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5年到2015年，中国火箭商业发射走过了30年。
　　77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运载火箭系列总设计师龙乐豪，对《瞭望东方周刊》感慨道：作为改革开放的新生事物，卫星发射技术，令中国硬是在高科技市场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1985年10月，经中央批准，当时的航天工业部决定开展中国火箭对外商业发射活动。火箭研制任务很快下达到龙乐豪所在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他记得，当时长征火箭仅仅飞行了十几次。
　　而且，因为“过去不能说”，国际上对中国的航天实力几无了解。
　　次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发射失利，世界主要航天大国相继发生事故。
　　在此后一段时间里，中国航天人在国际市场上一度意气风发。可如今，按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宇航部部长李同玉的说法，中国航天人不得不再次想办法“重返国际主要市场”。
　　为此，“中国人一直在努力。”
　　无路可退
　　努力的基础是硬件与措施。
　　不得不承认，中国火箭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市场的倒逼。“18个月打造一枚火箭”的故事，在中国航天界广为流传。
　　1988年，美国休斯公司率先使用中国火箭发射“亚洲一号”卫星。与休斯公司的业务，是长征火箭首次与美制卫星对接。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专门为此研制了新型火箭“长二捆”。此后，该型火箭在中国航天发射市场上声名鹊起，成为国人讲述现代中国成就的一个代名词。
　　龙乐豪记得，1990年2月，14名休斯公司专家、3名机组人员以及2名担任护送任务的特工，乘专机护送“亚洲一号”卫星抵达西昌。
　　卫星从机场装车运往发射场时，前有车队开路，沿途设置了重重警卫。车队每到一县，都由当地公安局长带队护送交接，沿途车辆一律禁止超车和会车。
　　车队行至当年石达开兵败之地葫芦崖，被狭窄的山路阻住。中方指挥部决定炸山，起爆后，数十名百姓和车队人员手扶肩扛，硬是让车队一寸一寸移过了葫芦崖。
　　据说，为免颠簸，当地政府发动群众，把车队必经的一片河滩里的小石头捡了个干干净净。
　　而在新落成的基地卫星厂房，为了使空气洁净度达到国际标准，发射站地面设备营的战士跪在地上，用白布和绸布蘸着酒精，把近千平方米的地板反复清洗了6遍。
　　当时，中方向美方转交了卫星厂房的所有钥匙，装了整整一脸盆。
　　有人对此不满，说让美国人控制卫星厂房，这是出卖国家主权。
　　按照合同，美方必须在中国境内完全控制该卫星。不过，中方决不允许美方进入中国火箭测试大厅。
　　当时发射场没有逃逸设备，美方很惊讶：万一发生事故怎么办？中方回答：无路可退。
　　于是美方人员死活不肯上发射架。
　　1990年4月7日，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将“亚洲1 号”通信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全中国都沸腾了，这是中国第一次发射美方卫星。
　　中国航天正式成为世界市场上重要的卫星发射服务提供商之一，中美间也迎来了一段商业航天合作的蜜月期。
　　他们害怕
　　与外国人“不打不成交”的龙乐豪，常常想起中国航天史上的惨痛一页——1990年3月22日，“长二捆”火箭执行发射任务时，控制点火的电子线路出现问题，导致发动机关机，点火命令下达后，火箭纹丝不动。
　　在这种情况下，箭体内贮存的大量推进剂必须泄出，否则将发生重大事故。
　　其中一个环节需要人工操作，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工人魏文举，两次进入残存剧毒燃料的火箭贮箱排除故障，最终因吸入过量毒气，抢救无效牺牲。
　　从此，每逢发射进行到火箭加注推进剂阶段，在西昌基地现场的外国公司主管都会迅速撤走，“在现场他们害怕”。
　　但外方人员撤走也会引发问题。
　　1997年10月17日，中方为美方一家公司发射商业卫星时。按程序，火箭起飞前负8分钟（倒计时8分钟），卫星并没有自行供电，这意味着，火箭上天后，卫星将无法工作。
　　龙乐豪记得，当时美方守在现场的两个工作人员急得满头大汗，但无济于事。更重要的是，原来美方告诉中方的发射窗口是假的。龙乐豪火了，说一旦影响发射，你们要负全责。
　　无论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都要找到美方技术负责人。指挥部找到发射基地军方负责人，请求协助。军方迅速命部队出动，从美方负责人所在的西昌宾馆一路加强警卫，将其护送至发射场，最终问题得以解决。
　　从此以后，外方负责人再也不敢擅离现场了。
　　一年后的1998年5月30日，在另一次对外商业发射行动中，卫星制造商、美方劳拉公司相关人员也来到了西昌。一天夜里，担心发射窗口变化的龙乐豪睡不着，爬起来出去观察，结果遇到了美方人员，双方会心一笑。
　　龙乐豪说，外国人最终从“比较自信、比较牛”，变得“比较谦虚”。
　　“中国火箭有问题”
　　截至2015年3月，中国火箭发射次数达到203次，位居世界前列。当时，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梁小虹曾对媒体说：近10年来，中国火箭从原来每年三四次发射，到现在平均每年发射十余次，总共114次的发射记录，以95.5%的火箭发射成功率稳居世界前三位。梁小虹当时说，中国未来3年预计将完成50次发射。
　　1996?2011年，中国火箭连续102次发射无一败绩，排名世界第一。 　　即便发射连续取得成功，中国航天人还是感觉到，美国人“从根本上瞧不起中方”。
　　美方对中国的限制由来已久——虽然长征火箭补充了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市场发射能力的不足，在最高峰时曾占有7%?9%的市场份额，但自1991年开始，美方以中方向他国转移导弹技术为由，先后多次对中方制裁。
　　1996年2月15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中方当时运载能力最大的“长三乙”火箭发射美国的708通信卫星，该星价值5亿多美元。凌晨3时，火箭起飞。但刚刚离开发射台，飞行姿态就出现异常，约22秒后，火箭一头栽向了山根，顷刻间山摇地动，星箭俱损。同时，中方人员有6人伤亡。
　　后来有人回忆当时的场景称：“耀目的白炽火光、震耳的爆炸巨响、剧烈的大地抖动、呼啸的冲击波接踵而至。炽烈、短暂的白昼般的燃烧过后，紧接着是一片黑暗，寂静无声。一团黑色蘑菇云从爆炸点悄然腾空，慢慢飘散……”
　　中方的一名现场摄像人员嘶喊：“完了！”
　　多年以后，人们还记得，爆炸现场的协作楼已经成了一个架子，门窗剥落，所有的玻璃都在氧气的聚合与发散中化作了颗粒。
　　美方就此声称“中国火箭有问题”，非要组织独立的国际专家评审团调查。
　　而李同玉记得，一度，保险公司为商业发射提供的保费保率被提升到27%，这个数字在航空航天财产险领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担心我们的火箭不可靠”。
　　同年8月， 长征系列火箭再次发射失利，中方一批发射合同被取消。
　　“他们一定偷了别人的技术”
　　那时候，中国紧急启动国际公关，龙乐豪等人被要求进行专业材料的梳理，希望能够重启国际市场对中国火箭的信心。
　　但美国人并不买账。1998年，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区法院指控休斯公司和劳拉公司参与长征火箭的故障调查，违反了美国武器出口控制法。随后，美方以防止向中国转让卫星及导弹技术为由，拒绝批准休斯公司与中方的合作协议 。
　　次年，美国公布了《关于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对华军事及商业关系的报告》 （考克斯报告），称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系统地盗窃美国的核技术和军事技术。

　　中方很快对此给予了回击，时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新闻发言人张丽辉对中外媒体说：在世界航天史上，第一个发明古代火箭的是中国人，第一个提出星际航行概念的是俄国人，第一个研制成功现代弹道火箭的是德国人，第一个提出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卫星设想的是英国人。按照考克斯的逻辑，美国在别人之后掌握了这些技术，是否也窃取了别国机密？
　　时任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用了一个形象比喻：赵先生有一副很好看的眼镜，镜架是镀金的。可赵先生有钱买这副眼镜吗？他一定是偷的。这么精巧的工艺，中国人能做吗？他们一定是偷了别人的技术。
　　话音未落，全场大笑。
　　但1998年以后，中国火箭再也没有发射过任何一颗美国卫星。
　　李同玉告诉本刊记者，连续多次飞行成功的长征系列火箭 “理应有更多的国际商业用户”。
　　《考克斯报告》公布后，美国国会特别指出，美国总统无权将卫星及其相关物项从军品清单中撤除。
　　全球绝大多数卫星都是美国制造，哪怕一些国家自主制造的卫星，也可能含有美制元器件。1999年，商业卫星被列入美国军品管制清单，中方正在执行的5个商业发射服务合同相继终止。
　　美方对市场的限制越来越多，在申请卫星出口至中国发射的许可过程中，申请公司必须提供大量资料，例如：所有与卫星军用敏感技术有关的资料;从美国国家安全的角度，提出出口到中国发射的理由：出口到中国发射对中美贸易逆差或顺差有何影响？对增加美国向中国的出口额有何影响？等等，很多卫星公司知难而退。
　　事实上，如李同玉等人了解，虽然美国航天界曾提出改革卫星出口管制，扩大与世界航天界贸易，但又怕国会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整个卫星出口管制改革，于是在改革条款中明确提出“中国例外”。
　　从1958年至今.历来重视航天事业的美国，由总统负责航天最高决策，国会则通过专门设立的航天委员会负责审查拨款。在它军民分制管理的航天管理体制中，国防部负责军事航天的管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负责民用航天管理。承包商、科研部门、大学等为实施层，政府与企业方面主要以商业合同的方式运行。
　　一度，在副总统任主席的国家航天委员会里，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等要员均赫然在列。他们的职责除了必要的协调，还有“以空间探索为手段为美国谋取或增进国家安全、科学技术、经济和外交等方面的利益”。
　　从1996年起，“国家航天委员会”变更为“白宫科学技术委员会”，并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共同主持政策制订。
　　没有任何理由中止发射计划
　　2005年，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地将法国阿尔卡特公司制造的“亚太六号”通信卫星送入太空。中国航天人感慨，此次发射打破了中国火箭在国际商业发射市场上长达6年的沉寂。
　　中国火箭的可靠性渐渐获得公认。李同玉说，后来保险公司都愿意把保险卖给他们，且费率很低。
　　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进入世界航天俱乐部，李同玉们也不断接到一些国家的咨询：“我们的卫星能不能在我们本国发射？”
　　但美国人推出了更苛刻的法案，提出无论哪个国家，只要用于发射的卫星上使用了美国产的元器件，都不能使用中国火箭发射。一个残酷现实是：美国垄断着全球大多数卫星的制造。 　　2001年12月31日，中美商业发射服务国际贸易协议备忘录终止，中方更难拿到外星的商业合同了。
　　直至2005年，中国才拿到了一颗“亚太六号”的商用发射合同，这是中国发射的首颗欧洲化卫星。
　　但中方的技术实力没有因市场受限而退步。迄今中国已经进行40次商业卫星发射服务，把23个国家和机构的49颗卫星（含10个搭载体）送上了太空。
　　但如李同玉所说，如果没有美国的限制，中国还可以做得更好。
　　被美方限制在国际市场的活动后，中国完成了新一代卫星的研制与飞行，并顺利实施了载人航天工程。2007年，“长征三号乙”火箭成功发射“东方红四号”卫星平台，中国拥有了更为强大的整星交付与发射能力。那一年5月14日，中方利用卫星平台，成功地将分属四国的4颗卫星同时送上了太空。
　　近些年，中国把目光转向了欧洲及新兴国家市场，原因在于，双方可以通过卫星制造及宇航发射合作避免美国因素。中国与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相继开展多项航天合作。中方在《中国的航天》白皮书中透露，中国与欧洲空间局在中欧航天合作联合委员会机制下，共同签署《中欧航天合作现状和合作计划议定书》。在“嫦娥一号”“嫦娥二号”月球探测任务实施期间，双方开展紧密合作。

　　中国还与委内瑞拉签署关于和平利用和开发外层空间技术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建立中委高级混合委员会科技、工业和航天分委会。2008年，中国成功地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将“委内瑞拉1号”通信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委内瑞拉拥有的第一颗卫星，也是中国首次向拉美用户提供整星出口和发射服务。
　　那次发射同样被美国认为是有军事用途，比如怀疑其可以“窃听”。据说，时任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电视讲话中说道，美国在卫星发射前几小时曾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中国中止卫星发射计划，并对卫星部件进行检查，理由是该卫星已经被进行了某些调整，很可能引起干扰。
　　而中国政府的回应是，“没有任何理由中止发射计划”。
　　水平越高，越愿意合作
　　2008年，中法双方签订了发射卫星的相关合同。法方为“中方的老伙伴”泰雷兹阿莱尼亚宇航公司，发射对象为欧洲通信卫星公司研制的大功率广播通信卫星。
　　双方确定合作之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罗拉巴克尔公开指责，认为这是“欧洲通信卫星公司开始与奥巴马政府玩捉迷藏”。
　　2011年，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将法国制造的5400公斤的W3C通信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首次为欧洲卫星运营商提供发射服务。
　　次年，中方迎来了更密集的发射。2012年11月，土耳其国产的GK2卫星在法国完成最后的功能测试，运往中国。12月19日，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将土耳其GK-2地球观测卫星发射升空并送入预定轨道。
　　合同方土耳其公司的首席工程师曾表示，土方这次发射地球观测卫星之所以选择长征火箭，是在“以国际竞标的方式，对各投标方进行技术优势和费用的全面评估后”作出的决定。
　　2012年，限制条款的适用范围被美方扩大，原定交由中国发射的土库曼斯坦卫星被迫终止，李同玉记得，当时那颗卫星的发射合同已签订，中方的火箭也已经生产完工，但发射合同最终落到了美方公司手里。
　　也是在那一年，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发布报告，呼吁国会放松对卫星和相关设备的出口管制，但中国被排除在外。那份报告称，中国在航天领域取得了进步，部分归功于成功的对美间谍活动。
　　李同玉觉得，美国的“卫星制造垄断”若不放开，“对我们是巨大障碍”。而中国火箭在国际市场上“不应该是现在的份额”，他们要“时刻准备承担更大责任”。
　　如今，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批量生产能力迅猛增长，可以在短期内完成用户的应急发射要求，年生产能力大幅提升，火箭发射周期也从曾经的60天减到21天，实行了航天史上最大规模的火箭跨型号百发组批生产。
　　2015年，中国新一代小型运载火箭“长征十一号”首飞在即，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长征七号”即将问世，新一代大型运载火箭“长征五号”即将诞生。
　　美国人的心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美国宇航员哈德菲尔德曾公开对媒体表示，“仇恨和猜忌是能够被克服的”，“中美两国需要超越熊猫的象征性合作方式，而这正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一个潜规则被李同玉看在眼里：“你的水平越高，美方越愿意与你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