茄冬树还未染尘的嫩叶，一片一片花瓣似开在台北市金华街拐角的一所老厝前。老厝似一支杖头，寂寥地横呈在那里，它的杖身——临街的一条狭长空地，被人用白色的粉墙高高围起。
　　老厝一楼一底，斑驳的轩窗，旧邮票般一枚一枚别在二楼沉睡的老墙上。轩窗紧闭。户牗处，结着蛛帘。
　　西式的早餐厅就在这间老厝的对面，1938年出生的秀美要來一杯拿铁咖啡，一份净素的三明治，她面对眼前一扇巨大的落地窗，迎街而坐。仿佛自己是旅人，正隔窗观看橱窗里的一段历史。与此相应，橱窗里的老厝，也仿佛正与她对望。
　　金华街不远处的一条街名永康街，台湾有名的美食街。深巷小街里当年有两间小屋，是中学时代的眼前秀美的家。
　　秀美的曾祖父自福建来。
　　发源于莺子岭的新店溪，于台北之北的一个河谷口冲出了一片扇形沙洲，弧形的扇面之尖，名下溪洲。当年秀美的曾祖父从福建离家，从台湾西部的台湾海峡上岸后在此佃地农耕。秀美祖父后来成了木匠，其父继承衣钵。秀美是手艺人木匠的女儿。
　　秀美出生于台湾，那是台湾历史上诡谲的“日据”时期。日据的阴影，小女孩隐约有忆，在河之洲的那些个学堂里，老师会教学生学习日语。后来“联军”轰炸台湾时，家家户户都在一棵棵巨大的阔叶树下挖地道。
　　那时的秀美学名“珠子”。女孩子的名字里必须带“子”，否则不能申报户籍。
　　木匠之家，珠子一家那时在东家三开间气派的大砖瓦房旁租赁土屋而居。土屋不大，但门前有水井，菜园从屋外一直圈到了路边。邻里间，以栀子花和扶桑花为藩篱。
　　躲空袭那阵子，家家的粮食都被征收去充了军粮，每户只是余一点点的配给——番薯和少量的米。小孩子们饿得不行了，那一日，珠子的母亲去自家的菜园摘了许多青菜和番薯叶背在背上。她越过川端桥，黄昏时，空着背篓的她从桥上逆着夕阳走了下来，那时，天上有鸟踪，母亲的手心里，满满的一手帕白米。
　　是不是因为那一手帕的白米，时至今日，珠子总念那桥。
　　小女孩小学二年级那年，日本投降了。沙洲上的这一家人，要搬去台北。父亲曾帮台北一户日本人盖过房子，日本人要走了，带不走的房子拟悉数赠予这位忠厚的木匠。这所房子的所在地，正是永康街。
　　住在永康街时，眼前的老厝应正是风华正茂。台湾土著人留下的、日本人留下的、“外省人”留下的，最初的那段历史只有空空的房子自己知道。
　　那时节，日本人撤退已近尾声，每一天，源源不断的军人潮水一般从水路或者乘飞机从大陆涌入台湾。那些人衣衫褴褛，扛着炊具，有的肩头披块毛毯。
　　战后的台湾经济萧条，木匠父亲无活可干。那阵子，珠子一家的生活，靠着珠子的母亲领珠子姊妹摆地摊，以变卖日本人遗弃的那些留声机、相框、漆盒、碗盏等等杂物为济。印象中，买家多是神情迷茫的大陆人。
　　那时，台北幸安小学的女生珠子又面临第二次更名。凡带“子”字的名，又必须改过来。特殊的年代的“家国情怀”，往往就在这一微尘之间。
　　惠美、秀美，两个好听的名字。她找来要好的女生，我们各分一个，珠子说。对方选了惠美，珠子笑，那我就要“秀美”了。少女两两相悦，笑声如烂漫天花，厚厚地洒落下来。
　　秀美最愁的是那一回。一直以来赤脚上学，从小到大没有穿过鞋。那一次，她被推举代表学校参加台北市的一个演讲比赛，上台必须穿鞋。这可难住了小小女孩。那个午后，她一边走一边恼着，眼睛直直地盯着路边必经的一个个垃圾桶——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求助。一双黑色的皮鞋就躺在那里，她轻轻上前拾起，尺码正好，只是左脚那一只，鞋底破了一个洞。少女捧着它往家走，灰姑娘捧着水晶鞋一般……
　　身处逆境，小女孩本能地在向上挣脱。台北第一女中时期，她与每一个晨昏一同走过同一条街的同学去合影，四位女生，后排居中那一位不知家境如何，小小女生含烟媚睇，另两位，无端的喜，在眉目间浸润。照片上，唯有秀美，一双枯藤似的长臂从宽大的短衫袖蓦地垂下来，纯纯地，一脸倔强。
　　差不多上台大外文系时，她与同学白先勇、王文兴、李欧梵等同学发起成立学生文学社团“南北社”，后来，在白同学的资助下又办起了《现代文学》杂志之后，她才由心地笑出声来。
　　白先勇家住永康街不远的松江路，清晨，两位大学生偶尔会在新生南路一段上相遇。那一日，两位同学一边骑车，一边聊天。《现代文学》杂志这六字，谁先说出来已无从考证，秀美说，没钱，白同学回她一句，我来想办法。
　　白先勇是白崇禧的第六子，白家人果未失言，不久，这本至今在台湾文学史上留下影响的“学院派”杂志期刊横空出世。
　　那时节，家住青田街的她的中学同窗琼瑶，因《窗外》已一夜成名。那时节，一时不确定自己该做画家还是当作家的中学生陈平（三毛），通过白先勇引荐前去向她请益。那时节，年长她许多的诗人周梦蝶在“明星咖啡厅”外的街角一边摆书摊，一边打坐完毕，到她家的榻榻米上一坐，仍旧是作跏趺姿态。军中诗人梦蝶不修边幅，老是穿着积有旧诟的土白长衫，爸爸那日遇见，悄悄问秀美，哪来的一个乞丐呢？
　　那时的秀美一边做着家教以补家用，一边写作念书。那时的她，小说不时发表，才华初露。她时常拿出一点稿酬请同学吃甜品，台大外的大华餐馆和楼上的甜品店，他们都去过。那时的她，胸前结着木棉花般的大团丝巾，开衫的衣袖高高撸起。那时她笑，常常会开怀地露出皓齿来。
　　豆蔻年华，完全看不出哪一个人日后会飞多高走多远。
　　去美国念硕士，白先勇等好多成绩优异的同学同时考取。在美国念完美国文学硕士的那一年，她的丈夫，台湾赴美留学的力学博士段先生对她说，我们回大陆去，回到我们自己的国家去。
　　27岁的她一惊，那里是《诗经》，是《楚辞》等等国学典籍的原乡呀，可是那里好陌生。段家人是1949年从内地过去的，原乡，是不是飘零人永生的一种情愫与痛？
　　那一日，从上海虹桥机场走下舷梯，天高气阔。机场不大，稀稀落落的几架飞机泊在那里。机场大厅入口，一排工作人员整整齐齐列在那里。那些人，绿衣绿帽，臂戴袖章。一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整齐地持在胸前。段先生心里一热，“家”让他哽噎。在填写入境登记表时，他毅然将自己的生日改成了当日——10月6日。他回望了妻子一眼，脸色因激动而泛红。
　　那是1967年，他们的另一段人生，也差不多是从那一年那一日的那一个时刻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