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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美国前外交官约翰，谢伟思因其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的经历，以及向美国国务院发回大量有关中国情况与中美关系的前景预测报告，而为人所熟知。然而谢伟思与中国的不解之缘不仅于此：他在重庆期间，还曾有过一段美好的恋情。中国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赵韫如女士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梦飞江海》一书中，回忆了她与谢伟思的这段鲜为人知、感人至深的爱情。
我和谢伟思第一次见面，是在公共汽车上。那天，我乘车去一个法国老先生那里，教他学中文。车上人不多，我—个人坐在那里，看报纸。忽然有人读出了报上一篇文章的标题：《铁石心肠》。我一回头，是个外国人。我没理睬他，心中却有些奇怪，怎么这个外国人中文说得这么好?
过了些日子，我在两路口车站等车，一边看着手中的书。一会儿，有个人走过来站在了我旁边。我扭头一看，竟然是上次我在车上遇到的那个外国人。我没有理他，仍低头看书。一不小心，书中夹着的一张相片滑落到地上。这个外国人立刻帮我捡了起来，交还给我。我对他说了声“谢谢!”车来了，我上车走了，心中还在想：怪事!真巧，遇到了这个外国人两次。
大概又过了两个月，我在公共汽车上第三次遇到了他。这天他穿着短裤、衬衫，手里抱着一大摞书，站在那里。我想这又是碰巧了，仍没有理他。等我下车时，他跟着我就下来了。走了一段路，他就开口了：“我很想知道你叫什么，你贵姓啊？很想再见到你。”我很奇怪，感觉他不像一般的登徒子，如果他是，第一次见到我他就会和我搭讪。我说：“我又不认识你，你为什么要再见到我，又为什么要知道我的名字啊?”他回答：“我已经为了你坐这个车好几趟了。我就不能不问你了。”我回绝了他，说：“你不必要知道我的名字，我不认识你。”还往前走。他说：“小姐，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想和你做个朋友，想知道你的名字。你看我这一大堆书，我还得坐车回去呢。”看他这个样子，我笑了，对他说：“那你就去看戏吧。”“在哪儿?”“银社(我们当时正在这里演出阳翰笙的《两面人》)。”当时是1944年5月。
第二天幕间休息时，剧务拿进来一张卡片，上面有两行英文：“I’m the guy you met on the bus．I wish to see you after the show．(我就是你在公共汽车上见过的那个人。我希望演出结束后能见到你。)”落款是“Jack(他的乳名)”。我把卡片反过来，上面印着“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等字样。我想想他有正当工作，不像是随随便便的人，又这么执着一定要认识我，就见他吧。
演出结束以后，我们来到了银社斜对面一个汤圆店吃醪糟汤圆。两个人一谈起来，好像恨不得把自己的一切都讲给对方听，毫无顾忌。这才发现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当谈到了自己的工作，他告诉我他是哪儿的，他原来曾是史迪威将军的秘书，后来因为将军回国了就来到大使馆。他只说了这些，我也没有多问。
这个人给我的印象是很不错的，很正派，谈起话来也很有礼貌。
之后我们就常常见面。当时我母亲住在邮政局巷，有时我会和他在巷子外面的一间咖啡店见面。后来我们也没在公共汽车上遇到过，他有车，偶尔会开车接我到别的地方喝咖啡，吃饭，参加晚会。这时我们谈得更多了。
有一天，他请我吃饭。那天他穿着西装，很整齐。他对我说：“过一段时间我要离开这儿，到印度去一趟，你要不要什么东西，我可以给你买?”我说：“我什么都不需要。”他说：“那丝袜呢?”我说：“我也不需要。”他说：“没有看见一个女孩子不喜欢丝袜的。”我说：“我就是不要，我有，不需要。”我们的感情正在越来越浓的时候，他却要走，我的心中有的只是怅惘，怎么还会让他给我买什么东西呢?我告诉他：“我很快也要出去巡回演出了。”
不久，应剧专之邀，我去巡回演出《清宫外史》，一共有三站路。他问清楚了我每一站的地点，每天都写信给我。当时的交通还很不方便，他的信寄到江津，我已经到泸州了；寄到泸州，我又到了内江。结果他写了三封信都是在我们演出的最后一站内江收到的，有厚厚的一大叠。
信中，他恨不得把他每天的生活全都说给我听。他说我是他爱的人，希望我能分享他的生活。当然，他从来不会和我谈工作，公事和私事他分得特别清楚。他还说，有时候他开会开累了、开烦了，就把我的相片放在办公桌上，面对着自己，这样一抬头就可以看见我，立刻疲劳也没有了，也不烦了，可以好好工作了……这些都是他实实在在的生活，告诉我这确实是他心里的感觉。看到这些信，我心里很甜。
从内江回来后，我立刻打电话找他，但电话没人接。我仍继续打，忽然一抬眼，发现窗户外面，Jack正在那儿站着，满眼的爱恋，痴痴地望着我。他的眼神，我一生都忘不掉。
我们像朋友一样交往了近两个月。他的家庭情况我都十分清楚，他结过婚，有两个孩子。直到后来我知道他的家庭生活很不幸，感觉自己对他的感情，不是“第三者”在破坏他的家庭，而是在抚慰一颗痛苦的灵魂时，我才真正把自己交给了他，让我们的生命融合在一起。
谢伟思离开了重庆。等他走了好几天了，F才告诉我，他去延安了，我说：“哦，我还有朋友在那儿呢。”所以我就给大化和骆文写了封信，请他转交。
去延安前，谢伟思让F转交给我700美金，让我准备我们结婚用的家具。他在延安给我写信时也谈到，他一定会尽快离婚，和我结婚。
两个多月后，他从延安回来了。可是到了重庆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很快就要回美国了，让我到他弟弟家去等他。我很纳闷，他为什么不回自己家，要在弟弟家见我?等见到他时，他的情绪有些异样。他说他第二天就要走，但很快就会回来。看他那么忙乱，我也没有多问。第二天一早他就走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有了孩子。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的好朋友F。F知道后很吃惊，先是暗示我，谢伟思的家庭问题似乎很难解决，这样有几天后，看我只当没有这回事，就郑重地对我说：“你是个好演员，在艺术上有很大前途，我们很爱你，我们也很爱我们的朋友谢伟思，他是个非常出色的外交官，很有才干，也很正直。可是美国在1935年有了法律规定，外交官是不能和外籍人员结婚的。”他这么苦口婆心地劝我，我却不为所动，对他说：“可是Jack告诉我，如果大使馆不允许他和我结合，他可以离开大使馆，当新闻记者，他本来就是学新闻的。”这时候我对他依旧充满了信心。
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他那里毫无音讯，我心像，更不明白里真的很着急了。不久，F告诉我，谢伟思和他的妻子已和好，而且妻子又怀孕了。我实在难以相信!就去问谢伟思的另一个好友埃德拉，他什么都没说，只点了点头。我一下子就懵了。这怎么会是真的呢?过去他对我那么爱、那么好，我们两个都一心一意爱着对方，我们的结合也是两厢情愿 的，怎么会有他的妻子和我同时怀孕这样的事出来?难道他过去对我所说的一切，对我的深情厚爱，都是假的?!那这个世界上我还能再相信谁呢?这件事我无法接受，也不能想信。
这个时候我实在太幼稚，一气之下，竟然同意了F的意见。他带着我到南岸去做的手术。那天接待我的是个女大夫，她知道了我孩子的父亲是谁后对我说：“你们两个的孩子一定是很聪明、很好的，如果你想留住他，我可以替你安排。”她向我承诺，自己不但可以承担一切的手术费，还可以让孩子受到很好的教育，这样我也可以安心地工作。可是事已至此，我已决定，还怎么去改变呢?尽管我心中有一千一万个舍不得，非常难过，还是把孩子拿掉了。
手术后，回到我的住处，屋里的一切都使我联想到谢伟思在时的生活，生离死别的感觉又一次涌上了心头。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十分消沉，拼命地工作，似乎除了工作以外，别的什么都不存在。
有一天，F向我透露，谢伟思正在很危险的境地。我想他可能是想安慰我不要太难过。当了解到谢伟思的处境以后，我非常痛悔自己的行为，但一切都已来不及了。
谢伟思再回到中国，是他离开近三个月以后的事了(他第一次回美国被审查了几个月，因为他的工作一切都很清楚，没问题，事情似乎解决了，让他再去中国、去延安，说这件事已经给赫尔利安排好了。所以他第二次来的时候，赫尔利在他们面前的态度跟以前是一样的。但是等赫尔利回国后，态度就发生了变化，他们观察组的六个人，也遭了殃。就是后来的SIX CASES，也就是“六人案”——作者注)。紧接着他第二次去了延安。这一次他只去了十几、二十天，就又被召回华盛顿了。临走之前，他找到了我。这时，无限的自责已经让我像个木头人。在我脑子里，除了我亲手把我们的孩子扼杀了这件事之外，没有其他的事情。尽管表面上我可以像朋友一样，客客气气地见他。可是我心里无时无刻都是在痛悔的。所以虽然他怎么不想离开，说：“我等了很久了要和你重聚。”但我总是无法释怀自己所做过的事情，心情惨淡。我的自尊更不允许我去问他发生过什么，便婉言拒绝了他，他只有默默离开。
我想我们之间也许已经完了。我要忘记谢伟思，千方百计要忘记他，我不停地找事做，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但怎么也忘不掉。就在我万分痛苦的时候，1945年秋，我遇到了韩恩(Williams Hanen)，一个美军少校。他英俊潇洒，仪表堂堂，当时有很多女人都围着他，他不知为什么却很喜欢我。说我是自暴自弃也好，说我是不检点也好，当时我对韩恩抱有一丝幻想，心想也许他可以使我忘掉谢伟思。但在一起几次之后，我知道根本不可能。他再漂亮，再帅，跟我没有共同语言。
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耶鲁的聘书。我之所以能到美国读书，是谢伟思和他的朋友F，找到他们原来的老师，帮助我得到了耶鲁大学的聘书。但我为什么要去美国，除了要留学深造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一个在我心底珍藏了很久的秘密——就是我一定要再见谢伟思一次。因为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我们两个人却始终没有机会沟通。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之间这么美好的一段爱情，会落下一个不明不白的结果?
这个秘密一直压在我的心底，没有跟任何人说起。后来我也告诉了耶鲁大学中文系主任乔治·肯尼迪夫妇，还有谢伟思，等我女儿长大了，我也跟她讲了事情的原委。
这样我就放下一切事情，忙着准备出国的事。我和韩恩从来没有想过两个人的将来，谁也没有谈起过。他想办法帮我找了一架从重庆到上海的美军运输飞机，使我顺利地来到了上海。正当我等着赴美的海轮时，发现自己又一次怀孕了。
我不想再打掉这个孩子。我已经失去了我和谢伟思的孩子，我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当做是谢伟思的孩子来抚养。这件事我没有隐瞒任何人，在去美国的路上，我对曹禺老师什么都说了，他还劝我不应该要，说：“孩子长大了怎么样还不知道呢，可是现在有一连串的问题。”但是我很固执，不肯听劝。到了美国后，我才知道谢伟思已经去了新西兰。见不到他，我就只能安下心来，学习、教书。后来虽然也联系到了他，和他有通信，但信上是不会说什么的，只是告诉了他我生了女儿。我苦苦等待着，总觉得会有一个见面的机会，让我能够弄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但从此以后，说是痛苦也好，淡淡的哀愁也好，这一生，它们就永远地陪伴着我，如影随形。
三年过去了。1949年，我预备到欧洲演出之前，得知谢伟思终于回美国了!我就跟F通信，说我要去见谢伟思。F回信苦苦劝告我：“你现在不能去见谢伟思。我的劝告我可以用人格来担保，是为了你跟他。”但我仍不能放弃，因为我已打定主意，这一次欧洲演出结束后，我是一定要回中国的；回去了还能不能再见到谢伟思，我不知道。他现在既然已回来了，这几年来我心中所有的疑惑、等待、煎熬就像熊熊燃烧的火焰，迫使我顾不得一切，非见他不可!
我要让他知道，当初我要打掉我们的孩子时，是多么难过，多么困难，我们两人明明是准备结婚的。而且后来听说他是在美国受审查，大祸临头了，我又有多么后悔。当然现在这个后悔、难过、哭都没用了，事已至此，孩子已经没有了。可是他遇到了这种情况，我呆在旁边，却束手无策，对他毫无帮助，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情!我对他别无所求，当年他曾留给我700美金买结婚家具，我一听说他出了事，怕他要用钱，马上原封不动找人还给了他。可以说，在我的生活中，除了排戏之外，脑子里想的都是他。所以这次我非见他一面不可，关于他的所有事情我都是听别人说的，我要亲耳听他自己告诉我真情。我们的情感，外人是没有办法破坏掉的，只有我们自己才能亲手毁掉。
可是我不知道，谢伟思在新西兰的时候，是一边工作，一边接受审查的。为什么F不让我去见他，就是他们已经嗅到了“白色恐怖”的火药味。所以1949年夏末，我从纽海文(New Heaven)赶到华盛顿和谢伟思见面时，他让我住到了女青年会(只招待女性旅客住宿的旅馆)。因为人家已经审查到我了，怀疑我是中共、甚至苏联间谍。但我仍不知情。谢伟思见到我后也没说什么，呆了一会儿，他就带我出来，去他一个朋友家。路上，我从路人冷漠、异样的目光中就感到他是不自由的了。
到了他的朋友家，他对我说：“You are survived．I’m survived too．(你幸存了，我也幸存了)，《白皮书》你大概看到了，也证明了(意思是证明了美国应该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态度，他以往的意见是正确的)。”他说的“幸存”，对我来说，大概是指我已经过了很多关口，也有了自己的孩子，现在要去欧洲演出，过得还是不错的。对他呢，可能是说他现在从新西兰回来了，暂时有一个间歇的时候，案子虽然还没有完全解决，但对他恐怕不会还像过去那个样子吧?——他那个时候还不知道“白色恐怖”还在后面，还有更大的灾难在 等待着他。
他的脸庞很憔悴，像是变了一个人。我们都谈了别后相互的经历，说着说着，从前那个时候的他又回来了。这一次，我才知道他第一次回华盛顿的时候，一下飞机就被戴上了手铐。但谈到自己被捕入狱，换上囚衣，戴上手铐时，谢伟思像个孩子似地呜呜哭了，我的眼泪也止不住地默默流淌。他告诉我：“我出事后，一直担心国民党会不会对你有什么不利，后来知道你一直在演戏，也就放心了。”
这一次我告诉了他：“我女儿的父亲是韩恩，她是在我想忘记你而不能的情况下有的。我和韩恩在一起的时间不长，到现在他也不知道我有了这个孩子。我一直想把她当做你的孩子来抚养，这件事情我也告诉了我们的朋友安娜李。”我告诉他：“我当时很难理解，你怎么会有了第三个孩子。你的夫人从西岸赶来看你，也很不容易吧?”他说：“没有爱也可以有孩子的。”当谈到我们失去的孩子时，两个人不禁抱头痛哭，仿佛回到了过去相濡以沫的日子，隔阂没有了，不能自已。这时坐在一旁的他的朋友，拿起了电话，说：“我们很好。”我立刻感觉到，这是在暗示谢伟思，要他收敛对我的感情。
我准备离去，谢伟思最后对我说：“中国我还是要去的，希望你等我10年。”
我心想：别说是10年，20年我都会等你。可是，这样做对你的处境好吗?停了一会儿，我违心地说：“我不等你，希望你能够集中精力地解决自己的问题。”说这句话时，我真是肝肠寸断，心都在滴血!
我要走了，当回想到来路上那一双双“眼睛”，想到他为什么让我住在女青年会时，我明白了他是不自由的。于是我站起来，告诉他：“我走了，我不要你送我，我自己能走。”他目送着我离开。
下楼时，我看见他朋友的太太进门了，原本想和她打个招呼，但她一看见我，就好像见到一个麻风病人似的，躲着我转着弯上了楼。这时，我更觉得我不让他送我是对的。
这次见到谢伟思，至少我去见他的目的达到了：他没有辜负我，还是爱我的。是因为外力，使得他是这么一个状况。以后，我们见面后的一席话，总是不停地在我脑海里盘旋，都使我想起他对我的爱，对我的好，对我的体贴和思念，使我感觉我们就像从来没有分开过一样，天涯咫尺，一直如此。以后的30多年我始终是一个人。
从50年代起，我跟谢伟思有20年没法子通信。1972年中美恢复关系时，通过美国联络处的关系(那时候还不叫大使馆)，谢伟思又来到了中国。我虽然知道了这个消息，但没有权利去问，更别说去见他。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他什么时候来过我是通过报纸知道的，也知道总理接见过他。到了第四次，他在来中国之前，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我要见你，我不明白为什么78年了我还不能见你。因为我72年的时候来，75年的时候来，他们拒绝给我关于你的消息，我明白。但是78年了(意思是“四人帮”都已被打倒了)还不让我见你，我就不明白了。原来说根本不知道你这个人，现在说你在北京，但在那儿呢?不知道(实际上当时我正在拍《蔡文姬》的影片)。我见到这封信的时候总理已经不在了，我就写了一封信给邓大姐。
这封信我写得很恳切。我说：您跟总理都知道我和谢伟思的关系，我们过去相爱过，可是我们不相属。现在呢，他，甚至他的爱人跟我只是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关系。中美都建交了，我们也应该见面了，这一次我一定要见他。写这封信，希望您能帮助我实现这个愿望。
这一封信，我请赵炜同志转交给了邓大姐。邓大姐很快作了批示，等谢伟思到了北京后，北京人艺不仅请他吃饭、送给他一些关于我的剧照，在吃完饭后还请他去参观了我们的后台。为此，周汀曾写了一篇文章，说谢伟思和我“鸳梦重温”了什么的。这怎么可能呢?我是这样一个人，我是怎么说的，就要怎么做。我既然答应了邓大姐，那么从那以后，一直到谢伟思去世，我都和他保持了这样一个关系——友谊，永恒的友谊。过去了的就让它永远过去。
假如有人因此要说我是一个“强者”的话，我觉得我之所以能够坚强起来，真正能够正确对待这件事情，是在新中国、新社会受到了教育，有了正确的人生观，知道如何辩证地看问题，如何去做人。以后我跟他的关系，就是按照我曾经对邓大姐的承诺——“友谊”。所以我对得起邓大姐对我的信任，也对得起他的妻子，对得起他；我们的友谊可以一直维持到最后，是真正的朋友。事实也是如此。
谢伟思的案子在美国经过20多年的审查之后，终于得以彻底平反，他后来写了本书《The Lost Chances in China》，把自己在中国所见所感，所做的事情很忠实地写出来。在书的首页，他有这样一句话：NO legacy is so rich as honesty．——Shake speare(没有比忠诚更宝贵的财产了——莎士比亚)。而我认识的这个人，正是一个忠诚、正直、有良心的美国公民。
(责任编辑 谢文雄)
我和谢伟思第一次见面，是在公共汽车上。那天，我乘车去一个法国老先生那里，教他学中文。车上人不多，我—个人坐在那里，看报纸。忽然有人读出了报上一篇文章的标题：《铁石心肠》。我一回头，是个外国人。我没理睬他，心中却有些奇怪，怎么这个外国人中文说得这么好?
过了些日子，我在两路口车站等车，一边看着手中的书。一会儿，有个人走过来站在了我旁边。我扭头一看，竟然是上次我在车上遇到的那个外国人。我没有理他，仍低头看书。一不小心，书中夹着的一张相片滑落到地上。这个外国人立刻帮我捡了起来，交还给我。我对他说了声“谢谢!”车来了，我上车走了，心中还在想：怪事!真巧，遇到了这个外国人两次。
大概又过了两个月，我在公共汽车上第三次遇到了他。这天他穿着短裤、衬衫，手里抱着一大摞书，站在那里。我想这又是碰巧了，仍没有理他。等我下车时，他跟着我就下来了。走了一段路，他就开口了：“我很想知道你叫什么，你贵姓啊？很想再见到你。”我很奇怪，感觉他不像一般的登徒子，如果他是，第一次见到我他就会和我搭讪。我说：“我又不认识你，你为什么要再见到我，又为什么要知道我的名字啊?”他回答：“我已经为了你坐这个车好几趟了。我就不能不问你了。”我回绝了他，说：“你不必要知道我的名字，我不认识你。”还往前走。他说：“小姐，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想和你做个朋友，想知道你的名字。你看我这一大堆书，我还得坐车回去呢。”看他这个样子，我笑了，对他说：“那你就去看戏吧。”“在哪儿?”“银社(我们当时正在这里演出阳翰笙的《两面人》)。”当时是1944年5月。
第二天幕间休息时，剧务拿进来一张卡片，上面有两行英文：“I’m the guy you met on the bus．I wish to see you after the show．(我就是你在公共汽车上见过的那个人。我希望演出结束后能见到你。)”落款是“Jack(他的乳名)”。我把卡片反过来，上面印着“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等字样。我想想他有正当工作，不像是随随便便的人，又这么执着一定要认识我，就见他吧。
演出结束以后，我们来到了银社斜对面一个汤圆店吃醪糟汤圆。两个人一谈起来，好像恨不得把自己的一切都讲给对方听，毫无顾忌。这才发现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当谈到了自己的工作，他告诉我他是哪儿的，他原来曾是史迪威将军的秘书，后来因为将军回国了就来到大使馆。他只说了这些，我也没有多问。
这个人给我的印象是很不错的，很正派，谈起话来也很有礼貌。
之后我们就常常见面。当时我母亲住在邮政局巷，有时我会和他在巷子外面的一间咖啡店见面。后来我们也没在公共汽车上遇到过，他有车，偶尔会开车接我到别的地方喝咖啡，吃饭，参加晚会。这时我们谈得更多了。
有一天，他请我吃饭。那天他穿着西装，很整齐。他对我说：“过一段时间我要离开这儿，到印度去一趟，你要不要什么东西，我可以给你买?”我说：“我什么都不需要。”他说：“那丝袜呢?”我说：“我也不需要。”他说：“没有看见一个女孩子不喜欢丝袜的。”我说：“我就是不要，我有，不需要。”我们的感情正在越来越浓的时候，他却要走，我的心中有的只是怅惘，怎么还会让他给我买什么东西呢?我告诉他：“我很快也要出去巡回演出了。”
不久，应剧专之邀，我去巡回演出《清宫外史》，一共有三站路。他问清楚了我每一站的地点，每天都写信给我。当时的交通还很不方便，他的信寄到江津，我已经到泸州了；寄到泸州，我又到了内江。结果他写了三封信都是在我们演出的最后一站内江收到的，有厚厚的一大叠。
信中，他恨不得把他每天的生活全都说给我听。他说我是他爱的人，希望我能分享他的生活。当然，他从来不会和我谈工作，公事和私事他分得特别清楚。他还说，有时候他开会开累了、开烦了，就把我的相片放在办公桌上，面对着自己，这样一抬头就可以看见我，立刻疲劳也没有了，也不烦了，可以好好工作了……这些都是他实实在在的生活，告诉我这确实是他心里的感觉。看到这些信，我心里很甜。
从内江回来后，我立刻打电话找他，但电话没人接。我仍继续打，忽然一抬眼，发现窗户外面，Jack正在那儿站着，满眼的爱恋，痴痴地望着我。他的眼神，我一生都忘不掉。
我们像朋友一样交往了近两个月。他的家庭情况我都十分清楚，他结过婚，有两个孩子。直到后来我知道他的家庭生活很不幸，感觉自己对他的感情，不是“第三者”在破坏他的家庭，而是在抚慰一颗痛苦的灵魂时，我才真正把自己交给了他，让我们的生命融合在一起。
谢伟思离开了重庆。等他走了好几天了，F才告诉我，他去延安了，我说：“哦，我还有朋友在那儿呢。”所以我就给大化和骆文写了封信，请他转交。
去延安前，谢伟思让F转交给我700美金，让我准备我们结婚用的家具。他在延安给我写信时也谈到，他一定会尽快离婚，和我结婚。
两个多月后，他从延安回来了。可是到了重庆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很快就要回美国了，让我到他弟弟家去等他。我很纳闷，他为什么不回自己家，要在弟弟家见我?等见到他时，他的情绪有些异样。他说他第二天就要走，但很快就会回来。看他那么忙乱，我也没有多问。第二天一早他就走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有了孩子。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的好朋友F。F知道后很吃惊，先是暗示我，谢伟思的家庭问题似乎很难解决，这样有几天后，看我只当没有这回事，就郑重地对我说：“你是个好演员，在艺术上有很大前途，我们很爱你，我们也很爱我们的朋友谢伟思，他是个非常出色的外交官，很有才干，也很正直。可是美国在1935年有了法律规定，外交官是不能和外籍人员结婚的。”他这么苦口婆心地劝我，我却不为所动，对他说：“可是Jack告诉我，如果大使馆不允许他和我结合，他可以离开大使馆，当新闻记者，他本来就是学新闻的。”这时候我对他依旧充满了信心。
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他那里毫无音讯，我心像，更不明白里真的很着急了。不久，F告诉我，谢伟思和他的妻子已和好，而且妻子又怀孕了。我实在难以相信!就去问谢伟思的另一个好友埃德拉，他什么都没说，只点了点头。我一下子就懵了。这怎么会是真的呢?过去他对我那么爱、那么好，我们两个都一心一意爱着对方，我们的结合也是两厢情愿 的，怎么会有他的妻子和我同时怀孕这样的事出来?难道他过去对我所说的一切，对我的深情厚爱，都是假的?!那这个世界上我还能再相信谁呢?这件事我无法接受，也不能想信。
这个时候我实在太幼稚，一气之下，竟然同意了F的意见。他带着我到南岸去做的手术。那天接待我的是个女大夫，她知道了我孩子的父亲是谁后对我说：“你们两个的孩子一定是很聪明、很好的，如果你想留住他，我可以替你安排。”她向我承诺，自己不但可以承担一切的手术费，还可以让孩子受到很好的教育，这样我也可以安心地工作。可是事已至此，我已决定，还怎么去改变呢?尽管我心中有一千一万个舍不得，非常难过，还是把孩子拿掉了。
手术后，回到我的住处，屋里的一切都使我联想到谢伟思在时的生活，生离死别的感觉又一次涌上了心头。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十分消沉，拼命地工作，似乎除了工作以外，别的什么都不存在。
有一天，F向我透露，谢伟思正在很危险的境地。我想他可能是想安慰我不要太难过。当了解到谢伟思的处境以后，我非常痛悔自己的行为，但一切都已来不及了。
谢伟思再回到中国，是他离开近三个月以后的事了(他第一次回美国被审查了几个月，因为他的工作一切都很清楚，没问题，事情似乎解决了，让他再去中国、去延安，说这件事已经给赫尔利安排好了。所以他第二次来的时候，赫尔利在他们面前的态度跟以前是一样的。但是等赫尔利回国后，态度就发生了变化，他们观察组的六个人，也遭了殃。就是后来的SIX CASES，也就是“六人案”——作者注)。紧接着他第二次去了延安。这一次他只去了十几、二十天，就又被召回华盛顿了。临走之前，他找到了我。这时，无限的自责已经让我像个木头人。在我脑子里，除了我亲手把我们的孩子扼杀了这件事之外，没有其他的事情。尽管表面上我可以像朋友一样，客客气气地见他。可是我心里无时无刻都是在痛悔的。所以虽然他怎么不想离开，说：“我等了很久了要和你重聚。”但我总是无法释怀自己所做过的事情，心情惨淡。我的自尊更不允许我去问他发生过什么，便婉言拒绝了他，他只有默默离开。
我想我们之间也许已经完了。我要忘记谢伟思，千方百计要忘记他，我不停地找事做，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但怎么也忘不掉。就在我万分痛苦的时候，1945年秋，我遇到了韩恩(Williams Hanen)，一个美军少校。他英俊潇洒，仪表堂堂，当时有很多女人都围着他，他不知为什么却很喜欢我。说我是自暴自弃也好，说我是不检点也好，当时我对韩恩抱有一丝幻想，心想也许他可以使我忘掉谢伟思。但在一起几次之后，我知道根本不可能。他再漂亮，再帅，跟我没有共同语言。
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耶鲁的聘书。我之所以能到美国读书，是谢伟思和他的朋友F，找到他们原来的老师，帮助我得到了耶鲁大学的聘书。但我为什么要去美国，除了要留学深造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一个在我心底珍藏了很久的秘密——就是我一定要再见谢伟思一次。因为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我们两个人却始终没有机会沟通。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之间这么美好的一段爱情，会落下一个不明不白的结果?
这个秘密一直压在我的心底，没有跟任何人说起。后来我也告诉了耶鲁大学中文系主任乔治·肯尼迪夫妇，还有谢伟思，等我女儿长大了，我也跟她讲了事情的原委。
这样我就放下一切事情，忙着准备出国的事。我和韩恩从来没有想过两个人的将来，谁也没有谈起过。他想办法帮我找了一架从重庆到上海的美军运输飞机，使我顺利地来到了上海。正当我等着赴美的海轮时，发现自己又一次怀孕了。
我不想再打掉这个孩子。我已经失去了我和谢伟思的孩子，我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当做是谢伟思的孩子来抚养。这件事我没有隐瞒任何人，在去美国的路上，我对曹禺老师什么都说了，他还劝我不应该要，说：“孩子长大了怎么样还不知道呢，可是现在有一连串的问题。”但是我很固执，不肯听劝。到了美国后，我才知道谢伟思已经去了新西兰。见不到他，我就只能安下心来，学习、教书。后来虽然也联系到了他，和他有通信，但信上是不会说什么的，只是告诉了他我生了女儿。我苦苦等待着，总觉得会有一个见面的机会，让我能够弄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但从此以后，说是痛苦也好，淡淡的哀愁也好，这一生，它们就永远地陪伴着我，如影随形。
三年过去了。1949年，我预备到欧洲演出之前，得知谢伟思终于回美国了!我就跟F通信，说我要去见谢伟思。F回信苦苦劝告我：“你现在不能去见谢伟思。我的劝告我可以用人格来担保，是为了你跟他。”但我仍不能放弃，因为我已打定主意，这一次欧洲演出结束后，我是一定要回中国的；回去了还能不能再见到谢伟思，我不知道。他现在既然已回来了，这几年来我心中所有的疑惑、等待、煎熬就像熊熊燃烧的火焰，迫使我顾不得一切，非见他不可!
我要让他知道，当初我要打掉我们的孩子时，是多么难过，多么困难，我们两人明明是准备结婚的。而且后来听说他是在美国受审查，大祸临头了，我又有多么后悔。当然现在这个后悔、难过、哭都没用了，事已至此，孩子已经没有了。可是他遇到了这种情况，我呆在旁边，却束手无策，对他毫无帮助，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情!我对他别无所求，当年他曾留给我700美金买结婚家具，我一听说他出了事，怕他要用钱，马上原封不动找人还给了他。可以说，在我的生活中，除了排戏之外，脑子里想的都是他。所以这次我非见他一面不可，关于他的所有事情我都是听别人说的，我要亲耳听他自己告诉我真情。我们的情感，外人是没有办法破坏掉的，只有我们自己才能亲手毁掉。
可是我不知道，谢伟思在新西兰的时候，是一边工作，一边接受审查的。为什么F不让我去见他，就是他们已经嗅到了“白色恐怖”的火药味。所以1949年夏末，我从纽海文(New Heaven)赶到华盛顿和谢伟思见面时，他让我住到了女青年会(只招待女性旅客住宿的旅馆)。因为人家已经审查到我了，怀疑我是中共、甚至苏联间谍。但我仍不知情。谢伟思见到我后也没说什么，呆了一会儿，他就带我出来，去他一个朋友家。路上，我从路人冷漠、异样的目光中就感到他是不自由的了。
到了他的朋友家，他对我说：“You are survived．I’m survived too．(你幸存了，我也幸存了)，《白皮书》你大概看到了，也证明了(意思是证明了美国应该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态度，他以往的意见是正确的)。”他说的“幸存”，对我来说，大概是指我已经过了很多关口，也有了自己的孩子，现在要去欧洲演出，过得还是不错的。对他呢，可能是说他现在从新西兰回来了，暂时有一个间歇的时候，案子虽然还没有完全解决，但对他恐怕不会还像过去那个样子吧?——他那个时候还不知道“白色恐怖”还在后面，还有更大的灾难在 等待着他。
他的脸庞很憔悴，像是变了一个人。我们都谈了别后相互的经历，说着说着，从前那个时候的他又回来了。这一次，我才知道他第一次回华盛顿的时候，一下飞机就被戴上了手铐。但谈到自己被捕入狱，换上囚衣，戴上手铐时，谢伟思像个孩子似地呜呜哭了，我的眼泪也止不住地默默流淌。他告诉我：“我出事后，一直担心国民党会不会对你有什么不利，后来知道你一直在演戏，也就放心了。”
这一次我告诉了他：“我女儿的父亲是韩恩，她是在我想忘记你而不能的情况下有的。我和韩恩在一起的时间不长，到现在他也不知道我有了这个孩子。我一直想把她当做你的孩子来抚养，这件事情我也告诉了我们的朋友安娜李。”我告诉他：“我当时很难理解，你怎么会有了第三个孩子。你的夫人从西岸赶来看你，也很不容易吧?”他说：“没有爱也可以有孩子的。”当谈到我们失去的孩子时，两个人不禁抱头痛哭，仿佛回到了过去相濡以沫的日子，隔阂没有了，不能自已。这时坐在一旁的他的朋友，拿起了电话，说：“我们很好。”我立刻感觉到，这是在暗示谢伟思，要他收敛对我的感情。
我准备离去，谢伟思最后对我说：“中国我还是要去的，希望你等我10年。”
我心想：别说是10年，20年我都会等你。可是，这样做对你的处境好吗?停了一会儿，我违心地说：“我不等你，希望你能够集中精力地解决自己的问题。”说这句话时，我真是肝肠寸断，心都在滴血!
我要走了，当回想到来路上那一双双“眼睛”，想到他为什么让我住在女青年会时，我明白了他是不自由的。于是我站起来，告诉他：“我走了，我不要你送我，我自己能走。”他目送着我离开。
下楼时，我看见他朋友的太太进门了，原本想和她打个招呼，但她一看见我，就好像见到一个麻风病人似的，躲着我转着弯上了楼。这时，我更觉得我不让他送我是对的。
这次见到谢伟思，至少我去见他的目的达到了：他没有辜负我，还是爱我的。是因为外力，使得他是这么一个状况。以后，我们见面后的一席话，总是不停地在我脑海里盘旋，都使我想起他对我的爱，对我的好，对我的体贴和思念，使我感觉我们就像从来没有分开过一样，天涯咫尺，一直如此。以后的30多年我始终是一个人。
从50年代起，我跟谢伟思有20年没法子通信。1972年中美恢复关系时，通过美国联络处的关系(那时候还不叫大使馆)，谢伟思又来到了中国。我虽然知道了这个消息，但没有权利去问，更别说去见他。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他什么时候来过我是通过报纸知道的，也知道总理接见过他。到了第四次，他在来中国之前，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我要见你，我不明白为什么78年了我还不能见你。因为我72年的时候来，75年的时候来，他们拒绝给我关于你的消息，我明白。但是78年了(意思是“四人帮”都已被打倒了)还不让我见你，我就不明白了。原来说根本不知道你这个人，现在说你在北京，但在那儿呢?不知道(实际上当时我正在拍《蔡文姬》的影片)。我见到这封信的时候总理已经不在了，我就写了一封信给邓大姐。
这封信我写得很恳切。我说：您跟总理都知道我和谢伟思的关系，我们过去相爱过，可是我们不相属。现在呢，他，甚至他的爱人跟我只是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关系。中美都建交了，我们也应该见面了，这一次我一定要见他。写这封信，希望您能帮助我实现这个愿望。
这一封信，我请赵炜同志转交给了邓大姐。邓大姐很快作了批示，等谢伟思到了北京后，北京人艺不仅请他吃饭、送给他一些关于我的剧照，在吃完饭后还请他去参观了我们的后台。为此，周汀曾写了一篇文章，说谢伟思和我“鸳梦重温”了什么的。这怎么可能呢?我是这样一个人，我是怎么说的，就要怎么做。我既然答应了邓大姐，那么从那以后，一直到谢伟思去世，我都和他保持了这样一个关系——友谊，永恒的友谊。过去了的就让它永远过去。
假如有人因此要说我是一个“强者”的话，我觉得我之所以能够坚强起来，真正能够正确对待这件事情，是在新中国、新社会受到了教育，有了正确的人生观，知道如何辩证地看问题，如何去做人。以后我跟他的关系，就是按照我曾经对邓大姐的承诺——“友谊”。所以我对得起邓大姐对我的信任，也对得起他的妻子，对得起他；我们的友谊可以一直维持到最后，是真正的朋友。事实也是如此。
谢伟思的案子在美国经过20多年的审查之后，终于得以彻底平反，他后来写了本书《The Lost Chances in China》，把自己在中国所见所感，所做的事情很忠实地写出来。在书的首页，他有这样一句话：NO legacy is so rich as honesty．——Shake speare(没有比忠诚更宝贵的财产了——莎士比亚)。而我认识的这个人，正是一个忠诚、正直、有良心的美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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