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学的那个年代，流行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念，从老师到家长并不鼓励孩子们多读课外书，他们一致认为，与其看“无用”的“闲书”，不如多“啃”几个英语单词，多做几道数学题来得实际。我那时是个十来岁青头白脸的少年，面对索然无味的课本，为打发无聊的课堂时光，将小说摊放在膝盖上，从课前读到课后，从上学看到放学。看闲书能上瘾，在学校没读完的，回家接着“下回分解”。
　　我家的老屋是座两层多进的江南式大宅院，平日里一楼住人，二楼闲置，为了夜间不用瞒着父母打手电筒钻在被窝儿里偷偷看书，我将被褥搬上二楼，一个人霸占了空荡荡的整个楼层。听老人们说，老宅北面曾是一座荒废的古寺，还停过尸。夜黑风高的寒夜，西北风肆虐地呼啸，吹得没上栅栏的窗户嘎吱嘎吱作响。那时还没有空调暖气，寒气侵入骨髓不消说，子夜，我还经常能听到窗外怪鸟哀号，隐隐约约似有细微的脚步声在楼梯上下徘徊，那时方体会到什么叫“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至今想来，也不知自己哪来的勇气和胆量，大概是书籍的魅力战胜了心中的恐惧吧。
　　小时候家里经济不甚宽裕，工薪家庭为几个柴米油盐钱都要精打细算，哪来多余的钱给我买闲书？有一回，我期末考试得了年级第一，恰好父亲单位多发了一笔奖金，母亲许诺让我去新华书店自行挑选一套书籍。我拎了一个空米袋，千挑万选了半天，挑了一套三本厚实的精装版《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结完账将书塞入米袋，美滋滋地扛在肩上徒步回家，那心态大抵和农民工年底拿到辛苦了一年的血汗钱差不多。从新华书店到我家有十几里路，邻居阿姨下班骑车路过，见我稚嫩的肩膀上扛着一个大米袋，好奇地问：“你扛的什么？”我充满豪气地吼了声：“书！”回到家中，我累得瘫坐在藤椅上半天起不来，而扛书的那个肩膀酸痛得足足半个月没能抬起来。
　　我翻完了自家藏书，就去学校图书馆借书看。我曾觊觎图书馆顶层书架上二月河的《康熙大帝》，被馆员告知这套书只有教师才能借阅，怏怏而归；我曾软磨硬泡地缠着在大学当教师的堂叔给我借几本金庸的武侠小说，他拿了一套《神雕侠侣》，欢喜得我竟然不舍得一口气看完；上了大学，我第一学年拿了一笔不菲的奖学金，便一口气跑到小书店买了五块钱一本盗版的《二月河帝王系列》和《金庸武侠全集》，方才过足了书瘾。
　　有道是远水不解近渴，每天走十余里路去市中心的新华书店看书显然不现实，好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街头巷尾开了不少私人书店，我迷醉于书架上一排排齐齐整整、散发着油墨味道的新书。每天吃过晚饭，饭碗一丢，跑去附近书店蹭书看，一待就是一两个小时，厚着脸皮光看不买。老板是个豁达之人，大概见这孩子模样周正、容貌清秀，从未给过我脸色看，只是嘱咐切莫折书角，别把书弄脏就行。站了个把小时，两腿开始发酸，换个姿势，蹲着看书相对而言舒服多了，可一旦站起身，两眼一黑，站都站不稳当。古时孙康映雪、宋濂抄书，终成一代大儒，我这点儿“苦”又算得了什么！记不得有多少个寒暑假我是在书店里度过的，从站到双腿发麻到蹲在地上看书，从中外小说到经史子集，林林总总读了不少书，快活得就像掉进米缸的老鼠。少年读书不带任何功利性，这段“无心插柳”却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我尝试着给报刊投稿，从地、市、省级报刊到人民日报，每年发表文章数百篇，或许，正是这些无用的闲书，使我完成了从读者到作者身份的转变。

　　书中没有掉下千钟粟，也没有赐给我一屋子金元宝，却让我有了一間属于自己的书房。那是一个朝南的阳光房，从国学典籍到国外名著，可谓应有尽有，我再也不用可怜巴巴地蹲在地上看书，也不用汗流浃背地扛书，只需点击鼠标，自有快递小哥亲自送书上门。至于读书的姿势，可惬意地坐在沙发上，也可任性地躺在床上，然而少年时那种如饥似渴的读书滋味，却时常在心里来回翻涌：课堂偷读、阁楼夜读、书店蹲读……古人云：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窥月”虽艰涩，却有着充沛的时间、精力、闲情，可以彻夜不眠读完一本好书，有道是年轻就是任性呀！