校上再谨慎也不为过，因为常识性错误或不严谨哪怕整编就一两个也可能破坏读者对译者的印象，甚至会产生其他学术以外的问题。如果原文有误也应以译注加以说明；关于对我国前国家领导人的称呼，个人认为不论原文如何表述都统一采用国内现有惯例称呼比较好。三是涉及其他问题，如一些专有名词在使用全称或简称时最好不要给人留下随意变来变去的印象；个别句子“文气”不顺畅，或有不合逻辑之处；译注的多少应保持一定平衡等。客观地说，政治类历史译著要完全实现“耐看”并经得起“细看”的目标难度非常大，原因是档案原文思想的准确“再现”从很大程度上说是要通过或借助译者的“再创造性”劳动才能很好地得以实现，而该过程之艰辛、之“耗人”非亲身经历是体会不到的，因此以上说的几点翻译问题只能说是个人的一点粗浅认识。终归是瑕不掩瑜，作为一项近年来国内罕见的浩大学术翻译工程，《档案》课题组对“信、雅、达”终极目标始终不懈的追求以及最终奉献出来的总体精良的作品，是其留给我们的另一笔宝贵学术财富。广大读者读后一定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责任编辑：侯林莉]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14—0012—05
同中国史研究相比，目前国内(也许对任何国家相关学者而言都是如此)世界史研究最让学者们挠头的，一是在资料尤其是档案资料收集整理上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二是资料必须首先认真翻译后才能加以利用。可信的汉译档案资料的相对缺乏，成为目前阻碍中国世界史研究队伍进一步扩大、相关研究持续向前推进的主要因素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沈志华教授、杨奎松教授精心筹划多年，收集、整理、翻译并出版的大型资料丛书《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以下简称《档案》)，不仅就资料的全面性而言可以说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而且对很多创新性研究成果的取得起到“铺路架桥”的作用。
一、档案资料是历史研究保持生命力的基本“食粮”
如何判别史学论(译)著的价值人们见仁见智，但不能否认的是，那些能惠及后来研究者，为其提供“食粮”和启发意义的论著终究会历久弥新。近几年来，国内虽然翻译出版了不少有分量的冷战史(尤其是中美关系方面)研究资料性论著，但就总体而言，这些资料仍有待从数量和来源渠道两方面加以充实完善。
《档案》从资料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以及来源渠道的多样性和广泛性等方面都开了先河。就前者而言，《档案》共有15编(分8卷出版)，约570万字，内容涵盖了中国综合状况、中国内战、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军事、中国外交、台湾问题、文化大革命、中苏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与第三世界、中国与朝鲜战争、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中国与南亚以及美国情报机构等诸多方面。在选择标准上，《档案》遵循马克思主义史学“抓主要矛盾”的研究方法，所选材料基本上包含了中国对外政策的所有重大问题，因而必将大大深化或改变我们以往对中美关系史、冷战史乃至国际关系史的认识。学术研究贵在创新，但创新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对于所选文件，《档案》的一大特色是基本上按照原文进行了全译，而不是夹叙夹译，或节译。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这样做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因译者主观性偏好取舍带来的“不尽兴”乃至“断章取义”的感觉，又为后来者完整全面地理解相关文件进而提出自己的理论创见提供了基础条件。“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虽是句“老话”，但对历史研究绝不是无用的“套话”。另外，译著不同于具体研究的专著，全译不仅体现了对原著者思想体系的尊重，也更能反映出编译者学术态度的严谨性。尤其对于相关外交档案，重要观点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主观或客观性翻译有时造成的理解性错误是很难弥补的，当然要慎之又慎。《档案》的编译者都是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或新锐学者，这从根本上保证了其翻译水准。除了对我国前国家领导人生年错误及原文段落被涂黑等情况一一做了必要细致的修改说明外，他们各自撰写的深入透彻的导论，更为整套《档案》增添了画龙点睛的一笔。走向世界必须首先了解世界，看似古板老套的档案收集整理工作却正是国内世界史研究最欠缺的东西。高扬“用档案资料说话”的旗帜，是全球化时代赋予每一个世界史研究学者的使命。《档案》在这方面可以说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档案》课题组针对目前中美关系史研究严重依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的现状，系统收集了美国特别国家情报评估(SINE)、国家情报评估(NIE)文件、解密文件参考系统(DDRS)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NSC)文件、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DNSA)文件、CIA研究报告、国务院机密核心文件、战略情报局／国务院情报与研究报告。《档案》包含的近560份翻译文件是从收集的多达6000余份原始文件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众多学者把各自“安身立命”辛苦收集多年积累起来、并一点点译出的学术“财富”拿出来“共享”，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他们的良苦用心。就这项学术活动的出发点、规模以及最后效果看，此类研究模式也许是现在中国世界史研究急需改进之处。以目前国内美国史研究为例，应该说资料已不是问题。美国政府近年来陆续解密的档案资料以及各种大型数据库中的资料已相当丰富，但我国学者们绝大多数是在“各自为战”或“孤军奋战”，没有真正形成“合力”对重大历史问题进行集体性攻关研究。“众人拾柴火焰高”，单个学者的精力和脑力终究是有限的。近些年来，沈志华教授在这方面做了十分有意义的探索。《档案》是沈教授继主持翻译、编辑34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近七年后，对国内学术界做出的另一个重大贡献。随着国内世界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以及人们对相关问题认识的加深，以上两套堪称姊妹篇的美苏历史档案的价值必定会日益凸显出来。就目前国内世界史国别研究而言，尽管建立起系统化的汉译档案资料库仍是任重道远，需要几代学人付出艰辛的努力，但不论怎样，首先迈出的前几步毕竟是最为重要的，是一种善莫大焉的学术创举。
目前国内汉译的世界史研究档案资料严重缺乏的现状，使得《档案》的问世尤其显得弥足珍贵。同样以美国史研究为例，如果学者们现在还仅仅是“单兵作战”，恐怕“皓首穷经”都可能不会接触到其中的十之一二。科研创新的压力或任务，使得学者们常常为了找到有用的档案资料夜不能寐，很多时候只能无奈地求助于二三手资料，而该问题因国内学者在研究资料获取渠道方面仍明显存在的不对称性变得愈加突出。个中滋味也许只有学者本人才能感受至深。中国史研究需要原始档案，世界史研究同样如此。“无米之炊”带来的搜寻之苦以及“炊米”加工之难只能导致更长研究周期的出现，这样学界出现一篇世界史研究成果应按两篇乃至三篇计算的戏谈也就不足为怪了。由于《档案》所选文件大多是国内首次被披露并翻译过来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尤其是关于中国问题的SNIEs和NIEs文件，美国政府直到2004年10月才予以系统解密，其权威性不言而喻。如能妥为利用，这些资料必将极大扩展相关学者的学术视野。毕竟，第一手的档案资料要优于第二手、第三手的档案资料，更优于任何非档案资料。这乃是国际历史学界公认的判定标准。尽管《档案》涉及的问题本身在国内已有不少研究，但就切入点和视角而言，这批资料明显有着重要的价值，例如它主要侧重的是美国情报机构对华进行的政策评估。该研究角度目前在国内外仍是有很大研究空间的。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档案》使隐身于“高墙大院”后面或“暗箱”之中的“历史之手”在尘封几十年后“重见天日”，也一定能激发更多的人未来投身于世界史研究的兴趣。
就现实角度而言，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应该说始终是中国外交必须要面对并且要处理好 的重大问题之一。本就是中美两国冲突根源的生活方式或价值观差异，在冷战时期强烈的意识形态背景衬托下愈发显得“醒目”。《档案》涉及的1948年至1976年是中美对抗最激烈、双边关系陷入最低谷的时间段，因而相关文件无疑最真实地反映了美国决策层对中国国内形势及中国采取的具体政策的认识或判断。相对于表面化的实践或行动来说，以情报机构报告为典型代表的相关分析更能反映出决策者的思维习惯和思考问题的方法，而这些相对恒定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美国研判未来形势、制定政策的大体思路，进而也为“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的深刻命题做了最好注解。不论是“吃新饭”甚或是“炒冷饭”，透过历史档案深入到思想层面的研究，对于任何学者来说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但无论如何其前提条件是要有“食粮”可以消化利用。相信有心的读者能从《档案》字里行间更全面更深刻地体验到抽象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内化或分解为一个个具体的案例、概念、观点、逻辑乃至语气的，而这种“气场”是一般性学术论著以及以摘编为主的二手资料很难提供给研究者的。由于概念、范畴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历史案例的解读方式、过程乃至结论，以下我们就《档案》中出现频率非常高，也“最刺眼的”“红色中国”这个词为例进行说明。该词是美国外交界专门针对新中国进行的“发明创造”，因为相对而言，我们不是那么容易见到“红色苏联”、“红色古巴”等类似的词语被美国用来指代一国的政府或政权。在挥舞意识形态“大棒”时，美国“逢中必反”要比“逢苏必反”表现得更加赤裸裸，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后尤其如此。从中我们似乎又看到了“黄祸论”在冷战背景下的历史与逻辑中的“还魂”。可以想见，戴着“有色眼镜”审视中国的美国人能看到什么，会看到什么，进而将有什么样的结论。这就是延续至今的所谓美国冷战思维的“内核”。同时令人感兴趣的是，《档案》也随处充斥着“可能”(包括很可能、极可能)这个词。以1959年7月28日NIE13-59号文件为例，笔者从标号21到64的连续小自然段中竟找到了大约40个“可能”，平均比例几乎接近1比1。也许有人说这个例子存在巧合因素，但美国外交档案中使用很多“可能”“大概”之类词语却是事实，笔者在阅读《档案》之外的相关文件时也曾有此感受。一方面是对“红色中国”“定性”分析时具有的挑衅性“江湖气”，另一方面是众多“可能”体现出来的意在含蓄求稳的“学究气”，它们的“结合”也许更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微妙的心理状态以及此类研究报告的基本“特色”。如果能细细品味琢磨，循着所谓“红色中国可能……”或“红色中国……可能……”的思路，读者一定能从《档案》中收获更多有意思的“发现”。
二、努力透过档案探询历史真相
目前阻碍国内世界史研究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对待现有他国外交档案的态度。从形成和管理制度来说，现代意义上的外交档案与王朝“家事”或“家谱”式的档案记录有着本质的区别。二者的关系是形似而神不似。但即使这样，“静止不动”的外交档案能否如实反映“永不歇息的”历史长河，始终是任何历史学家要面对的最大“挑战”或“陷阱”。在很多时候，外交档案背后的历史真相只有在分析各类“情报和评估报告”矛盾因素相对性的转化过程中才能获得，也许这才是历史研究的真正魅力和价值之所在。因此除资料本身之外，《档案》的出版更重要的是向我们提供了很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或启示。就必要性而言，他国既然有勇气把自己过去视为机密或绝密的外交档案公之于众，那么我们当然应该有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来直面这些东西，而不能故意视而不见或者简单地视为“洪水猛兽”，继续把档案公开之前的某些“模糊的”或“不准确的”历史叙事看做是理所应当的。归根到底，历史真相或结论在任何时候都是相对而言的，在性质上只有“准确与否”而没有“正确与否”的区别，绝不能把二者混淆等同起来，束缚或限制自己的手脚。有条件、有针对性地解密外交档案是当前国际政治斗争或博弈的新趋向，因为时过境迁背景下的“朋友”和“敌人”的二分法有时在“铁一般”的利益面前不堪一击，而对敏感历史问题抱有隐蔽的“一个巴掌拍不响”私心的档案解密行为则更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同时，我们探讨研究这些他国“原创的”外交档案，也不能只抱着“事后算账”，揪当事方“小辫子”的心理。尽管就现实来看，岁月的流逝也很难抹平或缓解国家之间的历史“伤痕”。从冷战后众多因历史档案解密而引发的国家之间的“口水战”和“笔墨官司”可以看出，人们对揭起旧有的伤疤乃至他国针对自己的“意图”或“想法”还是非常敏感的。但在当前信息日益发达迅捷的时代，像我们这样的大国对待历史问题应该有自己的自信和睿智。从教育人民或决策参考角度来说，这要比回避或“春秋笔法”有益得多。历史学家的天职是尽可能准确地展现历史真相，以使人们包括决策者从中了解或吸取更多的历史智慧，从而能以一种更从容、更坦荡的态度面对更长远的未来。撇开或忽略档案材料的挖掘，刻意追求研究成果的政治效用或理论结论，并非是世界史研究保持长久生命力的有效办法。现实的政治判断和政治决策是政治家要做的事情。从相对神秘的美国对华情报分析与评估来说，《档案》无疑在求实求真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第一份较为完整的范本，因而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那么历史档案就是历史真相吗?不尽然。《档案》编译的外交档案也不同于人事档案，它的隐秘性与可贵之处不在于它一定就客观反映和记录了历史的事实，而在于它们在解密之前提供了供极少数人阅览并制定相关决策的“背景材料”，如果这些材料是“独家解密”的话更是如此。另外，如果把单纯某一种外交档案直接拿来就用，可能就会忽略这些档案材料字里行间所包含的信息，以及它背后真正所具有的含义。除非“数字”和“结论”直接或间接地包含或指向具体的“政策”，否则它们对决策者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同学术研究不同的是，宏大的战略思考或决策也允许出现统计数字的误差，只要它在常识或基本范围之内。就结论而言，外交档案也许只是反映或代表了主体当时分析客体时的真实想法和态度，它们可能只是一种猜测(如果不能说是妄加揣测的话)，充其量也只是一种概念性的东西。理论同现实也许“近在咫尺”，但很多时候却又是难以逾越的“鸿沟”，永远属于“纸上谈兵”的范畴，尽管中美关系(史)研究同现实的两国决策分析的距离是那么接近。正如“书橱式”历史学家不是真正的历史学家一样，外交档案研究必须就“镜中的自我”与他人“画中的我”进行比较性研读分析，即必须参照目标国的历史档案；还必须进行必要的理论抽象或规律概括，毕竟单纯地罗列档案资料不能说就是历史研究。可以明确的一点是，清教精神、商业主义共同孕育出来的强烈的“中国情结”，使得1949年“丢失中国”化为 美国精英阶层心中“永久的痛”，进而《档案》中相关研究所体现的“唯恐天下不乱”的心态真可谓是昭然若揭，比比皆是。就内容来说，固有的思维习惯与冷战意识形态的共同作用，使得《档案》中大量的关于中国工业、农业、军事的数据和结论，从本质上说就是美国针对敌国“底盘”稳固程度、“肌肉”力量或“块头”大小进行的战争性质的分析和绩效评估。当然，挖掘更多的数据资料不是《档案》的最终意图，因为这些数据很难说就一定十分准确，而冷战时期特殊的国际环境使其来源渠道更是值得怀疑；对于相关结论，《档案》也通过导论给出了明确答案。在很多时候，反而是有些分析后“有偏差的”数据资料及其“演绎”出来的结论，更“正确地”反映了撰稿人及其代表的决策层真正的心态和战略意图。就国内主客观条件而言，要实现上述研究目标的确也有难度，相关研究在国内应该说仍是方兴未艾；但一些学者已迈出坚实步伐，取得一系列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档案》的多位编译者就名列其中。对于世界史研究来说，貌似“陈旧的”档案资料永远不会过时；历史学家也许会“变”，也许会隐没于历史的漫长岁月里。但历史档案资料只会常用常新，永远不会“变”。
研读历史档案还必须关照历史现实。历史研究不能脱离档案材料，同时档案研究也离不开思辨的历史分析。依托“白纸黑字”的档案材料进行的“盖棺定论”式的历史研究，容易忽略国家外交决策过程的复杂性。撰写此类报告的毕竟不是国家最高决策者本人。研究报告乃至国家智库研究报告如要真正进入核心决策层视野，并转化为实际的外交行动，其过程或程序绝谈不上简单和轻松。除了机遇因素外，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是这类分析报告必须与最高决策层的思想“对路”(重大外交决策分析报告多数属于官方指定研究课题)。乔治·凯南、沃尔特·罗斯托之类充当“智囊”的所谓“圈外人”进入“学优而仕”的旋转门的例子在美国也是极少数。社会精英阶层在理论思考中有意无意表现出的“知觉”，加上研究报告撰写人为吸引眼球好为惊世之语或者夸大其词的习惯或方法，也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其真正意图。因此，不论《档案》文件究竟分析或论述了什么样的内容，对于研究者来说，同样也要“听其言，但更要观其行”。笼统地说，研究者阅读新档案资料时既包含着获取新材料的欣喜，但也往往吃惊于新材料带来的“震撼”。这些感受的深切度，往往与这些未经“加工”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及其包含的“知觉”与现实情况或现有资料匹配或出入之大小，是成正比的。档案资料是“沉寂的”，而历史研究则是“鲜活的”，它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活动。以《档案》为代表的相关档案资料翻译出版得越多，某些“雾里观花”、“隔靴搔痒”般的世界史研究(但愿只是一种杞人忧天)也许就会更少一些。我们离“真相”也可能就会更近一步。
由于本套丛书属于政治类历史译著，本文最后还想说几个翻译问题。一是此类译著有个异于纯学术译著的难点，是不太好把握或“拿捏”相关政治术语翻译的尺度。如《档案》较常出现的“北平”、“扬子江”、“满洲”等词到底该忠实原文直译，还是遵循现有的思维习惯译为“北京”、“长江”、“东北地区”?如没有特定历史环境对行文的要求，我个人倾向于尽量采用后一种译法。二是此类译著在重要人名、重要数字、专有名词的译校上再谨慎也不为过，因为常识性错误或不严谨哪怕整编就一两个也可能破坏读者对译者的印象，甚至会产生其他学术以外的问题。如果原文有误也应以译注加以说明；关于对我国前国家领导人的称呼，个人认为不论原文如何表述都统一采用国内现有惯例称呼比较好。三是涉及其他问题，如一些专有名词在使用全称或简称时最好不要给人留下随意变来变去的印象；个别句子“文气”不顺畅，或有不合逻辑之处；译注的多少应保持一定平衡等。客观地说，政治类历史译著要完全实现“耐看”并经得起“细看”的目标难度非常大，原因是档案原文思想的准确“再现”从很大程度上说是要通过或借助译者的“再创造性”劳动才能很好地得以实现，而该过程之艰辛、之“耗人”非亲身经历是体会不到的，因此以上说的几点翻译问题只能说是个人的一点粗浅认识。终归是瑕不掩瑜，作为一项近年来国内罕见的浩大学术翻译工程，《档案》课题组对“信、雅、达”终极目标始终不懈的追求以及最终奉献出来的总体精良的作品，是其留给我们的另一笔宝贵学术财富。广大读者读后一定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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